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国人和中文谈恋爱
新井用中文写作的新书
出生于1962年的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姓新井，名一二三。这个名字真是令人一见难忘，这三个简单的数字是个巧合：她的生日是1月23日。
她的中文造诣极高，可以娴熟自如地运用这门“外语”直接写作。她写自己土生土长的东京家乡，写日本文学与阅读，也写中文生活的魅力无穷，她同时也是明治大学的老师，在教学中把对中文的热情，继续发扬下去。
那么，这位土生土长的东京人，是如何爱上中文、与中文结缘的呢？她都有过怎样的经历？在她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和中文谈恋爱》里，新井一二三把自己的这段“恋爱”过往，和盘托出。
专访新井一二三
成都，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不久前日本捐赠中国抗疫物资时，箱子上的留言，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引起了中国人的共鸣。您是否也曾留意到一些由于过往文化的联系、中日两国的人民可以无障碍理解的共通事物？
新井一二三：身在日本或中国，往往注意到彼此的区别多于彼此的共同点。可是，一到西方，会忽然感觉到彼此的共同点其实很多。比方说，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日子里，去当地唐人街就发现，有卖大米，有豆腐、面条、红豆沙、酱油、大白菜、豆芽菜、香菇等等，中日两国都很普遍，但西方就没有或很少看到的食品，是过往的文化往来所致。
所以，我教日本学生也常说：学会了中文，不仅能在中国跟当地人沟通，而且在全世界的唐人街都用得上，通用程度高得不得了呢！另外，端午洗菖蒲浴、七夕谈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中秋赏月等传统习俗，也完全融入了日本文化中，很多日本人没想过原来是从中国传来的文化。
红星新闻：您如何看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
新井一二三：最近因疫情要躲在家里，很多中国人用的动词是“宅”，我觉得非常有趣。汉字毕竟是中国发明的，直到今天，中国人对汉字的知识和直觉上的理解都最强。日本虽然用了一千多年的汉字，但至今对各个汉字的正确意义不一定清楚理解，结果常常出现错误的用法。
不过有时候，在错误的过程中能发生新的创造。近来，网络帮助中国年轻人和日本年轻人直接交流，我认为会促进很有意思的文化发展，因为双方都懂汉字。
红星新闻：您在明治大学教书这些年来接触到的学生们，尤其是那些也在学习中文的，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最为神往？
新井一二三：日本很多动漫游戏，都取材于三国演义。所以，很多学生对三国有比我丰富辽阔的知识。另外很普及的是西游记，没有人不知道孙悟空、猪八戒的。至于美女，杨贵妃在日本也名气很大。要说最著名的英雄的话，那大概是成吉思汗了。
红星新闻：年轻的时候，您曾说想要远离家乡，而旅行和外语都是很好的出路。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再去看年轻时想要逃离的故乡，感受是否也有不同？
新井一二三：感受，一方面仍旧一样，另一方面很不一样了。去国外旅游、生活，由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因为在海外呆了不短时间，我才能够比较客观地看故乡日本和我自己。
经过漂泊生活，我体会到了：人不能逃离自己，而那自己是包括成长背景在内的。我也体会到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国家、社会。然而，能够把自己的脑壳变成要塞的话，无论身在哪里都守得住自己的王国。今天，我身在日本，心在世界。
红星新闻：1984年，您申请到来华公费进修，第二次来到中国，并去各地旅行，成都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新井一二三：成都是我当年因为太喜欢所以特意造访了两次的唯一城市！对成都的印象是大红大绿：大绿是树林的颜色，大红则是干辣椒。我对陈麻婆豆腐、国营担担面馆印象非常深刻；如今身在东京，我还每个星期自己动手做担担面吃呢。还有红油抄手、夫妻肺片、芝麻糊，我都是当年在成都才第一次尝到的。也记得成都人不说几毛，而说几角；不说老鼠，而说耗子，而且把耗子发音成“蚝子”。刚到成都那天，我要去四川大学宿舍住。但是说“四川大学”大家都听不懂。后来我试试说了“死川打学”才有人听懂。太有意思了，忘不了。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和中文谈恋爱，我被她迷住
众所周知，日文也用汉字。日本的小朋友，在小学毕业以前，要学会一千零六个汉字，在高中毕业之前，则要学大约两千个。日本人学中文，重点在于：如何排除汉字的日本读音造成的干扰。要是把“汉字”两个字念成“kan-ji”，谁也听不懂。所以，刚入门时抓好发音，到了中级阶段，再阅读不迟。
