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洗手洗出茧子”看成都现代公共卫生进化
医生示范洗手的正确方式。据新华社
公元1892年的成都霍乱中，名医沈绍九带头扛起防疫重任。
美丽蓉城。资料图片
□庞惊涛
包括医生洪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会不会洗手”有一天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戴口罩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些社区里张贴的标语和口号“话丑理端”，直击生命，没有人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但关于洗手，却似乎还有一些比较曲折的演进。
防疫情
“洗手洗出茧子”的老妈
“好好好，听洪医生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慢慢在成都增加起来，自然，对医生洪梅的话、尤其是防护要求，家里人言听计从。酒精消毒的方法，洪梅做了一次演练，大家就会操作了。有一次，洪梅在卫生间看见老妈用肥皂洗手，才发现会不会洗手真是一个问题：
老妈拧开水龙头，细线一般的水湿了手，就在肥皂上蹭了两下，再拧开细线一般的水龙头，冲洗那并不丰富的沫子，然后关上水龙头，在帕子上擦干，整个过程，也就十秒左右。洪梅笑了，又有些气恼，节约用水也不是这样的。遂细心地把标准的七步洗手法教给了老妈。
“我算是开了眼了，洗个手还有这么多讲究。”老妈笑着按照洪梅教的步骤，完成了七步洗手法，但她还是没舍得全开水龙头，细线一般的水，像她日常的唠叨，也像她不急不忙的家务活秩序。“注意个人卫生不影响节约用水。”这是她的逻辑。
言传身教对家庭成员的影响确实很大。电视上教的方法其实和洪梅教的方法差不多，但老妈带头，再教老爸，还真是比电视管用。大年初六值班回来，老妈就半是表功半是讨好地对洪梅说：“感觉这几天我把后半辈子的手都洗完了，你看，都有茧巴了。”这当然是夸张，但洪梅却对老妈这样的夸张很满意，这意味着老妈的个人卫生行为，完成了从教谕到自我形成的进化。
老妈伸出双手，一股好闻的肥皂味。
更多的变化接踵而来。立春那天出了太阳，老妈带着老爸，把储藏室、鞋柜、冰箱、卫生间里积久的卫生死角全部清理了一遍，并认真地喷洒了酒精。客厅和卧室的地板，再不是拿拖把象征性地拖一遍，而是用蓝色的帕子，跪在地板上，寸土必争、锱铢必较地点点擦洗。父亲跟洪梅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把家庭卫生做好了，也是贡献。”
一场大疫带给社会小细胞的公共卫生转机便如此不动声色地开启。连洪梅都没有意识到，自家家里发生的这个变化，其实正在大多数家庭中一样地发生着。转天，她和科室的同事，在完成一次例行的巡房后，在护士站和同事聊到这个细节时，还没等她讲完，同事便笑着补充：我妈更狠，楼道和单元入口的门，她都去消毒了，比物管还积极。这还没完，我们小区不是在停车场隔壁有一个临时装修垃圾存放区吗，最近小区停了装修，没有装修垃圾，老人家趁机把放在那儿的两个大箱子清理消毒了，说是一旦疫情过去，装修垃圾产生得快，提前清洗消毒，看着舒心，也更放心。
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成都大妈爱卫生，疫情之后重细节。
其实，哪里仅是大妈重视细节，更多的大爷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带动下也开始重视细节。他们逐渐接受一个理念，就是城市公共卫生是一个整体，而整体来源于局部的贡献。
根据外地游客对成都城市公共卫生的评价，成都是国内超大型城市中，背街小巷和通衢大道一样经得起细看的城市。不能不说，这是对成都最好的评价之一。而这个评价的得来，除了主体因素上城市管理硬件的突出，还有辅助因素上的城市管理参与者：即市民在城市管理软件上的自觉配合。
2012年，成都有关部门开展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成都428名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62.62%，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85.05%。这个数据说明，超八成的城市公共卫生人员的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是很高的，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城市公共卫生在软件环节上的过硬和可靠。
这个比较靠前的数据，和英国早期提出的《公共卫生法案》特别注意对公共健康的考量相吻合。
1941年
成都就成立了卫生事务所
对成都市近代以来的公共卫生疫情稍有了解的人，或许还能记得发生于1932年的成都“虎疫。”
那一年的夏秋之际，成都出现了霍乱疫情。之所以将其命名为“虎疫”，乃因来自于这一疫病的英文发音“虎烈拉”（cholera）。这一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国内除新疆青海西藏之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成都作为省会城市，自然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如何应对这场疫情，当时的成都中医联手合作，以名医李昌炽为首，发动广大市民投入公共卫生行动中。其核心就是打扫城市公共环境，强化城市公共卫生，大力灭蝇灭鼠。大多数市民在成都中医人士的带动下，不仅对城市公共卫生进行了彻底的大清洗，还同时强化了市民的个人卫生行为和习惯。
更早以前一次霍乱疫情，发生在公元1892年。文献记载，“成都每日出丧500-600具”，而1932年这一次霍乱疫情，死亡人数总计接近2000人。而到1945年成都再一次暴发大规模霍乱时，死亡人数已减少到939名。
