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诗同一源巴蜀文脉 水乳交融从未分开

华西都市报 2020-05-10 03:34 大字

两地诗同一源 ?图据星星诗刊官博

梁平著《巴与蜀:两个二重奏》。

成渝水乳交融,诗歌更是两地文化同源的一个显著符号。四川诗人,以独特的巴蜀气质影响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诗坛。

诗歌,改革开放之初,四川拨动华夏的一根琴弦。

四川诗人,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浪潮中的绝对主力,如孙静轩、王尔碑、梁上泉、叶延滨、吉狄马加、欧阳江河、骆耕野、李钢、傅天琳、张新泉、翟永明、柏桦、李亚伟、尚仲敏、喻言、何小竹等,以火辣、生猛的势头和独特的巴蜀气质影响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诗坛。

四十年间,离开和加入这个队伍的人不断更新和变化,他们品茗把盏,从成都春熙路喝到重庆沙坪坝;他们浅唱高歌,从朝天门两江汇合处逆流而上,抵达“中国诗歌重镇”的原爆点。

成都和重庆水乳交融,诗歌更是两地文化同源的一个显著符号,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梁平不仅是其中之一,更是“双城诗歌”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他迄今40余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重庆和成都各占了一半,更出版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这样表达他两地生活状态的长诗集。

西望升起的星星

上世纪80年代末,西南师范大学推出了一套6位诗人的作品合集,老一辈重庆诗人方敬为其作序时称:“我们生活在神州大地西部一个地方……我们不艳羡戏凤与游龙,而钟爱的却是诗的女神,乐于在巴山蜀水间开一个诗窗。”这套诗集被方敬命名为“西窗诗丛”,而“我们”6位诗人中,包括了时年34岁的青年诗人梁平。

梁平1955年岁末出生于重庆。1975年在江津五里坡下乡当知青时,伴随他的只有几本读物,一本《新华字典》,以及涅克拉索夫《严冬,通红的鼻子》和郭沫若的《女神》《红旗歌谣》。他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编印《工地战报》,写好人好事,也写一些“四言八句”的分行文字填充版面,没想到被《四川日报》选登,开始走上诗人之路。

成都,彼时路途相距重庆300多公里,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原爆点”之一。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和围绕朦胧诗的论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诗歌风潮。当时国内的两本诗歌刊物:创刊于北京的《诗刊》与创刊于成都的《星星》,一北一南成为这个诗歌世代的两面旗帜。

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一个诗人如果和《星星》没有一点缘分,那他的诗人头衔便要打个折扣。

与此同时,重庆写诗的人多,但可供发表的园地少。据出生于成都、后工作于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诗评家吕进教授调查,重庆诗人要发表作品,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达到彼岸的,水平都很高。

梁平也同样逆流而上,在成都崭露头角。1984年,梁平在《星星》发表叙事诗《她留下了洁白的履历》,获“星星诗歌奖”;1989年,梁平的首部诗集《山风流人风流》随“西窗诗丛”出版。

但彼时,梁平工作生活都在重庆,《星星》诗刊的所在地成都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

“(那时觉得)这个城市和我没关系,太遥远了。”梁平回忆,当时重庆到成都之间,坐绿皮火车,要颠簸一夜才能到,“这城市对我来讲是陌生的,跟南京、北京、广州一样的陌生。即便那个时候(诗歌等)文学方面的交流,也是基于个人的,跟城市没有关系。”

没料到15年后,故乡重庆与“遥远的成都”这两座城市,俱成了梁平最重要的创作主题。

东面故乡的灵魂

1984年,重庆诗人柏桦第一次到成都,被巨大的“异样”感包围,“凉爽代替了酷热,秩序代替了混乱,时间本能地在此放慢了下来。”梁平初到成都,也有同感,“(感觉)所有的节奏放慢了。”

2002年1月,正值盛年的梁平被调到成都工作,成为《星星》诗刊的执行主编(两年后任主编)。在“陌生”的成都,梁平自嘲,“四十五年,背井离乡。一二三步,单走独唱。”

梁平形容成都和重庆,虽然同属巴蜀文脉,但却是不同的两支,“如果说成都是一个阴柔的城市,那么重庆就是一个阳刚的城市。”

这个不同首先体现在语言上。在成都生活了18年,梁平依然说不来成都话。除了重庆方言的母语地位,更重要的是成都方言跟梁平性格差距实在太大,“成都话太嗲了。”

“电台男播音员的成都话的确过分/比女孩的粉还要粉/我经常在车里和他遭遇/总要使劲拍打音箱/抖一些粉落下来。”诗人以诗句记述道。

另一句代表性的成都话,是“不存在”。再尴尬再紧急再严重的事态,成都人一句“不存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梁平年轻时,性格火爆,刚到《星星》诗刊,对于成都的“慢节奏”十分不耐。他和共事的编辑说:“在一起共事,我们有两个适应,一个是我慢慢适应你们,第二个是你们也要适应我。”

“不行,最后还是他们把我同化了!”梁平笑道:“这个环境,大家都很散漫。这个散漫不是贬义,很多时候……它是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惬意。”

2003年,梁平在成都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诗《重庆书》。站在成都回望重庆,距离带给梁平书写惦念的空间,得以拨开他与故乡情愁,“亲其肤,见其血”地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和灵魂。

紧接着,他又以“重庆速度”,将他对成都古今的新鲜观感转换为诗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第二部长诗《三星堆之门》。

梁平曾接受采访称,成都和重庆两地同源又略有差异,成都阴柔,重庆阳刚。他在两地来回穿梭,阴阳调和,乐此不疲。

超越空间的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一个有关四川诗人狂性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成都的一帮诗人万夏等,乘兴从成都街巷一路喝到重庆沙坪坝;等到了重庆,再带着一帮重庆诗人又喝回成都,两地酒桌上几乎囊括当时四川全部的先锋诗人。

文艺批评家霍俊明,曾形容四川诗人群体:这是一群患着“盆地妄想症”的诗人,超越空间的意识极其强烈。他们鲜明、生猛、火辣、张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诗坛热浪”。

梁平觉得尽管成都、重庆两地文化各有特点,但归根结底同为巴蜀文脉,两地文化水乳交融,“在外地人看来,他们(重庆诗人和成都诗人)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从来就没有人把重庆和成都截然分开来。”

30年后,成渝两地之间,在地缘上更加密不可分。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一个半小时的疾驰换掉了一整夜的颠簸。过往诗人们的放浪之旅,不过是梁平现在的日常生活。

“成都有一把钥匙在手/重庆有一把钥匙在手//往往一脚油门踩下以后/以为人在家里/手机却开始漫游。”梁平在诗中写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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