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今天为诗歌喝彩

成都商报 2020-10-25 02:07 大字

年度诗人李琦:

“草堂”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标高

授奖词:

李琦的诗歌呈现着成熟诗人愈渐至真至纯的诚恳、通透与挚爱。无论是写作的题材还是表达的主旨,她总是能举重若轻地让这一切回归诗学最本真的原点,触及艺术最本质的核心。她对世间万物和人类命运所葆有的一份原初性的敏感,让语言如水和空气般明澈,让情感思想如山川星辰般直扣眺望者的心弦。她随心所欲的手笔下,饱含着对生死或苦难深切的悲忧,倾注着对亲友和往事深情的眷恋……她给我们见惯不惊的平庸日子,赋予了朴素而动人的诗意。

四大奖项中,备受关注的“年度诗人大奖”桂冠由李琦摘得。对于获奖,李琦很高兴,“这次同时入围的,也都是我欣赏的几位好诗人。我觉得这次我的运气好一些。”

李琦认为,“草堂诗歌奖”贵在“草堂”二字——它和一个伟大的名字相连,来自大家深为敬仰的杜甫。草堂是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是在那里,诞生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样动人心魄的诗句。她认为,“草堂是最简陋朴素的房子,也是高洁神圣诗人心灵的殿堂。一千多年了,‘草堂’二字栉风沐雨,已经是汉语里的敬语,早已超越了字面的意义。在中国诗人这里,它像夜明珠一样,具有特殊的光芒。”同时,“草堂”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标高,是一种暗喻,是才华和气度、风骨和襟怀、仁爱和慈悲的融合,是一条通往深厚和宽阔的写作道路。

“草堂奖虽然刚举办三届,但因为它来路高远,题旨端庄,以其严肃、认真,以其精神取向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影响力日渐深远。能获得这样的奖励,我想,对于诗人,是一种抚慰和鞭策。这个奖更像是一种召唤,让人因此获得一种感怀在心的加持之力。”李琦说。

红星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获得鲁迅文学奖至今已有10年时间(2010年李琦凭诗歌作品《李琦近作选》获奖),你在诗歌创新方面有什么探索?

李琦:我是14岁开始写作的,我的诗歌启蒙来源于俄罗斯的普希金和那些白银时代(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时期)的诗人。应当说,我对于灵魂、自由、正义、艺术、美、爱、苦难这些神圣字眼的理解,很多是来自俄罗斯作家的赐予。白银时代的诗人们,那种庄严、雍容、贵重,天鹅一般的精神姿态,让我一生仰望,成为我价值观、人生信念里一块重要的地基。

获得鲁奖后这10年间,我没有故意地想有什么探索。只是觉得自己有了一些更深的困惑。我一直想做一个有诚意的写作者,所以,近10年来的写作,我可能逐渐写出了我的一些困惑和体悟,至于在创新方面有没有什么探索,我真说不清楚。

红星新闻: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女诗人格丽克。同样是女诗人,你的诗歌中也有很多女性视角的创作,你怎么看待女性诗歌在诗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李琦:在格丽克获奖之前,我得承认我都不大知道她。但是,读了一些关于她的介绍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人了。她的朴素和脱俗都让我欣赏。她的样子我也喜欢。

女性诗歌是个较为宽泛的话题,一言半语不好说清。女人经历过孕育、生殖、养育,那种极端的痛楚和由衷的欣慰,是男人没有的生命体验。所以,我觉得优秀的女诗人会比男人更丰盈、更敏感、更纯粹。女性诗歌会有那种微妙的、纤细的、无法准确描述出的奇妙、忧郁和冷暖。就是那些选择终生不婚不育的女诗人,她们的基因里也隐含着这些古老的遗存。女诗人作品里自然呈现出的那种爱与美,恒久的包容或者独到的尖锐,芭蕾舞者般的轻盈或者陶罐那样的厚重,让女性诗歌质地独特,在诗歌领域中会经久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月光般的银辉。

红星新闻:你曾教过大学语文,对古典诗也很喜爱,对你而言,现代诗歌和古典诗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琦:大学语文的教学,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古典文学。那种阅读领悟,有的时候简直让人入迷。

现代诗歌和古典诗词之间自然是有传承关系的,那是源头。我们的诗歌曾经打动过世界上多少人!古典诗歌中诞生了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这些大诗人,古老的汉语在他们的手指下,诞生过那么多杰出的诗章。这些诗歌,表现了他们的时代,丰满地尝鲜了他们的精神风貌。那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中国文学的原乡,是我们的根脉。那种从上游而来的美学传统,那种阔达飘逸、厚重沉郁,或奔放开阔,或婉约细腻,早已化为雨露阳光。那种汉语的奇妙之美,诗歌的境界、韵律,包括字词句章的表达方式,难道不值得我们反复体会、化而用之么?如果我们懂得温故而知新,能自觉把古典文学的精华与今天的写作形成和谐的衔接,那么这种文学修养,一定会滋养我们的心灵和精神。

红星新闻:你的诗有一种宁静、平和、清新的感觉。你怎么评价你的诗?

