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行右行 成都车马超前行
抗战时期，成都警察指挥车辆靠右行
同一时期，上海的黄包车实行靠左行驶
1903年，成都实行人车靠右行
张建/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车马左右行，是指车马等交通工具，以及行人在路上行进的方向规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时成都还根本没有汽车出现，但成都车马实行了靠右行，这一“超前意识”足以说明成都有了近代交通监理意识的萌芽。当汽车输入我国后，绝大部分城市实行车马靠左行，而成都的“车马靠右行”，却比1946年全国统一汽车靠右行的规定提早了40多年。
从自由行到靠右行
以前，成都车马行没有规矩，无论马车、独轮车、轿子、行人等，在路上都是自由行。那时成都人口不多，一是衙门和出行人无此意识，二是路上秩序也无需求，成都的“自由行”倒也展示着成都的自然风情。
成都交通的“自然风情”也有规矩，只是约束力仅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才管用。宋太宗赵炅曾御批“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就是中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但四句话又管不住千万条城乡驿路和马路。赵炅所谓的“交通规则”更多是封建礼仪在马路上的表达而已。其中“贱避贵”最为常见，达官贵人出行有“廻避”牌，示意平民百姓让路于官。平民让路，就是路上的“礼仪”，也是“规矩”。当官人路过之后，一切交通又恢复到“自由行”。但这“交规”仅算得上“礼仪”，并非近代社会的法则。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创办四川警务学堂，次年初四川省会警察总局成立。当天警察上街执勤，引来市民好奇，甚至有人手摸警察的大檐帽。当时清廷实施“新政”，岑春煊学习西方警察制度，以成都示范全川，成为四川警务以及成都市政管理职能的创始人。
有了警务，成都初步结束了街头无人理事的状态，也结束了成都无社会专业管理机构的历史。警局牵头进行了一些近代性质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包括社会治安、城市消防、城市交通、集市管理、街道卫生、户籍建立、禁烟禁赌等50余条，甚至把街头管理、市民穿着和言行也纳入关注之中。周善培督办成都警务之后，对成都市政管理和建设更是大刀阔斧，诸如组建义务消防队，促办街道卫生，整顿交易集市，建立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扶持幼孩教育，力戒鸦片赌博，破除封建迷信等。
周善培之举，也是成都城市管理的超前探索。每到青羊宫花会和劝业会召开之时，已派有警察到场内场外执岗。场内警察维护秩序以防人涌群伤，场外警察更是体现交警职能，沿青羊宫至南门城墙边马路疏导车流人流，并在城墙上竖立木制警示标牌，提示车马行人各行其道。这些警示标牌，就是如今成都大街小巷交通警示牌的鼻祖。在周善培的强势督办下，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成效最为显著，成都的道路实施车马行人一律靠右行。至此，成都车马从无秩到有序，从自由行到有规矩，“靠右行”的交通规则一路走来就是30年。
那时成都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已诞生汽车，更不知汽车方向盘在左在右。当初成都为何选择“车马靠右行”至今是个谜。在这个问题上，成都是少数派，大多城市都选择了车马靠左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匈牙利人李时恩第一个把汽车引入中国，对于这两辆美制小汽车，上海当局按其外形似同马车，称之为“无马马车”。1903年，上海交通监理依照英国汽车、马车靠左行驶的规则，规定车马一律靠左行驶。有汽车的上海车马一律靠左行，是依照英国规矩；无汽车的成都车马一律靠右行，靠自主选择。这个“依照”和“自主选择”，几乎同时出台。
此后成都逐步强化“车马靠右行”的城市交通管理，1922年成都市市政公所成立，将市政交通管理明确作为政府管理职能。1926年3月，省会军事警察厅长黄鳌下令：“来往行人各靠右手边走，以免妨碍交通、致生冲突，违者，值班巡守，严行干涉。”同年5月，成都市政公所训令省会警察局发布《马路交通规则》，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如何行走，作出12条规定，其中也包括“车马靠右行”。1928年1月，省会警察局再次专门制定了黄包车应遵守的交通10条条规，其主要内容包括：“各靠右行，不准并行；需超前车时靠右超越；不准沿街停放；夜间要点灯；遇行人挡路要响铃铛；遇挑重担的要绕道避让；听从巡警及督察员指挥”等。频频出台的交通管理规则，显示当时成都已把“车马靠右行”的管理深入细化到了行人与人力车业。
全国统一
成都车马改左行
