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古蜀文明衰落复兴
金冠带、铜人、遗址、玉器，从三星堆到金沙一脉相承——
金沙出土的商周铜鸟。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网站 
金沙出土的商周大金面具。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网站 
金沙出土的商周玉贝。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网站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三星伴月”所指的三个土堆，原来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这个古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有着高大城墙的古代都城。
20年前，在成都市区西北金沙村，另一个尘封的地下宝库被悄然打开。5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面积里，遍布着人类居住活动的痕迹。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遗物的等级分析，金沙遗址极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古蜀王国的衰落和再次兴起。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
相似
金沙的金冠带和三星堆金杖上的图像极其相似。两者图像都由人头、箭、鸟、鱼组成，在图案组合、造型、表达内容甚至细部刻划上，几乎完全相同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金沙小立人像，基本造型和神态相似，同样双拳中空，似乎手握一件物品，神情肃然，好似正在主持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脸形也大致类似，都为方颐，耳垂皆有穿孔
从城址方位和功能分区来看，两座遗址继承了相同的方位系统，无论是城墙、房屋、祭祀高台、祭祀坑还是墓葬，均为西北东南走向
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玉质礼器。三星堆玉器开创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金沙玉器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精美玉器 留下哪些谜题待解？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出土了很多玉器，三星堆遗址大多出土于祭祀坑，金沙玉器也基本都出土于大型祭祀活动区中。三星堆和金沙的玉器有哪些谜题？
色泽为何不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部分玉器经过检测，结果显示大部分为透闪石软玉，还有一部分蛇纹石玉、汉白玉、透辉石玉等。因在埋葬前都经过火烧，表皮色泽有较多杂斑，故多呈现大量沁蚀现象，内部色以灰白色为主。
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由于选料广泛且内部结构比较疏松，多孔隙，再加之埋藏于潮湿偏酸性的土壤环境，以及与青铜器等埋藏在一起，使得玉器受到外来金属离子及有机物的吸附影响，玉器表面呈现出黄、绿、红、紫、蓝、褐、黑等鲜艳缤纷的色泽。
产地是否一样？
三星堆和金沙有共同的玉料产地吗？他们是如何组织运输、流转？两地的玉器加工作坊又在哪里？三星堆与金沙的玉器面貌并不完全相同，但与其他文化玉器相比，三星堆与金沙的单件玉器上往往呈现多种色彩，这种现象可能与玉料本身有关。考虑到古人就近取材的传统，三星堆人和金沙人的部分玉料有可能来自同一产地。目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都有玉器的半成品及未经加工的玉料出土，说明两地应该都有自己的加工作坊，但涉及玉器作坊的具体位置以及玉器的运输和流转，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玉琮从何而来？
金沙遗址目前在祭祀区出土27件玉琮，其中青玉十节玉琮，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造型纹饰特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物。而典型的良渚式玉琮跨越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经过几千公里的遥远路途和辗转流离，最后停留在金沙。至于流传的线路，以及传播的方式，以何为中介等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相似器物 金沙和三星堆有何联系？
金沙和三星堆有着同样的神权价值符号和信仰体系，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政权、王权与神权的兴衰更替与中心的转移
2001年2月8日，成都西郊一处建筑工地，考古工作者看到象牙、玉璧、玉璋、石跪人等器物残件，立刻警觉起来。当时，成都平原只有三星堆有玉器出土，专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两者的关联。随着更多的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等文物出土，人们发现类似于三星堆遗址的器物越来越多。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说，金冠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件。
3月4日，金冠带从已回填的夯土中挖出，考古工作者发现它和三星堆金杖上的图像极其相似，“两者的图像都由人头、箭、鸟、鱼组成，在图案组合、造型、表达内容甚至细部刻划上，都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仔细观察两件文物，可以发现其图案都讲究对称性，只是在排列形式上稍有不同：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为双列竖向排列，人头刻划在其上端；而金沙金冠带上的图案是单列横向排列，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整个图案都是以正前方的人头像为中心。两者都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
这些相似的图像代表什么？有学者认为，图案中的鸟和鱼，可能反映了当时古蜀王国中的图腾遗俗，古史中的鱼凫、杜宇、开明等古蜀王朝很可能都是崇奉鱼鸟的，可以推测这个图案可能与古蜀国传说中的“鱼凫”王朝有联系。
“到目前为止，这个组合图案只见于金冠带和金杖。”王方说，毫无疑问，这两件金器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同时也标示着，金沙与三星堆统治者在族属上的同一性或连续性。
