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
前面说过，赵王司马伦搅乱了“傻皇帝”和“丑皇后”的“幸福生活”，“八王之乱”第二阶段在四世纪初年（300年），即显示出了更浓的“血腥味”。在这个“乱局”中，聪明的太子司马遹死了，“丑皇后”贾南风被强行灌下“金屑酒”，“贾氏集团”也“灰飞烟灭”。张华为首的“台辅班子”被“集体砍头”，大批官员也被“砸了饭碗”，就连那个“全国首富”石崇，也与“最大帅哥”潘岳一起，被“夷灭三族”。到这时，司马伦那个“录尚书事”的梦想也就“水到渠成”。于是，司马伦再次伪造诏书“自封相国”。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个“首席谋士”孙秀不必说了，“跟着闹革命”的人都被封到大郡，掌握着“军政大权”。那个“赞助政变”的梁王司马肜被封为“太宰”，司马允也“分得一杯羹”：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护军。“中护军”这个职位很重要，曹魏时期，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要害职位”。
司马伦的“胜利”说明了孙秀的“成功”。这时，孙秀又给司马伦一个“天大的建议”：自己做皇帝。据说，司马伦的“野心”都是孙秀“鼓舞出来”的。两个先生都笃信“五斗米教”（道教），他们就用道教为司马伦称帝“大造舆论”。先在邙山建了一座司马懿的庙，然后谎称司马懿托梦“让司马伦称帝”。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顺应天命”，把“傻皇帝”司马衷废掉，软禁于金墉城，然后自立为帝。这也没什么，历史上“篡逆之事”也真不少。可笑的是，司马伦是司马炎的“皇叔”，是“傻皇帝”司马衷的“爷爷辈”。司马伦为了稳定政局，居然尊称“傻皇帝”司马衷为“太上皇”。我们知道，“太上皇”是汉高祖刘邦的“创造发明”，他尊称的“太上皇”是他的父亲刘太公。而司马伦尊称司马衷（侄孙）为“太上皇”，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笑话”。同时，司马伦也给了“首席谋士”孙秀“最大的回报”，让孙秀有了人生的“最大收获”：成为司马伦“相国之位”的“接班人”（中书令）。
这个“不知书、不省事”的司马伦称帝，成为司马懿众多儿子中的“独一份”。因此，“历史记录”也就有“连篇累牍”之势。更为可笑的是，为了笼络人心，司马伦大肆册封官员，甚至连赵王府的奴仆、杂役都得以“封官进爵”。据说，官帽上要用的貂尾不够，于是用狗尾来代替。《晋书·赵王伦传》载：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司马伦“皇帝的板凳”还没坐热，就又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话（狗尾续貂）。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说孙秀的“来龙去脉”。孙秀是吴大帝孙权的侄孙，作为“军官”服务于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据说，孙秀在东吴前线带兵“威略并重”，引起皇帝孙皓的猜忌。孙皓成为“末代皇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猜忌。连孙权喜欢的诸葛子瑜的儿子诸葛恪，也是因被孙皓的猜忌而“玩完的”。公元270年，孙皓派了五千兵力前往孙秀的驻地，扬言“打鹿充实皇家厨房”，其实就是要“收拾孙秀”。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孙秀是个“机灵鬼”。孙皓大军还未到，他就连夜带着家属和亲兵“投奔了晋朝”。当时，皇帝司马炎为了“灭吴大计”，决定厚待“远来之人”孙秀，更为表达“笼络之意”，搞了个“皇上赐婚”：把自己的表妹蒯氏嫁给了孙秀。
这个蒯氏妹子也“十分了得”（出生豪门），表哥是皇帝，爷爷是吏部尚书，老爸是南阳太守。《世说新语》还记载一件趣事：司马炎为孙秀“调解家庭矛盾”。大意是，孙秀的妻子蒯氏是个“醋坛子”，看到孙秀属意其她女人，就大骂孙秀为“貉子”。请注意，东吴人就忌恨被人骂作“貉子”。这是个“蔑称”，到了东晋，“貉子”变成了东吴本土人士对“衣冠南渡”的“蔑称”。听到蒯氏对自己这样的“骂声”，孙秀当然十分气愤，他坚持“惹不起、躲得起”，就不再回家（遂不复入）。后来，蒯氏有了“悔恨之意”，请皇帝司马炎“出面劝说”。时逢司马炎“大赦天下”，司马炎对孙秀说，我连天下的罪犯都原谅了，你还不能原谅蒯夫人吗？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司马炎给出个这么大的面子，孙秀也就只好“借梯下楼”（免冠而谢），于是这两口子又“夫妇如初”。
至于孙秀怎么跟赵王司马伦“搞到一起”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我的猜测是，孙秀看重司马伦的“皇叔身份”，主动投靠上去的。但是，作为司马伦的“首席谋士”，孙秀推着司马伦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在这个时候，很自然地形成了“伦秀体制”。对此，司马家的皇族们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个齐王司马迥，曾经因“奉诏收后”（皇后贾南风）功高盖世，就非常不满司马伦的“篡逆之行”。前面说过，齐王司马迥娶的夫人是贾充第一个老婆李夫人的女儿，贾南风是他的“姨妹儿”。这次“奉命收后”，他也为自己的老婆“报了一箭之仇”。这个“仇”，就是贾南风不准“贾充与李夫人合葬”。当然，贾南风“已经作古”，李夫人才得以“与贾充合葬”。
