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十八）
□罗学闰
那个一矛刺死皇帝曹髦的成济，自认为立下了“齐天之功”。但在司马昭最后的“解决方案”里，却犯下了“滔天之罪”（大逆不道），被斩杀且夷灭三族，这怕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时，司马昭“连死人也不放过”，居然追夺了曹髦的“帝号”。
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曹髦死了二十多天，皇帝的宝座仍然空着。司马昭又与郭太后“研究决定”，才把曹奂这个“店招”挂出来。这个郭太后当得真是窝囊（高级寡妇），当皇后的时间短而当太后的时间长。但是，她绝对比不上王政君（王莽的姑姑），不仅太后当的时间长，而且当得“有气质”。王莽篡汉，她还把“大汉玉玺”摔缺了一只角。而这个郭太后呢，别看司马氏每次“废立皇帝”都是她的意见，用法律术语来说，却并不是她的“真实意思表示”。
解决了皇帝的人选问题，曹魏又在司马昭主持下正常运转。通过父亲（司马懿）、长兄（司马师）和自己的共同努力，在曹魏内部司马昭已是“一言九鼎”了。归于平静的生活，一定会陷于平凡的境地。司马昭却不想平凡下去，他就生出了“攘外”的想法，开始了“一统天下”的征程。这次，他的目光聚焦在了西蜀。263年派钟会、邓艾率军伐蜀。这两个家伙“很争气”也“很有运气”，曹魏大军还没到成都，蜀国的刘禅就“举手投降”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家伙都“不得好死”：一是邓艾代表国家“封官许愿”，为了维持战后的稳定是对的，而且理由也充分：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出自《春秋》）。但是，本已专擅朝纲的司马昭对此“很不安逸”（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于是邓艾“槛车送京”途中被砍头（卫瓘派军）。当然，也有钟会的“功劳”，嫉妒邓艾在灭蜀之战“拔得头筹”。二是钟会野心勃发，联合姜维举兵反叛，扬言要“打到北方去”（消灭曹魏）。钟会事败，被自己的军士杀死。司马昭对这两个人尤其是钟会早有防备，当钟会事起，他的十万大军已在西安“等起了”。
263年刘禅投降，蜀国就从“三国名单”中消失了。司马昭因此又获得一项加封：晋王。这是曹魏政权封的第一个异姓王，正如曹操是东汉政府封的第一个异姓王。我这时想起刘邦的“白马之盟”：非刘氏封王，天下共击之。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皇帝封“异姓王”，其实无异于自掘坟墓。司马昭也跟他的父亲（司马懿）一样，权力达到顶峰，生命走到尽头。“晋王”的王冠才戴了两年，时光流转到265年的仲秋，司马昭就突然死了（享年54岁）。虽然没有什么遗嘱，但他还是在临死前对着一帮手下指了指他的儿子司马炎。意思是：他就是你们的老大了。
其时的司马炎，已经被他的父亲（司马昭）培养成了“副相国”。父子都是“相国”的政权格局，只出现在“三国时代”，而且还有两对。一是曹操为丞相，儿子曹丕为副。二是司马昭为相国，儿子司马炎为副。曹操一死，曹丕就进位“魏王”，曹操的新坟墓还没“长草”，曹丕就叫汉献帝“禅让”。司马炎也学曹丕，在父亲司马昭的坟墓“土还未干”的时候，就把皇帝曹奂废为“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成为西晋的开国之君。
（八）“三国”时代，其实还有个“第四国”
我们知道，读《三国志》的人很少，但看《三国演义》的人却很多。我们习惯说“三国时代”或者“三国文化”，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格局中，其实有“五个国家”。除了我们熟知的魏蜀吴外，还有两个国家。
一是袁术于建安二年（197年）建国称帝，国号“仲氏”，自称“家仲”。197年，是丁丑年（属牛）。那时袁绍、袁术这对“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响当当的“牛人”，因为他们都出自“四世三公”的袁门（官二代）。在那一年，“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为解除许都的威胁，进攻张绣先胜后败。个中原因前面也说过，曹操把张绣的婶娘（张济夫人邹氏）“收归己有”。张绣举兵反叛，曹操痛失长子曹昂、族子曹安民，还有典韦（贴身侍卫）。
战败之后，曹操“畏袁如畏虎”，居然要把汉献帝封的“大将军”称号让给袁绍，请袁绍不要“趁人之危”。这个袁术，表字“公路”。那条“继汉者当途高”的谶语曾多次激荡着袁术的心，他的理解是：当途乃公路是也。于是袁术从孙策那里强行要来“传国玉玺”（征伐江东的“抵押物”）后，在寿春（今安徽六安市）悍然称帝。
袁术称帝，孙策“最不安逸”，马上与他断绝交往（玉玺要不回来了）。其他军阀也“聚焦寿春”，对寿春“围而攻之”。建国不到两年，袁术就由于军阀的围攻，于建安四年（199年）在寿春吐血而死。“仲氏”国虽然没有掀起多大的历史风浪，但这个国家比魏蜀吴建国的时间都早得多。或许因为亡于三国鼎立之前，官渡之战还没打响，忙于混战的各路军阀、忙于逃难的当地人民，就把这个“仲氏”国“忘到爪哇国”去了。
二是在军阀混战、相互攻伐的时候，在辽东还有一个割据势力，公孙氏先称“辽东王”，后称“燕王”，一直处于对外“半独立”、对内“全独立”的状态，俨然是“三国”时代的“第四国”。我们都知道，辽东指的是古代大梁水（今太子河）以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战国、秦、汉在这里设辽东郡，包括现在辽宁省大部分地区，治所在襄平（今辽阳）。这个“辽东国”（燕国），存续了48年，它跟魏蜀吴三国都有多多少少的联系，在“三国”时代很有“影响力”，值得在这里说一说“他们的故事”。