另一对颇受关注的文物，是一大一小的青铜立人。三十多年前，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残骸中，专家们将拦腰砸断的一尊人像捡出修复。几年之后，一尊高达1米8（加上高台通高2米62）的青铜大立人重新站了起来，成为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而金沙出土的小立人像，体态矮小，人物高度仅14.6厘米。这两个铜人的基本造型和神态相似，同样双拳中空，似乎手握一件物品，神情肃然地站在高高的地方，好似正在主持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他们的脸形也大致类似，都为方颐，耳垂皆有穿孔。
仔细观察，两者之间又有许多差别。最明显的差别是，三星堆大立人高大挺拔，头戴高冠，大眼直鼻，身着窄袖与半臂式三层衣；金沙小立人体态矮小，橄榄形大眼圆睁，嘴如梭形，微微张开，头戴圆涡形冠，服饰则为单层中长服。
此外，三星堆大铜立人发型为笄发，头上梳扎发髻并用发笄将其固定；金沙小立人发型则为辫发，脑后拖着三股辫发组成的长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曾对青铜人像发饰做过分析，他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辫发代表掌握行政权力或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笄发代表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而到了金沙遗址，青铜人像只见辫发。
孙华认为，这种变化或许解释了三星堆王国的衰落。在三星堆晚期，掌握世俗和神职两大事务的族群，可能出现了权力分配失衡的现象。受到排挤的辫发族群为维护其地位，通过在行政、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资源，引入盟军战胜对手。最终，三星堆古城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被毁。在内部冲突结束后，获胜的辫发族群不得不转移到成都金沙等地。
从这些文物的相似和不同可以看出，金沙和三星堆有着同样的神权价值符号和信仰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政权、王权与神权的兴衰更替与中心的转移。
文化承袭 两个中心有何异同？
随着三星堆新发现“再醒惊天下”，更多国宝重器的出土，必将会对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的发展演变带来新的认识
从城址方位和功能分区来看，两座遗址的空间布局也十分相似。王方说，三星堆和金沙继承了相同的方位系统，无论是城墙、房屋、祭祀高台、祭祀坑还是墓葬，均为西北东南走向。这一系统不仅源自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山势、水系走向保持一致，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日照，也是古蜀人认识和顺应大自然的体现。
从城内功能分区来看，三星堆遗址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和墓地，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壕沟，是一座兼具政治、宗教和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市。金沙遗址也有相似的功能分区，发现了大型建筑区、大型生活居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场和集中墓地等。
金沙遗址发现20年来，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里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不过，三星堆约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建有城垣，还有7道城墙，但金沙遗址迄今并未发现城墙和壕沟。对此，王方认为，“这可能代表了成都平原都邑性聚落不同的发展路径。”也许金沙时代对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需求降低，也可能因为金沙遗址在汉代以后就变为农田，又位于成都市区，因此已有的城墙已被破坏或消失。
此外，金沙与三星堆城市布局及功能虽有延续，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王方说，“从种种迹象看，它们主体文化明显有前后延续的物证可循，因此，我们还是倾向于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文化承袭与发展关系。”
根据考古分析，金沙遗址最早的遗存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乎和三星堆遗址作为都邑的时代同时，但金沙遗址物质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仍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在此期间，金沙在深受三星堆影响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比较明显的是，两处遗址均出土了石虎、石跪坐人像、石蛇等石雕，雕刻手法和造型比较相似。但相较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造型器物制作相对简单，工艺技法也较粗糙。
王方说，可以看出，金沙时期继承和沿袭了三星堆石雕的象征意义、艺术风格和造型特点，但制作却更加精致，体现了工艺技术的发展。
此外，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玉质礼器，如玉璋、玉戈、玉琮、玉凿等，都是用于古蜀国重要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礼仪性用品，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和神性色彩。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能够看到古蜀人继续开拓和创新的痕迹。
其中，玉椭圆形饰、玉梯形槽形器、玉镂空饰件、玉镯、多边形器、瓶形器等，都是金沙的特色器物，不见于三星堆和少见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还有一些玉器在三星堆文化中较少，在金沙遗址中却非常盛行，如玉钺、凹刃玉凿等。在制作工艺上，金沙时期的工艺技法也明显更精湛细腻，在继承自三星堆的工艺的基础上，再续发展了圆雕技法及阳刻技法等新工艺。
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考古发掘让古蜀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在解决历史疑问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王方说，随着三星堆新发现“再醒惊天下”，更多国宝重器的出土，必将会对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的发展演变带来新的认识。（资料整理自金沙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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