驷马桥 成都诗歌第一桥

成都北郊羊子山出土的“车马过桥”画像砖拓片

明代孙柚《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书影

驷马桥是成都的地标 甘霖 摄

汉代画像砖中的车马过桥

成都众多桥梁之中，驷马桥因其历史年代之悠久，文化形态之多样，思想影响之深远，无不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为之歌咏，其诗歌数量之多，堪称成都诗歌第一桥。其所包含的励志、爱情、送别、科举等内涵，成了后世诗歌戏剧创作的宝库。

励志之桥

最早记录司马相如在成都驷马桥题桥明誓的，是东晋史学家常璩，其《华阳国志·蜀志》说：“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乘高车驷马从桥上过，为什么就是天大的誓愿？这与汉代的乘舆制度有关。《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车马作为战备物资，在汉朝初年十分稀缺，皇帝的马车都是几匹花里胡哨的驽马，有的将相只能将就坐牛车。而随着“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车马就成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车马出行，富贵康宁”，而且只有官员才能乘坐马车，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行，因高祖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初往京城的布衣司马相如，雄心直指“诸侯驾四”。其志可嘉，可其路何难。因为汉景帝“不好辞赋”，他的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仅得到了一个武骑常侍的官职，类似于皇帝出行、狩猎时的随从护卫。他托病辞官，景帝死后，就灰溜溜地回到了成都老家。而这期间写的《子虚赋》，为他实现诺言埋下了伏笔。

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应好友之邀来到临邛，上演了“凤求凰”的爱情佳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其父卓王孙大怒，说：“女至无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但“相如涤器，文君当垆”，家财巨万的卓王孙老脸挂不住了，只好分些家财，让相如、文君在成都过上了安适的生活。

司马相如正快意享受和文君的生活，不想朝廷的第二次召唤来了。汉武帝读罢《子虚赋》，连声叫好，却又十分遗憾：“我与此人怎么不生在同一个时代啊！”伺候在旁的狗监杨得意是蜀郡人，他适时举荐，才有了武帝召见司马相如的这一幕。

司马相如作为皇家文学秘书之类的郎官，又平凡地过了数年。直到有一天，唐蒙在蜀郡事情办砸了，司马相如的官运终于有了转机。唐蒙想从巴蜀经夜郎包抄岭南的南越国。这一方案的关键是修筑道路。为赶工期，唐蒙横征暴敛，引起巴蜀民众惊恐，险些激成民变，酿成边患。武帝大怒，命熟悉西南各地民情的司马相如回成都问责唐蒙，安抚百姓。司马相如妙笔生花，拟就《谕巴蜀檄》，一方面说明唐蒙的不法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官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行动，积蓄已久的政治才智借这篇政论性文章喷薄而出，檄文一出，人心安定。武帝大喜，认为相如不仅是文章高手，更是治世能臣，对巴蜀事务也熟悉，封中郎将，为正使，持节处理西南诸事。

司马相如再次回蜀，身份是大汉帝国特命全权代表，怀揣着汉朝常设武职中的最高官衔“中郎将”的印信。使团仪仗前呼后拥，旌旗猎猎，声威赫赫，一路逶迤南来。朝廷拨“驿车”供使团使用，自然是“高车驷马”。因而今天驷马桥边上的一条路，就命名为高车路。

相如衣锦还乡，蜀地官员特意把升仙桥加宽为五丈五孔的大桥。太守以下官员，于城郊迎至升仙桥，身背弓矢，手拿小锣，于车前为其鸣锣开道。相如的泰山卓王孙，也邀约临邛的一帮富翁争相敬献美酒。相如端坐驷马高轩，推说皇命在身，不便相见。卓王孙求助于随行官员，相如才勉为其难全数收下。卓王孙叹道：“真没想到，司马长卿果然有今天啊！”于是把家财分给文君，份额与儿子相同。

至此，司马相如完成了“高车驷马”的人生誓言，他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经历也被川人引为骄傲。他风光通过的那座小桥，后来就叫“升迁桥”，又逐渐叫成“升仙桥”，南宋以后叫“驷马桥”。

科举之桥

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彩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道路，终究是一条不同时代常人走不通的不寻常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出身背景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驷马桥成为中国励志第一桥，是在隋唐以后，这与科举制度的兴起有莫大关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以血统论为代表的举荐制逐渐变为“唯才是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司马相如“高车驷马”的誓言，引发了一代代读书人的共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都希望“十年寒窗”后，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实现 “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

唐代最出色的两位诗人都曾以相如自比。“诗仙”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中，回忆唐玄宗派人迎接自己待诏翰林：“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赠张相镐》则称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而“诗圣”杜甫的《酬高使君相赠》也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

