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必须综合它们的历史来考虑
城市的生命
美国思想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有两部关于城市文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即《城市的文化》（1938年）和《历史的城市》（1961年）。重读芒福德的经典著作，发现他在许多城市问题上的前瞻性，可以引起我们对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模式的很多思考。他指出城市是有生命的，也有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他在半个世纪前所发现的城市弊病，对我们仍然有着警示作用，我们今天城市发展过程中仍然犯着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些伟大的学者早就发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尽可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呢？
现在人们的生活以城市为中心，但我们要问：这个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其实芒福德早就提出来过，城市应该是城市市民的城市，而且城市人要有尊严地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怎样才能享受城市的幸福生活呢？就是要回归城市的多元化、多样化和丰富的文化。但是在中国，城市是城市管理者的城市，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的中国城市是基于不同的地理、人文和环境发展起来的，城市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城市，能够看到不同的城市面貌、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但我们今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看到一个个城市越来越趋于雷同。无论是从城市的空间结构来讲，还是从城市的文化来讲，都是这样。比如城市里都有音乐喷泉，不管是杭州还是西安；城市都有广场，不管是大连还是重庆。原来由于地理、人文、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多元化、多样性现在消失了，甚至城市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呆板，千篇一律。
芒福德把希腊和罗马视为城市发展的两种模式，认为希腊这种以文化渊源著称的城市才是理想的城市，代表“美好生活”；雅典是“大脑文化”，先有城，后有城墙，文化是它的生命。与此相反，罗马却是掠夺性的，控制数百纳贡城镇，先筑城墙，后有城市。从希腊城市到罗马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倒退。罗马的城市是通过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外来输血发展起来的，不是依靠本身的生命动力。芒福德在《历史的城市》中对罗马城市进行了系统论述，不仅再现了希腊文明在罗马时代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也为我们研究当代大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罗马城市“死亡”的根源，就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各种共生关系的破坏，罗马城市在物质上的过度扩张，文化上的日益衰败，终因“精神实质的消失”而走向死亡。因此，一个城市无论怎样强大和富有，如果丧失了精神本质就会走向衰亡。不过可惜的是，近代大城市的发展大多是按照罗马城市这个道路来走的，虽然罗马城市本身消亡了，但这种模式却发展了。
芒福德指出城市就如一个有机体，为什么城市有生命？因为城市有文化，“文化是城市的血脉”。但我们把城市弄成了水泥的世界。几年前美国出了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的专著，书名就叫《钢筋水泥龙》，书中描绘中国的城市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毫无疑问其在最近二三十年用了世界上最多的建筑材料。他认为城市的生命并不在于有多大规模，居民有多少，经济力量有多大，而在于城市的文化内涵。都市化进程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芒福德看到，城市规模越大，就越拥挤。人们在上下班高峰时间花几十分钟以致几小时在路上，路途劳累，筋疲力尽；交通系统愈发达，人们在城市中行走的时间就越长，因为居住和工作场所越来越远；房屋越修越多，但普通居民的住宅越来越缺乏，因为源源不断的人进入大城市；大城市硬体建筑越高越多，个体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因为高楼把他们彼此隔离。
芒福德在《历史的城市》中提到，过去的城市有喷泉，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到处都看得到，那里就是人们社交的地方。犹如过去每个中国城市都有井，居民在那里取水，在那里洗菜、洗衣服等，即使后来自来水发展起来了，像过去上海里弄、北京四合院、成都大杂院等，大家依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交往十分频繁。但现在高层建筑的发展，使邻里交流空间一步步失去了，人们之间越来越缺乏往来，哪怕你我住在同一个单元，甚至是门对门的邻居，住了多年也互不认识。但过去住在里弄，住大院，这种频繁交往的方式，就是文化，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城市的血脉，但是现在这个血脉被打断了。
此外，芒福德还提出了城市生态的概念。过去城市与乡村联系紧密，村庄、城堡、教堂、市场等，都是人们活动的场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协作，使得居民和城市空间的自然联系非常紧密。但现在城市却打断了这种联系，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彻底遗弃了城市的文化灵魂。同时，一个城市的水资源和排水系统犹如一个人的内循环一样，一旦出了问题，人就要生病。现在大城市基本上没有了地下水，就是因为钢筋水泥深打的地基完全把地下水脉割断了，更不要说深层地下水的污染问题了。一个城市除了供水系统，还必须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否则就是不健全的。我们都还记得几年前北京城许多地方被暴雨所淹的情况，通过那场暴雨，我们发现我们的大城市竟然是如此脆弱。