李琦:谢谢你的感受。我无法评价自己的诗歌。宁静平和倒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社会发展得再快,恐怕我也还是目前这种样子,没太想过自己能给社会和他人能带来什么。我的写作不扰民,不给人带来厌倦就行了。

红星新闻:吉狄马加曾说,“成都是诗歌与光明涌现的城池。”成都正在打造“诗歌之城”,对你来说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李琦:马加是影响力很大的诗人,他概括得好。我不到三十岁时第一次到成都,当时《星星》诗刊的编辑、诗人鄢家发就带着我去了草堂。我那时就认定这是一个与诗歌相关的城市。此后数十年间我多次来过成都,都是因为文学,因为诗歌。尤其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学活动、诗歌节,让这座城市呈现了它大气、包容、文质彬彬的风貌,就像一个气质高雅的人,不断散发着魅力。这些高品质的文学、诗歌活动,让成都越来越有名气。有时,我觉得身边很多文学界的朋友,不是在来往成都的路上,就是在谈论成都。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唐代的长安和欧洲的巴黎。一个开放的、不断积累文明的城市,一个优雅的、注重品位、尊重诗人的城市,一定会拥有动人的前景。我希望这座拥有草堂的城市,因为诗歌,能再度流芳,香满天下。

红星新闻:近些年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被重点提及,但大众印象里,诗人更多还是浪漫的代名词。你认为当下诗歌应该怎样革新才能真正走向寻常百姓家?

李琦:我自己也是中年以后,不断地被现实生活触动,才越发感受到杜甫的伟大。他饱经沧桑,历尽人间苦楚,却依旧对世间万物饱含仁爱。他对自身坎坷遭遇的哀叹、对国事的忧愤和对黎民百姓疾苦的体恤,构成了其诗歌的独特性。那种博大深沉、悲悯,那种大善之美,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中国诗歌,由于他的书写,形成了让人仰望的山峰,汉语写作,经由他,获得了宽阔和深度。

生活里的诗人无论古今,其实都不是如大众想的那么浪漫。诗人就是平常人,和所有布衣百姓一样,要面对时代,也要吞咽下自己的苦涩和沉重。我实话实说,没咋想过当下诗歌怎样走向寻常百姓家,也没有故意坚持小众化、学术化,更没能力让诗歌家喻户晓。我只能是一如既往、诚实地写着自己的诗。我有自己的同道,有想象中的知音,我有自己的草堂。

获奖诗歌

《香水的味道》

□李琦

母亲年迈

已不再忌讳谈论死亡

她越来越糊涂

却常有奇异之想

比如,她知道

她如果去世,我会在清明节

去墓地看她

哎呀,那一天人会很多

她开始焦虑:我眼神不好

会不会认不出你呢

我逗她,你鼻子好使啊

你可以记住我香水的味道

她恍然大悟,一下子有了把握

而后,她会经常

拿起我的衣服或者围巾

用力地,闻上一阵

年度诗评家刘波:

诗歌影响我的文学审美和价值观

授奖词:

刘波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冷静的分析力和广博的诗学视野,诊察了当代先锋诗歌的写作状况及其内在困境。他打破了对“先锋”的本质化理解,也祛除了“先锋”的神秘化光环,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关系中,重新阐释“先锋”,将其界定为个体在写作上的精神自觉,并提出以先锋对接传统、先锋与传统对话的策略和建议,为当下的新诗写作提供了可贵的启迪。

评论家刘波摘得“年度诗评家奖”。对于获奖,刘波很激动也诚惶诚恐,“因为还有很多优秀的诗歌评论家,我一直在向他们学习。感谢主办方和评委们对我的信任与鼓励,唯有继续努力,才可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刘波认为“草堂诗歌奖”依托《草堂》诗刊而创办,虽只举办了三届,但影响力已经很大,引起了相当多诗人和读者关注。“和一般主题性诗歌奖相比,‘草堂诗歌奖’虽以成都杜甫草堂命名,有着某种独特的地域性、历史文化感和向诗圣致敬的意味,但它的关注视野是阔大的,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真正以诗歌的创造力和本体价值为准则,呈现为更强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红星新闻:你获奖的作品《先锋性、古典传统与动态的对话》,创作意图源于你一直在思考的当代诗歌的先锋性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新诗会受到传统诗歌的压力吗?如今我们能够从古典诗歌中学到什么?

