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楼见证历史当年携手抗战 今朝并肩战疫

校长楼二楼上面还有阁楼，别有洞天

荣杜易设计的校长楼室内为典型的西式构造

校长楼二层的走廊

校长楼为二层檐廊式建筑，红柱绿窗，青砖灰瓦

陆离/文 胡大田/图

今年武汉战“疫”的关键时刻，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感动和鼓舞了每个中国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疗援助队在机场偶然相遇。他们自报家门，隔空互相加油，并将共同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这一幕令全国网友泪目，称为“天团会师”。

“东齐鲁、西华西”，两大“天团”武汉并肩战“疫”，续上了80多年前华西坝五大学的前缘，而华西协合大学的1号楼——校长楼，正是这段坎坷历史的见证。这栋楼几乎和华西协合大学同时诞生，尤其在半个中国烽火弥漫之际，这里的主人呕心沥血，让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华西坝顽强生长。该楼于2017年纳入成都市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1号楼 两任校长的家

2020年立秋前，我们随着77岁的华西老校友杨光曦先生走进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区8号院。8号院又叫校长楼，是上世纪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居住、办公的地方，这里对杨光曦有特别的意义，他的外公、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张凌高先生曾是这里的主人，他本人也是在这栋楼里出生的，从外祖父到儿子，四代都是华西人，都在此学习、工作、生活。杨光曦对这里充满深厚的感情，这里不仅承载了他们一家的记忆，更多的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记忆。

走进校长楼，可以见到西式建筑特有卷拱的窗口，百页的窗扇，菱形的铁条窗格。这是一座二层檐廊式的建筑，红柱绿窗，青砖灰瓦，四周环境清幽，风景宜人。上世纪华西协合大学的建筑设计师荣杜易在规划华西坝布局蓝图时，曾设计了近二十栋大小别墅，呈弧线环绕在校园西南方向，校长楼便是最东端的一栋，也是保留得最完好的一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栋楼成为学校招待所，主要用于接待。

岁月并非没有留下它的痕迹，斑驳豁裂的木柱，风化剥落的覆盆式石础，嵌着琉璃几何线条的细卵石小径，都在述说着光阴的故事。而没有被时光褪色的，是小楼前的罗汉松、房后的香樟树和小院门檐上爬满的七里香青藤，是两位校长筚路蓝缕、开创华西的往事。

首任校长毕启

十五次横渡太平洋

约瑟夫·毕启，1867年生于英国，少年时移居美国，1899年从夏威夷登船来中国。来到成都后，毕启担任华美中学校长，筹备创办中国西部第一所大学，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为了让开销巨大的学校正常运转，他曾十五次横渡太平洋，奔走于北美大陆，按响大银行家、大公司的门铃，向他们筹款修建大学。《相思华西坝》的作者张丽萍说：“毕启是游说天才。不厌其烦的耐力，感人肺腑的真诚，都让人叹为观止。今天翻阅那一封封募捐信函，很容易将堂堂大学校长与乞丐两字联系在一起，个中辛酸令人唏嘘不已。”

毕启年复一年，四海奔走，募集各种捐赠，修建了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大小39幢。不仅如此，华西坝的建筑群更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华西坝的标志性建筑——钟楼建成后，是当时成都最高建筑，每天24小时，将悠扬的钟声传播四方，至少有半个成都能听到钟声。而因为毕启所住的校长楼，外观是典型的东西方元素相结合。它既有欧式建筑的青砖墙柱及拱形门洞、壁炉烟囱，又有川西建筑的小青瓦屋面、走马转角外廊，且两者结合自然巧妙，在川西地区近代住宅建筑中别有风格。后来，毕启的孙子来成都，专门到校长楼里住了几天，感到非常亲切。

首任中国人校长

张凌高呕心沥血20年

翻看那些发黄的老照片，张凌高永远是一副庄严表情。深度的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双深邃的、贮满忧郁的眼睛，没有留下一张带着笑容的照片。而有关他的传记写道：尤擅长英文，精于演讲，谈吐风趣，极富文采。平时“能与工友杂坐，与田夫野老并立”。老华西人回忆，张校长一开口，全场安静。他的讲话，不断被笑声、掌声打断。平时与他对面走过，总是微笑着点头，毫无架子。有什么意见对他讲，他总是耐心倾听，认真回答，完全是虚怀若谷的“大儒”形象。杨光曦回忆说：“外公总是那么忙，早早梳理整洁，夹个黑色公文包就走，很晚才回家。好像耗尽了精力似的，瘫坐在椅子上。自小我就少见到过他的笑容。”他把笑容都献给了外面的世界，回到家，难掩饰内心的焦虑、疲惫与无奈！