现代化和工业化破坏了城市的有机体，使有些城市开始走向死亡。芒福德提出城市发展的六个阶段，即“原始城市”（村落）、“城邦”（村落的集合）、“大城市”（重要城市的出现）、“大城市区”（衰落的开始）、“专制城市”（城市系统过度膨胀）和“死亡之城”（城市被废弃）。按照这个划分，中国现在超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第五个阶段。第六个阶段“死亡之城”有点危言耸听，芒福德是指古罗马经历战争和疾病而毁灭，中国城市应该不会按这个方向走向死亡，但可能以另外的方式走向衰落。例如，中国城市交通、供水、垃圾等问题可能使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有些城市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走向死亡，比如玉门，现在油田枯竭之后，人们大量离开这个城市，城市开始走向荒败。另外，现在不少中国城市是靠房地产发展起来的，一栋接一栋的高楼，虽然卖出去了，但一到晚上全部是黑的，没有社区生活，没有人气的城市，其实就是死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城”。
此外，现代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成为汽车的世界。由于汽车的增多，许多城市把原来的小街小巷拆除，让位于交通大道。资本对城市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郊区，二是破坏老城区。彻底破坏老的城市结构，就如芒福德所指出的：经济的扩张造成了城市的破坏和换新，结局就是大拆和大建，因此对城市的破坏就越来越剧烈。中国许多历史城市的老城完全被拆除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一旦城市被汽车主宰，那么人气就逐渐消失了。J.雅可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和生》一书中有一个关于波士顿北端的故事，那是一个贫民区，没有开发商的投资，但小孩在街上玩，犯罪率低，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波士顿最健康的社区。但大部分的美国城市的道路上没有人就像死城一样。实际上我在美国对此也有感触，有时候在一个城市的道路上开车看不到一个行人，虽然车流量很大。一个没有行人、没有人际交往的城区，就是机体出现了问题。而现在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不适合居住，过度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城市无限扩大，交通堵塞，房价飞涨，生态遭到破坏，空气受到污染。芒福德呼吁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一样的养育生命的功能，这真是振聋发聩之言。
当然，雅各布斯对大城市的态度不像芒福德那么悲观，她认为一个社区是否适合居住，关键在于对它进行怎样的改造和布局。也就是说这个社区或者街区需要合理的规划，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归根结底就在于城市要有多样性。她并不赞成所有城市和社区都盲目的去发展所谓的“花园城市”，指出美国城市中一些开辟了公园的地方，由于没有足够的人气，反而成为了城市的黑暗角落，增加了安全的隐患。
虽然我认为中国的城市与雅各布斯所看到的美国的城市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城市的特点就是人口密度高。在中国城市里，几乎看不到社区公园被开辟以后，由于没有人而成为犯罪的角落和社会隐患的现象。但是我十分赞同雅各布斯所强调的城市建设千万不要一刀切，一种思路，一个模式。对于老城区，一定要建立有生命力的街区，要合理规划街道以及合理布局商铺，避免那种城市只致力于修大广场、交通大道、大楼、停车场等大型设施，而忽视小商店、小街、小社区、步行街等适合居住的环境的建设。
雅各布斯非常重视这种居民日常生活的布局。她认为，并不一定要建造一个优美的环境才适合于居住，毕竟在一些老城区已经没有开辟绿化地和公园的空间，但是那些老城区的安静的小街，方便的小商店，可以坐在街沿边吃饭的小餐馆，喝咖啡的咖啡店，夜生活的酒吧，购书的书店，街上玩耍的小孩，等等，都使这个街区充满着生气。在这些街区里，哪怕半夜一个人独行，也不会感到不安全。沿街公寓、商铺的亮光，给路人一种舒适和温馨的感觉。就是万一街面上发生任何事情，一声呼叫可以让窗口伸出无数的脑袋，这比警察更能让行人有安全感。雅各布斯所主张的多样化和适合居住的社区，在日本的城市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2005年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了大半年的研究员，住在东京的白金台，典型的日本老社区，周围都是小街小巷。下了地铁，可以沿着小街一路慢慢走，沿途的小饭馆、居酒屋、小店铺、咖啡馆、花店等，都十分小巧雅致。那种温馨的感觉，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正是这样的街区，而不是那些高楼林立的繁华热闹的地区，在日本被认为是最适合于居住的社区。
雅各布斯所不断强调的多样性，正是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最缺乏的。我们喜欢大一统，整齐划一，一个街区的楼房外观和设计，都要一模一样。如果一个街区进行改造，全部的地区都要求“焕然一新”，不能容忍一些老街、老建筑的存在。有的城市还要求店铺的招牌也要统一，包括放置的位置、招牌的大小颜色都要由城市管理者来规定。甚至还出现了在农贸市场，城管用尺子去测量那些堆放的菜是否整齐、是否超出了界限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们把精力放在那些花样文章上，而不是考虑怎样设计合理舒适的街区和社区。城市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城市中，住在一个社区，在买早点、买菜、理发、买咖啡饮料、下馆子、吃夜宵、上银行办事、小孩上学时，都要走非常长的路，而且沿途都没有小商铺这样的设施，没办法步行逛街，必须开车、坐汽车或打出租车的话，那么这个社区在规划上就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些生活设施缺乏的街区和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社区生活服务的小生意、小店铺和其他服务设施会自动发展起来，为周围的居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他们没有被纳入原本的城市规划之中，便成为主政者的眼中钉、肉中刺。经常的情况是，我们的主政者还没有找到、甚至还没有考虑怎样解决这个街区的居民的刚性生活需求之前，这些设施便以种种借口被强行拆除，显然，这是城市管理者的过度执法。我们一定要警惕城市管理中的一阵风的、拍脑袋的行为，我们的城市规划者应该少做表面的文章，多考虑城市居民生活的日常生活需要，让他们的生活更方便和舒适。
城市的“拆”和“建”
