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意趣 ■杨舟平

西北信息报 2021-03-19 09:08 大字

《大秦赋》热播,网友褒扬、吐槽不一。其实,封建专制集权下,威权管控、愚民政策是封建君主操控天下的惯用手段。相比之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王朝,倒是一个相对开朗的朝代,是读书人气畅神往的时代。

台湾学者蒋勋说:“在我国,古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宋朝比民富比民乐。宋朝是真正的国弱民强,国穷民富的朝代。”宋真宗宰相王旦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明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老百姓有钱了,文人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宋代文人腰包鼓了以后怎么生活?是极力崇拜权力,贪婪追求物质享受,还是追求品位生活之意趣?

毋庸置疑,在宋代文人眼里比权力财富更重要的是品质,是意趣,是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考古学者徐天进说:“你只有静下心来,做你所喜欢的事,这事大家可能认为是件无聊的事。但你无聊的事情做得越多,你就越像个人。”此处“无聊”指寄情山水、抚琴作画、饮酒作诗、围炉赏雪等个人爱好与精神享受,是追求个人存在价值的慢生活。

我们从这常人眼中的“无聊”之事上,恰恰看出宋代文人的种种品位与风骨。

文化自信。封建时代,人们普遍崇尚皇权、崇拜英雄,但宋代文人家里既不挂皇帝像,也不挂英雄像,而挂自己的像。在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画中,一宋代文人坐于家中榻上,手执书卷,书童倒茶,身后屏风画里有沙洲、芦苇、鸳鸯、大雁,而屏风画上赫然挂着主人自画像。可见主人崇尚自然,重视人的存在与自我价值体现。

生活悠闲滋润。宋代文人绝不为升官发财蝇营狗苟,相反,在主业之外喜好喝茶饮酒、书法绘画、游山玩水、诗词歌赋等。如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东坡等大咖,都不贪婪权力财富,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善于营造活着的趣味,观花赏雪,琴棋书画,享受生活之美,追寻活着的意趣和生命的尊严。

茶文化鼎盛。宋朝文人喜欢精美的茶盏,当时吉州窑出品的黑盏造型简洁内敛,温润光亮,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无与伦比。当然,他们更喜欢饮茶,讲究茶道。

赏石盛行。苏东坡、米芾等赏石大家,对后世赏石文化发展有深远影响。李清照和赵明诚这一对文人伉俪,对古旧书画、碑文印章、金石古玩非常精通,成为金石方面的顶级专家。

坚持“和而不同”。宋代文人政见一致就相互支持,政见不一则各自保留。如王安石推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历数新政弊端,但王安石不听,司马光就请求外放。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担心他因强力推行新政而得罪权贵遭遇报复,竟抱病上书朝廷,坚称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为国家计,没有私心。朝廷遂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还有苏轼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但都人格高尚,坦诚相对。

对“士”宽容。名臣包拯据理力争,唾沫星子溅到皇帝脸上,宋仁宗也不发怒,擦擦继续听。四川有个老秀才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把写诗人绑缚京城。宋仁宗听后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做官,写一首诗泄愤,怎能治罪?不如给他个官。”即授老秀才司户参军。

懂得分享。苏轼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仕途顺达则“兼济苍生”,处事率真,吟诗作画,喝茶饮酒;遭贬不顺则乐于过一种非常简单的百姓生活,共享俭朴之美。

宋朝百姓相对富足,生活滋润;文人思想自由,懂得享受,是真正“慢生活”的老祖先,所以才诞生了艺术成就非凡的诗词歌赋、书画音乐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

当然,宋朝土地兼并,门荫制度泛滥,冗费开支浩大,国库空虚。士大夫文人俸禄高,这些俸禄都要从老百姓身上征收。但宋朝文人淡泊名利、追求品位生活确是历代少有的。

其实生活本来就可以走慢过,过得简单自在些,把自己的正当爱好发挥到极致,充分享受人生,像宋代文人那样,拥有生活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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