民国二十三年7月（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南京、南昌、上海、杭州、长沙、重庆等各大城市举办公路交通安全运动会，大力宣传推广交通出行规则，但在成都遇上了麻烦。“新生活运动”宣传册中要求“一切车辆靠左行”，而成都实行车马靠右行已30年。成都“右行”遇到全国“左行”，咋个办？
1936年，温江县马路局出台新办法，“严禁运输超重的独轮车在马路上行驶，公路两侧路肩暂准载人独轮车行驶，车辆行人一律靠左行走”。为想方设法落实车马靠左行之策，就连常走乡野之路的川西鸡公车也未放过。当年9月，四川省会警察局又颁布6项“暂行规则”，即《管理汽车暂行规则》《管理人力车暂行规则》《管理脚踏车暂行规则》《考验汽车驾驶员暂行规则》《市街交通管理暂行规则》以及《管理交通罚则》，除再次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行车靠左行之外，还包括“道路及人行道，行人靠左走”。
然而30年的惯性是非常大的，当时成都街头的交通秩序仿佛猛然回到了自由行一般，有的人晓得车马行靠左，有的人依然记得车马行靠右，这个“形式主义”制造了成都街头的混乱。而“新生活运动”的形式主义也催生了各种笑话和弄虚作假。山东军阀韩复榘就在演讲中说：“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车靠左走，着实不妥，那右边留给谁呢？”无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或世界趋势，这总算是全国第一次统一了车马行的步伐。
服务抗战
成都率先改回靠右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多的抗战物资从美国运到中国，汽车增长量尤为突出，但美国汽车在抗战大后方西南诸省运行时极其不便。美国本土交通规则是车辆一律靠右行驶，车辆方向盘及灯光设置均按美国交通规则设计，到了一切车辆靠左行驶的中国，自然“水土不服”。战时运输管理局提出对策“一切车辆改为靠右行”。理由有三：一是顺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靠右行驶的习惯；二是车辆左行改造费是车价的10%，费用高昂，于抗战不利；三是车辆改造时间周期过长，不利军需物资运输。1945年6月22日，军事委员会下令，由战时运输管理局全面筹办车辆改右行驶事宜。战时运输管理局不敢松懈，于1945年7月发布第4513号训令：“兹为节约改装，减少肇事起见，亟应修改，着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驶，希即先期准备。”
四川省公路管理局也于当年8月28日发出《有关公路行车章则修改办法》。“甲条汽车部分”明确汽车一律靠右行驶，并有靠右行的公路会车超车的4种规则，其中有“下坡车让上坡车”，这似乎体现了宋太宗赵炅“去避来”的祖制。“丙条行人部分”规定“有人行道的在行道上走，无人行道的行人紧靠路左行走。”然而车辆统一改右行的公告发布不到1个月，实施期限又变了。9月15日，四川省公路管理局又下发紧急公告：“全国公路车辆原定本年十月一日改靠右行，改为明年元旦起实行。”抗战胜利，为使收复区亦能同时改进，便延期实行。
其实，在1946年全国统一“一切车辆改为靠右行”之前，成都提早4年恢复了“车马靠右行”。1936年成都出台的6个“暂行规则”中的“暂行”二字堪称伏笔。1942年，宋子文批转《修正改进成都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汽车部分”的第一条就是“车辆一切靠右行，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许外，一律靠右顺转，上坡时不准作‘之’字形前进”；“人兽力车部分”的第一条为“人兽力车应绝对靠右边单排行驶，不得超越争先”。于是，成都车马行被改靠左行近6年后，又一次回到了40多年前成都车马靠右行的原点。但这个原点，并不是哲学的“否定之否定”。
成都率先改回车马靠右行，效果如何呢？李劼人的《天魔舞》中有段描述：“成都市街上行道的秩序，自清朝办警察时起，就训练着‘行人车辆靠右走！’二三十岁的人早已有此素习了的。忽然由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次手令，二次手令，强迫改为‘行人车辆靠左走！’说是必如此才能救国，也才是新生活。几年来的强勉奉行，大家又已渐渐成为素习了。现在政府说是要将就盟友驾驶的方便，又要改回来，仍然行人车辆靠右走。而且宣传上又这么说：‘倘若一齐靠右走，则行人脑后没有眼睛，车辆从后冲来，岂不有性命之忧？不如改为车辆靠右走，行人靠左走，不一齐右倾或左倾，那吗，行人车辆迎面而行，彼此看得明白，便来得及互让了。’这是聪明人的想法，实开世界行道秩序之新纪元。总府街的行道秩序，可以说恰是在作这种宣传的实验。”
更正：《棉花街：成都汽修汽配第一街》一文中郑怡亭应为郑悦亭，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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