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求于“微观世界” ■禾刀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作者:王笛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7月
先是读过王笛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顿时对这种微观史研究充满了兴趣,于是回过头来又追了他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等作品,我越来越觉得像是走进了历史的另一扇门:读者除了从中看到历史的血雨腥风,更多的则是街头巷尾那满满的烟火气。许多时候,字里行间看不到上层建筑的运筹帷幄与力挽狂澜,有的只是平民百姓的鸡零狗碎。许多内容也算不得高大上,但这些历史接地气,读来倍感亲近。
这本书,就像是王笛对过往研究方法的一次旁白。全书11篇文章涵盖了数字统计分析、街头文化、茶馆工作人员、竹枝词、节日庆典、诗歌、图像和语言研究、袍哥、田野调查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王笛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同许多初涉者一样,王笛是从“就近取材”开始的。他从关注成都的历史出发,再延伸到整个四川,再到长江中上游,再到美国华人社会。当然,他的作品仍以成都题材居多,所以他才有“最懂成都的人”之誉。
王笛开始时对数字特别敏感后又痴迷。通过对多种湮没于历史的数据反复分析,他琢磨出:自清代起,由于战争抛荒外,“田亩隐匿以逃赋税”的现象可能影响四川人口数据的真实性。王笛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从精英转向民众”,深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之后,他便一头扎进微观史世界,于是读者有幸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
微观史也是历史的一扇窗户。王笛相信,透过微观史研究,可以“从细节之中发现我们所关注的大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比比皆是。如他在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中发现,抗战时期,虽然经济萧条,但成都茶馆无论是经营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数量反向走高。究其原因,当在于因战争影响,大量中东部难民迁入了成都。
王笛笔下的茶馆,就是典型的微缩社会。三教九流在这里会聚,做大生意的在这里协商,卖水烟袋的、手工匠、擦鞋的、修脚的、掏耳朵的、理发的、算命的等诸多街头经营者也扎堆营生。在信息欠发达时代,茶馆扮演了人们交流信息重要场所的角色。王笛发现,对于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对茶馆的所作所为是事与愿违的,“当他们向下层民众启蒙之时,当他们大谈‘文明’‘进化’‘忠爱’‘国家’以及‘世界’等概念时,实际上已把街头文化引入了街头政治”。
不同于二战时期,因劳动力紧缺,女性得以大范围进入社会劳动的现象,成都女性从业者在茶馆的出现,不像是受劳动力紧缺的外因影响,王笛认为更像是因女性家庭生活困顿的内因。一方面,女茶房吸引社会的眼球,另一方面,社会传统影响依旧深远,如“当女茶房遭到地痞流氓的时候,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怪罪于她们”。梳理这样的零碎细节,非深入并潜心阅读民间史料所难及。
王笛对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者和呈现者,他对于自己历史思考者的身份当仁不让。为此,他特地否认了个别评论者关于他让史料自己说话的表述。王笛认为,微观史并非史学研究的终点,而是折射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他对袍哥雷明远的分析独到而又富有社会气息。他将这一人物个体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下,透过这一边缘人物,反窥整个类似边缘人物群体,从而折射整个历史轨迹。
礼失求于野,史实求于微观,历史是所有微观史汇聚的滔滔大河。跟随王笛步步深入的研究脚步,仿佛能一次次抵近历史上一个个具象的人或物。如果说宏大历史是骨架,那微观史就是血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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