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桥、八阵图、鸡公车……诸葛亮与成都的传说
成都武侯祠。
诸葛亮画像。
武侯祠内的诸葛亮塑像。
旧日的成都万里桥。
□ 林赶秋
“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这是明朝诗文大家宋濂所著的《送天台陈庭学序》中的描述。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成都留下了很多遗迹和传说，相传，诸葛亮送费祎出使吴国，别于锦江之上，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万里桥即由此得名。
后世的成都府署
由诸葛相府改造而成
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成都拥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为其仅有之私产。他的居所则捐给了公家，成了后世的政务机关——成都府署。江苏南通人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开卷第一条写道：“清成都府署，在城中玉带桥西，形势最为宏敞，汉武乡侯相府旧址也。自头门逶迤而入，越仪门而至大堂，中间甬道，较他署约长数倍。大堂下之月台，结构最古。东西桂树各一株，相传为武侯手植。老干纷披，叶作浓绿色，而不甚著花，或数年著花一次，不必定在秋间，而不拘定春夏，即寒冬亦许著花。著花不甚多，非若寻常秋桂，满树皆花。”相比由诸葛相府改造而成的成都府署，诸葛亮手植的桂树显然更让徐心余注目留情。
《蜀游闻见录》对成都府署的记述不够详细，贵州麻江人周询《蜀海丛谈》卷一《制度类上》“各府直隶厅州”条刚好可以补阙：“府署在正府街，相传即蜀汉时诸葛忠武故第之基址。大门外，中有‘古天府’三字横匾。左右两方，向外者，一书‘开诚心’，一书‘布公道’；向内者，一书‘集众思’，一书‘广忠益’。皆用武乡侯语也。署内有石狮二，相传亦汉物。”后二语源出诸葛亮《与群下教》：“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但前二者是《三国志》里的评语：“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并非诸葛亮的原话。关于那两头石狮，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见载于江苏昆山人汪堃《寄蜗残赘》卷七：“成都府署二堂内有石狮二，制作浑朴，高三尺许。人摸其头，则头痛；摸其身，则身痛。四旁以木围之，恐人不知而悮近之也。月明之夕，时见滚跃庭中，然不为人害。相传为蜀汉时物。”
古书上有诸葛亮在“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的说法，新津有诸葛亮曾在那里建炉炼铁的传闻。另外，诸葛亮还发明了可在艰险道路上畅行无碍的交通工具——“木牛流马”。“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蜀地“不与秦塞通人烟”。后来稍稍改善，也只是“天梯石栈相钩连”。走在栈道之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若要驮运货物安全自如地通过狭窄高危的栈道，非别出心裁不可，于是“木牛流马”就在诸葛亮的巧思下应运而生了。
诚如《事物纪原》所指出的：“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然而，“木牛流马”具体是什么样子呢？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过一大段“作木牛流马法”，收录于当时的《诸葛亮集》中。后来《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把这种运输工具夸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木牛流马皆不饮食，可以昼夜自动转运不绝，搬运粮米甚为便利。倒是宋人有疑古精神，总将“木牛流马”与现实里的寻常物件相挂钩。或云：“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或云：“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这种独推车，川西一带普遍叫做“鸡公车”。
老成都李劼人曾在小说中描写辛亥革命前后、成都驷马桥至天回镇的那段川陕大道：“路是如此平坦，但不知从什么时代起，用四匹马拉的高车，竟在四川全境绝了迹，到现在只遗留下一种二把手从后面推着走的独轮小车”，此即“鸡公车”，亦可唤作“二把手”。
不过问题来了，《诸葛亮集》所录“作木牛流马法”相当繁复，与独轮车的形制绝不相类，而独轮车汉时即已大量出现，不会晚到三国之际才被发明出来，驷马桥附近的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过一块“骈车画像砖”，其右下角即有人推独轮小车之形象。史上名副其实的“木牛流马”究竟如何奇妙，它与“鸡公车”到底有无瓜葛，恐怕一时半会是难以厘清的。
四川和重庆
留存有八阵图遗迹
旧时成都，环城为桥者四：北曰“驷马”，南曰“万里”，东曰“濯锦”，西曰“浣花”，名字皆古雅可诵。
相传，诸葛亮送费祎出使吴国，别于锦江之上，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万里桥由此得名。费祎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或云，“万里之行，始于此矣”是诸葛亮的话。又有人认为诸葛亮送的是吴使张温，临别时，诸葛亮说了一句：“此水下至扬州万里。”于是，桥名万里。岑参《万里桥》诗云：“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即化用了这个典故。总之，万里桥的得名与诸葛亮有关，与吴人也有干系。所以，范成大《吴船录》开篇即云：“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
唐大历元年（766年），岑参从长安赴嘉州任刺史，曾短暂经停成都。除了跟荆州的小老乡、小粉丝戎昱会面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游览成都的名胜。杜甫写过一组诗，共五首，可以统称为“夔州古迹咏怀”。而岑参变本加厉，写下了一组十首“成都古迹咏怀”。不约而同的是，二人皆提到了诸葛亮。“成都古迹咏怀”之一题为《先主武侯庙》，其诗云：“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鱼水情深的君臣早已骨枯魂散，但他们的英名则贯穿千岁、流传至今。唐时，先主武侯庙在成都府成都县之南，其前殿祀三国蜀先主刘备，后殿祀三国蜀武乡侯诸葛亮，此即杜甫所谓“先主武侯同閟宫”。庙前有老柏，黛色参天；庙后有古墓，巍然如山。“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四句，简而言之，就是杜甫所谓“君臣已与时际会”的意思。
因附会《三国志·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一句，后世多地皆有所谓“孔明八阵图”遗迹，其中四川和重庆即有牟弥与夔州两处。牟弥，即新都县北之牟弥镇（今成都市青白江区）。镇内的八阵图，被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称为“新都牟弥镇陆阵图”或“牟弥镇石堆”。他在《广志绎》一书中这样描述：“牟弥镇石堆，云一百二十八藂，乃石卵叠成。土人云，尝为人取去，其堆不减，种艺者犁平之后，藂亦然。此神其说，不可知。然遗踪至今千余年，不可谓无神鬼呵护者。余亦取一石置舆中。”这石阵太神奇了，给“有石癖”的王士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仔细参观完牟弥镇八阵图，王士性特意从石堆中拣出一块放入车舆，一直带到了成都城内。他深深相信，这就是诸葛亮当年留下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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