张凌高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的银匠之家，靠勤奋苦读，1914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是早期的优秀毕业生。他两度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被任命为华西协合大学校长，也是首位中国人校长。校长的职位看似“风光”，背后却面临着重重压力。1940年，物价飞涨，短短数月，每石米涨了20多倍。眼看着吃不饱饭的学生无力上课，理学院的助教们因薪酬太低酝酿再次罢课，张凌高也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经他八方奔走，终于为五所大学的4000多名师生，争取到四川省政府按公务员标准供应的每个月五斗“平价米”。“这下子学生娃娃不得饿肚子了！”他笑了，笑得热泪盈眶。

从1927年任副校长，到1947年从校长任上辞职，20年来张凌高呕心沥血。为了将华西协合大学办下去，张凌高身着补丁西装，常用“十年不制衣，穿破衣教学”“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等口号激励师生，并且以身作则，带头降低教职员工的工资，节约学校的开支。在一次训话中，张凌高语重心长地说：“本校教职员的待遇是一向公开的事实，比较任何大学都低劣。个人因此敢担保地说：每一个教职员都具有为国家、为民族造就必需的优秀人才的热望……但个人以为无论时局是何等艰苦，必须把握着教育抗战的决心，能开学就开学，能多上一节课，就上一节课。这都是学校上所以报效国家，下所以成全学生。”

1933年，张凌高将学校宗旨改为：“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用社会需要。”在他的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由纯教会学校逐步转变为实用色彩浓厚的综合性大学。到1946年，华西协合大学学生已达2000人（含进修班），成为西南学术交流的中心。他为华西拟定了校训：“仁智，忠勇，清慎，勤和。”他多次在演讲中强调：“物质落后，尚不足以为害，如果民族自信力完全消失，即等于精神上亡国，最是可危。”

弦歌一堂

“天团会师”再续前缘

今年2月7日，在武汉战“疫”的关键时刻，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感动和鼓舞了每个中国人——在武汉天河机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疗援助队偶然相遇，他们将共同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在机场，他们自报家门，隔空互相加油，这一幕令全国网友泪目，称为“天团会师”。

“东齐鲁、西华西”，两大“天团”有何历史渊源？两大“天团”武汉并肩战“疫”，不过是80多年前另一场战斗的再续前缘。

抗战全面爆发后，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全国108所高校被破坏91所。在民族危难之际，华西协合大学迎接了内迁的学校和逃难的师生，先后有五所大学的师生汇聚华西坝，这其中就包括了齐鲁大学。1940年，华西坝在校学生人数接近4000人，大量师生的涌入让校园变得拥挤起来，几千人吃住、上课、做实验，都需要空间，生存的困难压倒其他困难。校长张凌高说得最多的是：“腾，腾，快腾房子！”“挤一挤，大家挤一挤，好不好？”在他的安排下，一切都被安排得有条不紊。

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大楼而在有大师。为充分利用资源，五大学联合办学，按师资的专长特点分别开课，学生可任选各校的课程上课，互相选修，游走于大师之中，饱啖学业之精华。最让其他学校佩服的是，五大学在华西坝时，张凌高一直坚持“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公议，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的原则。张凌高回到校长楼家里也经常接待各方面的客人，商讨大小事宜。

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四校共撰《纪念碑》铭记，碑文中写道：“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表达了对张凌高高瞻远瞩，博大胸怀的深切敬意。

当半个中国大地烽火弥漫，文化根脉在华西坝仍在顽强生长。在张凌高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发展壮大，形成了4个学院，10多个系组成的综合大学。学生由1937年的260人增至1940年的633人，加上友校的学生1880人，协中校在校生1000人，坝上的学生接近4000人。将五大学作为整体，有文、法、理、医、农五大类，77个系科，成为战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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