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七个疯子》译者欧阳石晓: 读这部小说 就像站在黑暗的深井边,提心吊胆
今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阿根廷著名作家罗伯特·阿尔特(1900-1942)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七个疯子》。小说颇具拉丁美洲文学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目前已在豆瓣获得了9.1的高分。
阿尔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贫困的移民家庭,他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父亲对他十分粗暴,他的童年并未体会过多少家庭的温情。16岁时,阿尔特便不得不离家自立,靠打零工养活自己。
由于没有受过正规高校教育,阿尔特的语言呈现“大杂烩”式的鲜活与混杂。192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玩具》出版,并未引起多大关注。1929年,《七个疯子》出版,同样反响平平,包括两年后问世的《喷火器》也是如此。
《七个疯子》中文译者欧阳石晓出生于成都,曾留学新加坡,2011年移居西班牙马德里后,开始了对西语文学的探索。2014年,她出于兴趣翻译了喜欢的西语作品,从此一步步踏上翻译之路,目前她已有多部译作在国内出版。最近,欧阳石晓正在翻译《七个疯子》的续集《喷火器》。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邮件专访了欧阳石晓。她说,罗伯特·阿尔特是个很特别的作家——在“最受作家同行忽视”的阿根廷作家中,他榜上有名;在“同行心目中最优秀的阿根廷作家”上,他同样名列前茅。阿尔特的语言很有特色,《七个疯子》里充满了“闪光的梦呓、诗意的浑浊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迷人片段”。“我希望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力量——那种西班牙语中天然的跳跃、疯狂和伟大,能以中文的形式重现在字里行间。”
对话译者
成都商报:你目前在马德里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疫情期间受到了哪些影响?
欧阳石晓:我2011年搬来西班牙,除了2012年在格拉纳达生活了几个月,一直都住在马德里。马德里是个特别生活的城市(这一点和成都还真挺像)。虽然西班牙人都觉得这是西班牙节奏最快、压力最大的城市,但我一直都觉得马德里还挺休闲的,和成都可以媲美吧。
我平时生活也就是朝九晚六的上班,下班后有时候会去上课(之前一直在学阿拉伯语),有时候出去和朋友喝一杯,或者回家休息。周末会去市中心看话剧或展览。
西班牙从3月中旬开始禁足令,现在基本在逐渐解禁。这三个多月我继续朝九晚六的在家工作,其余时间都奉献给了翻译、看书、玩桌游、看电影和做饭。利用这段时间,把《七个疯子》的续集《喷火器》的翻译推进了不少,希望能够早日交稿。
成都商报:之前对罗伯特·阿尔特有所了解吗?翻译过程中对这位作家的语言风格有怎样的感受?
欧阳石晓: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读过罗伯特·阿尔特的作品,只是听说过这么个人。在读过《七个疯子》第一遍之后立即被他的文字吸引:粗粝、野蛮、浓烈、混沌、充满了爆发力,也充满了诗意,不自觉地就在想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内心独白如果翻译成中文会是什么样,觉得非常有挑战性,也感到非常兴奋。
这种感受后来在翻译该书的无数次翻来覆去的阅读中也一再体验,在每一处翻译得“头疼”的地方,对阿尔特的文字和表达的崇拜也就更加深了一层。这部小说就像一口由层层黑暗堆积而成的深井,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提心吊胆站在井边,观望黑暗;能够在井边坚持读完它的人,自然会对那个难以定义的、叫做“人性”的东西了解更加深入一些。
成都商报: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否也有一种拉丁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色彩,作为深入到这个故事中的译者,如果要概括这本书所写的梗概,会如何概括呢?
欧阳石晓:这个故事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每个人看到的可能都各有不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个人的层面,以主人公埃尔多萨因为代表的主角,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物,饱受生活的侮辱和苦难,内心痛苦与绝望不断繁衍,朝着层层黑暗铺就的深渊不断下坠,就像埃尔多萨因与瘸女人的对话,“怎样才能不受苦啊?”——对痛苦的剖析以及人性的探索,很多人都会在其中找到共鸣。
另一层则是“占星家”试图组织的秘密社会,对当下生活彻底绝望的埃尔多萨因把它当做救命的稻草,然而极其讽刺的是,这样一个看似伟大的计划,以推翻充满谎言的社会为目的,但参与筹备的诸位“疯子”也都各自心怀鬼胎,那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革命。
这两个层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因为生活的极度痛苦与绝望,才促成了书中主角组建秘密社会的念头,试图通过后者来摆脱痛苦,寻找关于自身的真相,颤颤巍巍地一步步走向谵妄。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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