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对腹地城市了解十分有限，同时，对其日常生活也知之甚少。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来进一步拓宽和深入我们对中国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以大众文化作为中心，来展示公共空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然而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在随后的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公共空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这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传统成都的生活是悠闲的，这种反现代性的时间感与生活的幸福感具有一种隐秘的正相关性。正如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对成都那种农耕社会缓慢的生活方式的感慨：“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当时主流话语是反传统，批评坐茶馆浪费时间，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惰性，因此他的这种立场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异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四川有关部门还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盆地意识，认为其妨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实际上这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的问题，拼搏是现代社会必须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很多自杀、精神焦虑问题都与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有关。过去我们总是批评散漫的生活方式，但不妨换一种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苦苦奋斗、事业成功的人士自然值得骄傲，但一介平民从从容容地过平淡生活不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
西方学者对我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反响是积极的，不过也有持保留态度的，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airs）上的一篇书评虽然指出：“在过去十年，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一些被忽视的问题的探索有了稳步发展。王笛对内陆省份四川成都的研究便是这个令人鼓舞的新趋势的最新成果之一。本书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力图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去揭示这一时期的城市转型。”但这篇评论同时也认为“王笛给予了成都街头文化一个浪漫的图景”，并指出“王笛为成都失去传统的街头文化而惋惜，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所失去的世界是否像王笛所描绘的那么迷人”。其实，虽然我在成都研究中讨论了传统城市的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然而并未描绘一个“浪漫的图景”，因为正如我所证明的，这是一个既有“和谐”亦存在阶级、族群隔阂和冲突的社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平洋事务》的这位评论者的确体会到了我书中流露的一种情绪。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
国家怎样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是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的问题，我试图从公共生活的角度，系统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个过程。例如，从20世纪开始，茶馆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认为是鼓励懒惰、滋生罪恶的地方，在国家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即使是那些为茶馆辩护的微弱声音，那些茶馆和茶馆生活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出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茶馆的未来缺乏信心，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茶馆终将消亡。但他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际化等，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不复存在了，但茶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看起来可以轻易把茶馆取而代之的新公共空间、新娱乐设施层出不穷，诸如咖啡馆、网吧、歌厅、舞厅、影剧院以及其他现代娱乐设施，外加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录像放映机、网络电视、手机视频等日新月异地发展。此外，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汽车，周末到城外度假。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如此多的选择，但传统的坐茶馆的生活方式却保留了下来，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呈现愈加兴盛之势。
茶馆作为成都文化的载体，在新时代顽强地幸存下来并且还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成都的老城区和老街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运动中，成都作为一座古城已经消失了。虽然中国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面貌更加“现代化”，从林立的高楼、辉煌的广场到豪华的饭店酒楼、美国快餐连锁店、超级广告显示屏幕等，白天的城市到处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灯红酒绿。
