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官府发“消费券”
南宋人周密 《武林旧事》的记述：南宋都人多租屋居住，但政府经常减免房租，有的甚至终岁不用交一个铜板的房租；临安政府又经常减免税收，有的居民一年都未收一文钱，都由朝廷补贴临安府财政。还有各种名目的福利：朝廷有喜事则发“黄榜钱”，下雪了就发 “雪寒钱”，久雨久晴则有赈恤钱米，富人也常有捐助，大官儿拜官任职，也要掏腰包给市民派发 “抢节钱”；此外，贫困的病人可到施药局免费诊治取药，被遗弃的孤儿会被收养入慈幼局，贫而无依之人送入养济院养老，死而无殓者可安葬在漏泽园。
除了直接派钱，宋朝有的地方政府则给居民发放消费券。《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早年，张咏任益州（成都）知州时，曾给当地贫民派发消费券，凭券可在春季购买粮米、秋季购买食盐，由政府埋单。但时间长了，这一制度产生了弊病，消费券最后都集中到富人手里。韩绛就任成都知府之后，对消费券之法作了改革：按照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重新制定贫民名册，然后重新发放新的消费券，旧的消费券则作废。并规定每三年根据居民财富状况调整消费券发放名单。
北宋成都官府给贫民派发消费券并非偶尔为之，而是长期坚持下来。
实际上，许多我们以为只有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政府举措都可以在宋代文献中找到，比如在经济受疫情影响而下行时，政府通常会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还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暗合了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的理论。 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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