不能不说，每一次大的疫情，对城市市民的公共卫生行为都是一次极大的洗礼。只有经历过生与死，才能淬炼出一代乃至三代人的行为习惯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疫情何尝不是一次城市公共卫生的进化催生剂。
1941年，在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影响下，在国内沿海发达城市的带动下，成都成立了专门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的行政机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城市的环境卫生和市民的卫生防疫保健意识由此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改变，这是城市公共卫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
一个颇有意思的分析是：尽管成都人历来以休闲慢生活闻名，但在个人卫生上却似乎并不是漫不经心，相反，而是特别在意。这一部分来源于多次疫情的催生，也来源于成都市卫生事务所较早地在成都推行了现代公共卫生理念。
个体、细节、全面参与、观念渗透、自觉养成，是这一百年间，成都公共卫生现代化的关键词。下一个百年，细节，仍然是一个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最近的一次进化，虽然和大的疫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仍然和细节相关。本世纪初开始的城市大规模旧城改造，城镇化率催生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完善，其中，相当一部分重点，就是城市公共卫生规划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这比及1941年成立的城市卫生事务所，不仅仅是鸟枪换炮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尽管成都和国内很多一线、新一线城市一样，都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同步强化了公共卫生设备设施的升级换代，但在硬件主导的同时，成都的软件辅助，也着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前者是制度推进，后者，则是文化的生成。
比较英国的《公共卫生法》之后的城市公共卫生演进路径，会发现成都的路径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从《公共卫生法》到田园城市理论再到花园城市运动，英国的城市公共卫生发展的推动者，试图通过物质环境建设来改善公众的健康水平和公共卫生意识，基础设施、住房改良、绿地组织、功能分区与交通分离等成为他们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要手段，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认可。
再看花园城市运动，成都也丝毫不落于人后。一个爱花、爱种花、爱养花的城市，它的公共卫生的点线面，一定都是耐看的。而一个城市里有多少市民种花、养花、爱花，你从成都的阳台、屋顶、飘窗看出去，不难有会心的发现。
而绿道的规划和建设，仅从绿道的总体数量和规划理念以及建设质量、市民参与总量来看，成都当之无愧地在这一轮城市进化中，走在了前面。
好城市
体现在市民的公共卫生素养中
好的城市，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更好的自己。洪梅还记得，她一个远房的妹妹来成都短暂出差后说的那句话：如果说，太古里的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下的精致，是倾城市之力打造的一个示范点的话，那么，我更喜欢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背街小巷，它们干净到居然看不到一片纸屑。这个很多城市都难以做到的现象背后，是这个城市市民整体的公共卫生素养在发挥出一种巨大的合力。
就像日本人的公共卫生行为。它不是近乎病态的洁癖，而是积久形成的习惯。这个进化的过程，既有疫情的催化，也有城市的进化，更多，是文化或者说文明的深化。
洪梅有一个预感，疫情过去之后，更多类似于老妈这样的普通人，会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会更加注意家庭、社区和她参与到的每一个公共区域的卫生环境。因为，通过这次疫情，每个人逐渐明白，戴不戴口罩，洗不洗手，既是个人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整个城市的事情。“洗手洗出茧子”，这不是家庭主妇的夸张，也不是极端洁癖者的“病态”，而是一个城市人的公共卫生行为进化。
就像那些看不见纸屑、或者垃圾的背街小巷，它不仅关乎着一条街道的印象，也关乎着一个城市的印象。
那天晚上，她从小区里出门，穿越社区那条小街，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和老妈年纪相仿的老人，从兜里拿出纸巾，慢慢地覆盖在宠物狗随地排出的大便上，并将它拈进附近的垃圾箱里时，她就明白了，这场疫情，不会让这城市更坏，只能让它更好。
新闻推荐
据新华社成都2月23日电（记者董小红）记者23日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获悉，该医院联合成都博奥晶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共...
成都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成都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