中文听起来很悦耳，说起来则由大脑分泌出快乐荷尔蒙，令人特别高兴。果然世界上，华人历来以爱说话闻名。我也马上受到影响，除了在学校里听听说说以外，回到家里还要听录音，甚至洗澡的时候也把录音机放在洗澡间的玻璃门外，听着播放的声音洗洗刷刷时而出神。
我认为，恋爱的本质在于：在对方的存在里发现美。有人喜欢听音乐，觉得特定的旋律或者音色无比美丽；有人喜欢绘画，被特定画家作品里的美迷住了不能自拔。
现在，我教日本学生中文，常提到：中文的“漂亮”是“美丽”的意思。但是“漂浮”的“漂”和“光亮”的“亮”，加起来怎么会有美丽的意思呢？据说，是公元前的中国人把丝绸放在水里洗净的时候，看到光线反射，水中发光，觉得非常美。所以，他们用“漂亮”两个字来表示“美丽”。也许，你们之中有人谈过恋爱吧，请你回想一下，当你从远处看到他（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众多人里面，只有他（她）一个人显得特别亮？那就是古代中国人看水里的丝绸发现的美，视觉跟心理以及思维，全串在一起。美不美啊？所以，我跟中文谈恋爱呢。
后来，在课余时间看中文小说，二十岁的我看了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作品。他们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一点儿都不像大红大绿的横滨中华街，安静到几乎是无声且很深刻。
与张爱玲的作品艳遇以后，我被中文之凄美与华丽深深迷住。总之，全部用汉字写的中文，一看就跟英文、日文很不一样。英文用的是标音而不表意的罗马字，结果第一印象平静得犹如黑白照片，需要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用手工把一个又一个标音文字像玻璃球一般串起来，整个画面才会变成彩色项链，从中浮现出各种故事来。至于日文，标音的两套假名和表意的汉字混合在一起，乍看就像纵横填字谜，叫人非得匆匆把假名表达的声音跟汉字表达的内容结合起来确定文意。
用中文写作 自由空间更大了
到了中国后，我发现在这个国家，大家除了母语方言以外，还会说普通话。所以，无论是哈尔滨，还是成都，大部分中国人都听得懂我说的话，那经验真的好过瘾。
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在加拿大待的六年半时间里，跟加拿大人讲英语，跟日本人讲日语，跟中国人、海外华人则讲普通话。中文的优点有：好听、好看、好玩、包容性高、具有世界性。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很多自由。
在多伦多中心区，当时日本食品店只有一家，但是唐人街的食品店则多如牛毛。要买大米、豆腐、干面、酱油、咖喱块、红豆面包以及日本药品等，我都去华人开的商店买，品种比日本商店多，价钱还便宜很多。我后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哥华，美国西雅图、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越南胡志明市等地方逛过当地唐人街，都觉得一样自如。
到不同地方去，除了留学、扩大视野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离家出走。年轻时对自己的国家、家庭感到别扭，所以远走高飞。这是我的个人感觉：觉得日本社会规矩太多了，喘不过气，想要去远处自由地呼吸。刚开始会讲中文、英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讲外语的感觉很自由。当我们讲起母语来，自动地被种种社会规矩约束，结果往往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尤其在日本社会，孩子和女性的地位比起成年男性低很多，所以随心所欲讲起话来，马上挨批评。然而，讲起外语，规矩约束的程度低很多了。
光会说外语就带来很大的内心自由，开始用英文、中文写文章发表以后，我拥有的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如果用母语书写的话，连思考都不能允许自己思考的众多内容，例如对母亲的不满、对社会文化的愤怒等等。是的，离母语的环境远一点点，那约束我们的规矩就蒸发掉了。
当初，我觉得自己跟日本文化格格不入，所以远走高飞也要逃避母语环境。然而，到了一万公里之外的加拿大多伦多，我却发觉：自己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知识，或者在日本长大、受教育的经历，一旦用外文写起来，简直是挖不尽的题材宝库。这个发现，有点像法国作家梅特林克写的重话《青鸟》里，兄妹俩要到远处寻找幸福，最后却发现家里养的那一只就是幸福的青鸟，所需要的只是在不同的光线下看一看。
有些人生道理 母语里没有
外语会扩大我们的世界。每套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门外语自然就成为通往另一种世界观的门路。例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日本并没有相似的俗语。所以，当第一次听到这个俗语，我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