远的不说，就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说起。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董卓的战略意图是，让公孙度牵制河北军阀刘虞和袁绍。公孙度系“庶民出生”，没有“世家大族”的身份。因此，在辽东这块地盘上，根本没有人“拿正眼瞧他”。这时，他有个本家公孙昭任“襄平令”。这个小小的“襄平令”也没把新任太守公孙度放在眼里，居然要求公孙康（公孙度子）去给他服役。公孙度“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场抓捕公孙昭，乱棍打死。辽东官吏和土豪，也被公孙度“顺手”打死了一百多个。真是“打出了威风”，才“稳定了局势”。公孙度又露出“另一手”：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广招流民，辽东从此出现政令畅通、民安郡富的良好局面，仿佛东汉末年的“世外桃源”。
当时，中原地区曹操、袁绍等群雄争霸，各地军阀无暇东顾，公孙氏趁机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安闲地生活在辽东，但也有“不安分”的想法（取曹袁之争的渔翁之利）。这想法还没付诸实施，他的人生就走到了“终点站”（204年）。儿子公孙康改变了“父亲遗志”，让各路军阀“打他们的仗”，他要去开辟“新的天地”：东征高句丽、西伐乌桓、南取辽东半岛，深入朝鲜半岛，还把隔海相望的胶东半岛划进“自己的账户”，俨然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其实是个“土皇帝”）。
建安五年（200年），对于曹操来说是“大顺之年”，他在“官渡之战”击败“头号对手”（袁绍），杀了袁绍长子袁谭，其次子袁熙、三子袁尚逃到幽州北部的乌桓部落。曹丕也获得巨大的“人生利益”（抢到了袁熙之妻甄氏）。当时，曹操意在“兵指南方”，无暇他顾，公孙康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建安十二年（207年），魏武（曹操）挥鞭，远征乌桓，占领乌桓老巢柳州（今辽宁朝阳），杀了乌桓首领，也有了《观沧海》的传世名篇。而袁氏兄弟则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只好仓惶逃遁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也不傻”，杀了袁氏兄弟，将首级献于曹操。曹操“也不赖”，表奏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从此，辽东名义上归顺汉庭，实际上是“治外之地”（自治地区）。这是“辽东国”跟曹操主持的“汉庭”的第一次“政治关系”。
无论是《三国志》的纪与传，都对这个“辽东国”的记载“语焉不详”。等到公孙康儿子公孙渊即位，公孙氏在辽东已历四代，曹魏则是魏明帝（曹叡）在位。魏太和二年（228年），公孙渊夺了叔父公孙恭的位子，被魏明帝拜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字文懿，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不甘心做魏国的辽东太守，想自己“称王称帝”。于是，玩起了“小花招”。就在这一年，东吴周舫诈降，曹魏与东吴大战于石亭，大败而归，连被曹操呼为“吾家千里驹”的曹休，真正“休息”在东吴的战场上。从此，曹魏不敢再轻易“招惹东吴”。过了三年的安生日子，孙权到了“知天命”的年龄（50岁），于是把232年改为“嘉禾元年”。
善于“看盘盘”的公孙渊，遣使跨海向东吴孙权称臣，还约东吴派兵万人去辽东合力伐魏。孙权这时已是个“老糊涂”，认为这是改元改出的“新气象”，比“东海出现黄龙”（祥瑞）还高兴，于是不顾群臣反对来了个“豪封”（封公孙渊为燕王），外加大批金银财宝，并派万人大军远渡重洋去辽东。孙权天天等着大军凯旋的“好消息”，却等来了“大大的坏消息”，公孙渊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已把东吴大军全部消灭。而且提着东吴使者的脑壳，向魏国称臣。曹叡为了笼络公孙渊，拜他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大骂公孙渊“忘恩负义”，差点像刘备发起“夷陵之战”那样，尽起东吴之兵杀向辽东，幸好被陆逊给劝住了。现在细思整个过程，再结合石亭之战（周舫诈降）的经历。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公孙渊也像东吴的周舫一样，是曹魏使用的“一枚棋子”，想借此削弱东吴实力。
为了彻底解除“攻吴伐蜀”的后顾之忧，魏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派幽州刺史毋丘俭进攻辽东，却被公孙渊打得“满地找牙”。公孙渊认为自己可以跟魏国“掰手腕”了，于是“正式独立”：自称“燕王”，设置百官，改元“绍汉”。更可笑的是，他还联络鲜卑单于，准备夹击曹魏。我们都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曹魏的“复仇之战”在景初二年（238年）展开，魏明帝派遣司马懿率领四万军队直扑辽东，敲响了公孙渊及其辽东国（燕国）的丧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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