还有那个骠骑将军司马允，从贾南风的“倒杨运动”开始，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跟孙秀一样“性沉毅”，他跟孙秀不一样的是，知道功成身退、低调生活。在“倒贾风暴”后，又被封赏到“红得发紫”的地步，他仍然不“多言多语”。直言直语，容易“惹火烧身”；沉默不语，则更容易引起“猜忌之心”。这时的司马伦、孙秀就对司马允“很不放心”，因为司马允不仅“开府仪同三司”，更重要的是司马允还“领中护军”。于是，采取“明升暗降”的惯用伎俩：转允（司马允）为太尉。用意是“外示恩宠，实夺兵权”。司马允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司马伦由“感恩戴德”到“势同水火”。因此，司马伦“废帝自立”引发“三王起义”：许昌的齐王司马迥，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而担当“先锋部队”首领就是司马允，带着先头部队直接围攻“相国府”。
说来也怪，都当皇帝了，司马伦还住在“相国府”。其实也不怪，司马伦“自封相国”时，就在“相国府”部署了上万人的“卫戍部队”，比杨骏那个“虎贲百人以自卫”的做法，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史书上说“死者十万”。对于战斗和战争，我是最不想细说的。但有两个细节我又不得不说。一是司马允围攻“相国府”，也是“箭如雨下”，司马伦等只有把大树当做“盾牌”，“紧贴大树”避免伤亡。这时，司马伦手下的司马眭秘却来了个“拼死护主”（以身蔽伦），自己被“射成刺猬”，却让司马伦意外地“活了下来”。二是司马督护伏胤“将四百军士”且举着“白虎幡”去督战，可惜司马伦儿子司马虔代表父亲司马伦说了一句话：富贵与共！伏胤马上被“收买”，直奔司马允的大营，把下车接旨的司马允“一刀砍死”，还把司马允的两个儿子“一并砍杀”。风向急转直下，小人改变“历史风向”，在西晋时常有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打垮“三王起义”的风头。最终，司马伦被“三王联军”打垮，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据说，司马伦喝下金屑酒，以发覆面（无脸见先帝），连说“孙秀误我”！是的，司马伦不投入“八王之乱”，他肯定还活得好好的。当然，孙秀的生命也在这时“画上了句号”。
史载，公元301年四月，齐王司马迥在金墉城毒杀了刚刚称帝的司马伦后，迎接“傻皇帝”司马衷复位，改元“永宁”。司马迥担任“大司马”，主理朝政。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封官进爵”，各自拥兵自重。但是，历史的走向不以“傻皇帝”的意志为转移。改元“永宁”后，一点也没有“宁静的感觉”。司马迥独揽大权后“不可一世”，因为对“傻皇帝”有“复立之功”，根本没有把“傻皇帝”放在眼里（没有臣下之礼），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而且，现在的司马迥也提前过起了“皇帝的生活”，虽不像司马炎那样“由羊来决定夜生活”，但“沉迷女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炎，于是政事荒废。“三王起义”的其他两王“愤愤不平”，连复位不久的“傻皇帝”心中也“不安逸”。
接下来，“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元302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在“傻皇帝”特使的“深情劝慰”下，激情上表（述司马迥罪状），决定“兵锋直指洛阳”，策动当时驻军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司马迥“闻讯而动”，派遣部将董艾攻袭司马乂。司马乂打出“奉天子”的旗号，结果也没有悬念，司马迥战败被杀，他的“跟班”两千多人也被“斩立决”并“夷灭三族”。于是，司马乂得以“独揽大权”。河间王司马颙本有“首义之功”，但被长沙王司马乂“抢占先机”，心中也有点儿不安逸。于是，对司马乂展开“斩首行动”，不知是“刺客无能”，还是“防备森严”，暗杀司马乂没有成功。又熬过一年，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合兵27万（颙军7万、颖军20万）奔袭首都洛阳。
“傻皇帝”这时也有了“政治敏感”，下诏司马乂为大都督，兴兵迎击“两王联军”。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双方各有胜负，但都没有“伤到元气”。公元304年初，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粮草缺乏、疲惫不堪，走了“特务路线”（勾结禁军将领），捕获了司马乂并交给河间王。结果，大权在握的司马乂被“火烤而死”。
司马乂变成了“烧烤”，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乘胜入朝”来“瓜分胜利果实”。司马颖“分得大瓜”：增封二十郡，官拜相国。司马颙官升“太宰”，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这种“三权分离”的格局，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哪知司马颙又出来“打破平衡”，建议“傻皇帝”废除皇太子司马覃，以司马颖为“皇太弟”。“傻皇帝”对司马颙的建议也“不过脑子”，居然“照单全收”。司马颖“专擅朝政”，引起了司马越的“极度不满”，一场战事又“箭在弦上”。（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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