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从中文俗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是我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
“很具体”“视觉化”是中文俗语的强势。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每次听到，在我眼前就出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内衣，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我总觉得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d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非常喜欢个中的乐观心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当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别好吃），但是比不过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有画面感。
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说，活下去不再需要什么正当的理由了，多么好。我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亚洲的知识分子应该学中文
日本的传统文化，很多都来自中国。所以，日本的传统节日，如元旦、“豆撒”（立春前晚撒豆驱邪）、端午节、七夕、盂兰盆节、中秋赏月等，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中国。
奇怪的是，日本人忘记了这些节日的来源，普遍地确信是“国粹文化”，闹出笑话来都往往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比方说中秋赏月吧。明治五年（1872）以后的日本，一口气废弃农历而彻底改用阳历，所以如今在日本的挂历上也好，报纸上也好，哪儿都没写农历日期了。平时，这样过日子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本来以农历日期为标准的传统节日怎么过？这可以说是日本全民性的笑话，已经闹了一百五十年。
日本的端午节，日本的七夕，日本的盂兰盆节等，分别在阳历五月五日，阳历七月七日，阳历七月十五日。可是，中秋赏月就很难了。
要是阳历八月十五日过节而天上没有圆月的话，可怎么办？再说，这时还是酷夏，根本不是中秋呢。对此，日本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中秋日期改为阳历九月十五日，这样至少多了些秋意；然后，到了阳历九月，就通过电视，告知全体国民今年月亮哪一天圆满。电视播音员也绝不忘记告诉大家：月亮上捣年糕的兔子，今晚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啦。没错，在日本，中秋明月上的兔子不是捣药而是捣年糕的。这是因为，中秋赏月的习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了，月亮上的兔子形象也传到日本来了，但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则丢在东海上空。结果，凝视着在月亮上使劲挥杵的兔子形象，古代日本人共同下的结论就是：中秋望月上的兔子在捣年糕，究竟为什么捣年糕，从来都没有解释。
日本超市虽然有卖月饼，但是没有人告诉日本民众那是中秋赏月时该吃的应节食品。那么，日本人到底什么时候吃月饼？当然一年四季都吃啊。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走“脱亚入欧”路线，结果导致了忘本悲喜剧。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地支”却忘了“天干”，知道自己属虎还是属龙，但是对于甲乙丙丁完全没谱。大家对甲子园的高中棒球大会很熟悉，却不知道“甲子”也指年份。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学中文，我都回答说，欧洲知识分子定要学拉丁文，循着一样的道理，亚洲知识分子也一定该学中文，因为都是各自文化的渊源。望着中秋明月想象上面捣年糕的兔子，也许傻乎乎得可爱，但至多卡哇伊而已吧？
（节选自新井一二三《我和中文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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