唐代，赋是进士试必须要考的一种文体，司马相如作为“辞赋之宗”，自然成为文人心目中的楷模。罗隐《投知书》：“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人？”黄滔《祭林先辈》：“君负相如之词赋，慕郄氏之科名。”都将相如与科举联系在一起。

隋唐以前，司马相如题桥的故事，在诗歌中还不曾体现。而自唐以降，历朝历代读书人到此，无不感慨万千，诗歌吟咏将故事演绎成了典故。诗人常用“题桥、题桥柱、题桥志”来自勉与共勉，这就成了一个表达立志求取功名的专用词汇。如杜甫：“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晚唐诗人许浑：“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而明朝文徵明《送钱元抑会试》云：“公车拟奏长杨赋，祖道先题驷马桥。”韩雍的《送南城贡士左赞再赴春闱》云：“太平桥上乡人众，望尔高车驷马回。”从诗题到诗句，都明确指出了驷马桥典故与科举考试的关系。

唐宋以后，中国大地上兴建起了许多为科举服务的建筑，比如文庙、贡院、书院、字库、文昌宫、魁星楼等，驷马桥本身不是科举的产物，但由于象征着积极进取精神，而被读书人反复吟诵。

戏剧之桥

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上，才子佳人戏很多，在以文人为主角的戏剧作品中，司马相如剧数量稳居前列。这不仅是由于司马相如的自身魅力，还与对封建婚姻观的反叛、因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有密切关系。穷苦文人从他身上看到功成名就的希望，因此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咏唱，同时借作品中实现心中的婚宦理想，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缺憾与不平。孙柚《琴心记》：“英雄困久，云翻雨覆君知否。荣华富贵天成就。官爵高，才名茂，鸾凤偶，人生美愿酬八九。”道出了作者对相如美满人生的艳羡。

司马相如壮志凌云，才华横溢又有爱情佳话，被后世诗人文士或引为异代知音，或视为人生偶像，发生在驷马桥的故事，经过时代的烘焙、文学的加工，浓缩为“司马题桥、题桥、题桥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励志上进的典故，大量存在于各种诗文中。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关于司马题桥的诗歌不下千首。历代司马相如剧，包括宋话本、明清杂剧和传奇，超过24种，将近半数散佚。而描写司马相如驷马桥上“题桥”这一情节的元明清戏剧就达十多部。驷马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

早在宋话本《风月瑞仙亭》中，就已经有驷马桥送别，文君叮嘱相如道：“此时已遂题桥志，莫负当垆涤器人！”到了明代，现存的相如文君戏有9种，如无名氏《汉相如献赋题桥》、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许潮《汉相如画锦归西蜀》、孙柚《琴心记》、叶献祖《琴心雅调》、陆济之《题桥记》、韩上桂《凌云记》、陈玉蟾《凤求凰》、袁于令《鹔鹴裘》。《汉相如献赋题桥》是现存的相如文君剧中最古老的，该戏不演相如其他事迹，只述相如“题桥”发誓及其仕途成功的经历，足可见作者对相如成功的向往。

送别之桥

送别是中国诗歌创作中很重要的母题，作品之多，堪称一绝。灞桥是唐代送别的第一桥，而在成都，知名的送别之桥有两座，一座是万里桥，一座就是驷马桥。

万里桥，在今成都市南锦江上。万里桥送别的典故，出自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于此设宴送别费祎使吴，故称“万里之行始于此”。万里桥是当时的水路送别之处，但后来随着成都水路交通的废弛，另一处陆路送别之地驷马桥的地位就更加凸显了。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驷马桥离城十里，不远不近，在此设宴饯行刚刚好。可见在常璩所处的东晋，驷马桥上的送别之俗已蔚然成风。

元朝诗人虞集《代祀西岳至成都作》云：“我到成都才十日，驷马桥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过家不留非我情。”虞集是仁寿人，亲友渡江送别他的地方，就在今成都城北的驷马桥。清人彭端淑有诗《驷马桥送开制军之伊犁》：“河梁送别欲魂消，翘首伊犁万里遥。正是秋风杨叶下，一行班马响萧萧。”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秋，因处置川西大小金川事务不力，四川总督开泰被朝廷革职，远谪伊犁。此时一般人恐避之不及，60多岁的锦江书院主讲彭端淑却无所畏惧，来到驷马桥亲自为开泰送行，并作诗道别，足见诗人的情感之真、胆量之大、胸怀之广。诗歌既直抒其情，又借景寓情，显得深沉有味。

对于驷马桥巨大的文化意义，著名文史专家谢桃坊曾说：古代至民国时期，从成都由陆路至关中和中原要经北门，驷马桥为必经之地，为成都之最重要门户，亦是确定成都地理位置的一个坐标。

刘小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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