此外，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各种新式住宅如雨后春笋，从拔地而起的高楼到美国式花园洋房。就在这一派繁荣的同时，一个个古代的城市也在我们的眼前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尽管一些城市象征性地保留了一点旧城、老街和古建筑，但在宽阔大道和繁华高楼衬托下，它们无非是不和谐的点缀而已。
近些年不时听到访问美国的中国朋友话语中不可掩饰的失望：纽约、芝加哥哪能跟北京、上海的繁华相比？的确，没有哪个发达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大手笔的“旧貌换新颜”。全国各地的城市不是高楼拔地而起，便是大型广场横空出世，要不就是整齐划一的林荫大街横贯东西南北，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中国城市变得更现代化了，这当然是中国经济成就的证明，但与此同时，一个个古城也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像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成都的小巷公馆等独具特色的城市结构和景观被大规模拆除，面临消亡的命运。过去我们把城墙毁掉，今天我们心痛不已，承认干了傻事；今天我们把老城拆除，弃之如敝履，用不着多少年我们又会来惋惜。历史的悲剧真的就要这么反复地重演吗？大江南北正高奏着城市重建的交响曲，对我这个爱“古”的城市史学者来说，这却是中国古城一曲悲凉的挽歌。
前些年当我游览法国巴黎、里昂，日本奈良、京都，美国波士顿等城市时，我的内心有某种震撼。为什么在那些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朴街巷和建筑仍保留完好？在里昂，一些居民仍然住在15-16世纪的石头房子里。波士顿最精华的地区，便是17-19世纪的老建筑和街区。就在著名的、熙熙攘攘的哈佛广场不远，便有一大片老墓地，我在夕阳下漫步在17、18世纪的断垣残碑之中，真是感慨万千。我们的许多城市管理者是“喜新厌旧”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破旧得很，应该拆掉，才能显示现代大都市的宏伟和气派。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成都九眼桥的拆除。该桥建于明万历年间，下有九个桥洞，与不远的望江楼交相辉映，成为成都的标志性建筑。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老桥不胜交通重负，在旁另筑新桥。新老并肩站立，老的不免寒碜，这便成为那些追求“焕然一新”决策者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罔顾许多学者的奔走呼号，最后拆除而后快。
在东京、伦敦、巴黎等发达国家的老城市中，不时会看到在繁华的街区，一座小楼从夹缝中立起来，新旧间杂，并不整齐划一，但充满了历史韵味。这除了是因为人们保护历史的意识外，也是由于私有产权问题，大规模拆迁几乎没有可能，从而使许多老街老房得以幸存。因此，那些旧城和古建筑可以说是这些国家宝贵的遗产。按道理说，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应该为城市规划、保护文物和古物提供更好的条件。我经常遐想，如果成都能保留从前，哪怕是改革开放时的格局，其人文和旅游的价值，真是无法估量的。
再破旧的真古董也比崭新漂亮的假古董更有价值，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但在城市规划上，我们却不断地违背这个基本常识。我们每天把自己祖宗留下的独特的文化和景观毁掉，修建整齐划一的新城市。“古都”不可能再造，再造的也只是一个假“古都”，正是因为我们的城市规划者只讲“经济学分析”，而不讲历史、人文分析，才反复犯违反常理的错误。同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拆掉古都在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即发展旅游。但我们的决策者似乎忘了，目前国内外的人们到中国城市旅游，吸引他们的是历史遗留的老东西而不是现代化的大城市。高楼大厦、仿古建筑不稀罕，到处可见，为何人们要千里迢迢而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旅游价值来看，这些年成都欣欣向荣的所有仿古建筑加在一起，都难与九眼桥相提并论。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怎一个“惜”字了得！
经济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处于大拆大建的亢奋中，当满世界都是现代高楼大厦或仿古的琼楼玉宇时，人们便会发现过去不起眼的穷街陋巷，变得如此超俗不凡，深含传统历史文化的韵味。但是消失的就永远消失了，不再复返。我怀疑决策者是否真的不懂这个道理。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给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带来了滚滚财源，因此他们为摧毁古城齐心协力。但保护老东西需要投资，像投资教育一样长期努力才能见效，不会立即为任期政绩添砖加瓦。如果现在我们认真反思这个问题，多多听取历史人文学者的意见和忠告，在中国古城彻底消失殆尽前紧急刹车，或许还可以为我们后代留下一点真正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无疑会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历史的最底层来看城市，是真正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必然的途径。历史研究是学术的思考和行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对现实的关注，力图回答现实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对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城市现实问题的办法。任何割裂一个城市传统的规划和发展模式，都将只会造成这个城市文化根基的断裂。因此，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和它们的历史综合起来考虑，指出城市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城市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本文摘自王笛著《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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