刘波:新诗所承受的压力,有来自古典诗歌传统的部分,但更多还是来自西方的现代诗歌传统和新诗自身的百年小传统。当然,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就看诗人们如何转化这种压力,将其内化为一种创造机制。

相对于古典诗歌,我们今天的语言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也无法完全回到古典语言时代。对于古典诗歌,我们是有选择性地继承与发扬。尤其是古典诗歌的温润雅致的语言和为人生写作的思想境界,包括古典诗人用词炼句的智慧和韧性,以及他们至为高远的情怀、气质和教养,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红星新闻:你说很多诗人的潜意识里,断然无法割裂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意义被悬置。传统和现代诗的互相作用力是什么?

刘波:如果说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在于古典诗歌曾给现代诗人带来过“影响的焦虑”,那么,传统如何生成新的现代性,才是当下诗人们需要考虑的根本。古典传统在百年新诗的发展中,从以往的静态传承变成了动态的转化,这一机制的变化同构于现代与古典由过去的对抗性逐渐回归到对话性,在内部的实践中激活出传统的再生力量,而真正的对话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正是古典传统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与“再造”。

红星新闻:你从2006年开始在博客中更新关于诗、诗歌评论的内容,你的诗歌启蒙于什么?另外,你觉得诗歌评论对于诗歌的进程有什么意义?你的诗歌批评理想是什么?

刘波:我读大学期间受老师和同学影响开始关注诗歌,大学毕业时才写诗。至于说诗歌评论对于诗歌的进程有什么意义,我认为两者之间并非依附关系。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种相异的表达策略,遵循的也是各自的原则。诗人们肯定不会按照诗歌评论者指出的道路去创作和实践,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而诗歌批评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独立审美,独立判断,像诗歌一样,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我的诗歌批评理想,还是在于我以前曾提到的做“入心的批评”,读诗、评诗,将自己放进去体验和感受,而非以理论套作品,这样的批评貌似高深,也不过是把诗歌当作了表演的道具。福柯关于批评的话,对我来说一直有效——“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红星新闻:你觉得诗歌对于时代、对于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刘波:诗歌对于时代、对于社会,或许并无多少物质意义上的作用,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于人类语言文明的传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在这个时代,诗歌除了承担语言创造的使命,其真正的有效性还是在于它的“无用之用”,它和哲学一样,于时代和社会有长远的“大用”。作为语言皇冠上的明珠,它能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扩展现代汉语的容量;作为一种“无功利”的文体,阅读和写作诗歌,还能让我们在生活中维护一种纯粹性,保持创造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更进一步说,可以让我们活得天真一些,干净一些,不那么世故,不那么投机。

红星新闻:现代诗歌的领域在逐步扩大,但是仍然没有到达大唐时代“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样普遍,现代诗歌需要变成大众文学吗?

刘波:现代诗歌变成大众文学,这也许是很多人的愿望。这样的愿望曾部分地实现过,但实现之后,有的诗歌要么成为了心灵鸡汤,要么成为了口号宣传的工具,这并不利于诗人们向更专业、更精深的方向上去探索和挖掘诗歌的内在价值。

诗歌自身有其非世俗性的一面,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内涵意蕴,并非所有人都可接受,而能够接受的,仍然只是那一部分与诗歌灵魂相通的人。即便在如此喧嚣的当下,诗歌也从来不是快速消费品,它始终更贴近我们情感的本真。那些仍然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人,他们清醒地知晓,诗歌换不来名利。对他们来讲,诗不是生计所需,不是成名之道,而真正是灵魂的召唤,是语言兴趣的诉求,是思想情志的寄托,是生命存在的证明。自媒体时代的诗人们依然是一群语言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如能在大众层面获得一些理解与回应,也许其精神世界会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撑。我们不必苛求诗人去写“大众的诗”, 而诗人更不必过分焦虑于是否要去迎合读者。有艺术追求的诗人们仍需保持从容的格调和写作的尊严,沉下来写入心之诗,写人生之诗,唯有如此,大众才会在“诗人的诗”里寻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捕捉到所钟情的诗意瞬间。

红星新闻:你平时会为大学生授业解惑。另外,你对下一辈诗歌新秀有什么样的寄语?

刘波:是的,我平时除了和诗人、诗歌爱好者与研究者交流之外,很多时候也和年轻的学生们谈论诗歌。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对那些刚从中学阶段进入大学的学生们进行诗歌审美与观念的重新启蒙乃至于纠偏,将我曾经读到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推荐给他们,让他们的诗歌视野更开阔一些,让他们的文学口味更纯正一些,而不至于那么狭窄和单一。对于当下的诗歌新秀,我没有更多寄语。如果诗歌成为了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坚持写下去,就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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