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毛旭辉
◎吕澎
2016年1月28日到2月3日，我在昆明。之前，毛旭辉和他的助手张光华为我的写作已经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这几天他便将照片、笔记，早年的记事本、速写本、水粉和油画写生，各种形式的资料文献、手稿和作品，一一给我翻阅和观看。在毛旭辉的创库工作室，在巴赫、拉赫玛尼诺夫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背景下，我们的思绪不时回到三十年前的80年代，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和毛旭辉早年的写生，很容易将我们引向往昔。
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和世事面目全非的变迁，而我将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一个特殊而孤独甚至“疾病缠身”的个人，来描述、分析和判断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景及其问题。
2009年11月13日，北京。一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院长是《父亲》的作者罗中立。2004年至2008年间出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井喷”，无疑为那些当代艺术家增加了鲜艳的色彩：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周春芽以及曾梵志等艺术家开始在社会中广为人知，他们的艺术市场价格迅速地为他们披上了似乎有点神话成分的外衣，他们的艺术被认为在全球艺术市场中树立了一个“中国牌”的象征招牌，以至于有欧美的艺术家开玩笑地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就好了！”无论这样的局面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抑或根本就是问题的开始，中国当代艺术被金钱拉入了让世界瞩目和震惊的焦点。这个机构的“院士”——被人们嘲讽地使用的词汇——成员名单还有：徐冰、许江、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汪建伟、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展望、冯梦波、宋冬和邱志杰。作为张晓刚的朋友，毛旭辉非常熟悉那些面孔，张晓刚和叶永青是他早年学习绘画并在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保持共同艺术立场的战友。但是，这个曾经以表现主义艺术倾向成为“85时期”西南重要代表的艺术家并没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员中的一个。
2010年12月9日，由高名潞策展的《川逝：大毛的艺术》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展览的现场展示了毛旭辉在80年代的文献和资料，据此，高名潞编辑了一本由书信（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为主）和文献构成的图录，为观众提供了关于这位来自云南昆明的艺术家的背景资料。但是，如此隆重的个人展览似乎并没有唤起朋友们早年那样的激情——这个容易理解，旧时光早已过去。
90年代初，在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看来，灵魂因市场经济的影响开始受到金钱的挤压，毛旭辉在1995年写道：“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与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多少有些出入。”（《棕树营画室手记》）文字中已经有一丝苍凉的情绪。1993年至1994年间，知识界对人文精神是否正在消失表示了深深的忧虑，社会与艺术家曾经关心过的问题——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关于人的其他更为深刻的问题——变得越发复杂。
资料表明：从70年代初开始学习绘画，经历了前辈的指导、学院正规教育以及参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毛旭辉的艺术之路构成了艺术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早在1990年，我在写作有关毛旭辉的艺术的文章《生命的具象与陈述》里曾引用了柯林伍德（1889—1943）在《艺术原理》结尾中的一段话：
艺术家必须预言；这并不是说，他预报了即将来临的事态，而是说，他冒着使观众生气的风险，把观众自己内心的秘密告诉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话讲出来，把心里话完全坦白出来。但是艺术家必须说的东西，并不像个人主义的艺术理论要我们相信的，是他自己的私人秘密。作为社会的代言人，艺术家必须讲出的私密是属于那个社会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艺术家，是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完全了解自己的内心；并且社会由于没有对自己内心的这种认识，它就会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而对于这一点的无知就意味着死亡。对于来自那种愚昧无知的不幸，作为预言家的诗人没有提出任何药物，因为他已经给出药物了，药物就是诗歌本身。艺术是社会疾病的良药，专治最危险的心理疾病——意识腐化症。
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冒着使观众生气的风险”。明确地说，他们的艺术远远没有获得保障，他们的艺术对于坐落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来说无足轻重——这真是一个被普遍忽略的事实。
写作中，我在一封自己曾经（1989年11月15日）写给毛旭辉的信里，看到有这样的话：“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再去一趟昆明，但很难说。我倒想在明年写一本《毛旭辉》，类似《达利》（我的一本翻译著作）的那种体例。如定下时间，明年我会在昆明住一段时间。”次年夏天（8月），我去了昆明，回到成都写了一篇《生命的具象与陈述》。然而直到今天，我才完成了这部详细描述毛旭辉80年代艺术历程的文字。的确，那是一代人的风华年月，今天看来，对在这个风华年月中一个艺术家的经历给予深入的考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研究，而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史问题了。
所以，我没有打算书写一个有关艺术家的光荣史，而是在记录和介绍一位出生在50年代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和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社会没有条件去考察每个人，但允许人们通过一个具体的生命去了解和联想过去，了解与之同时代的一代人的经历，兴许人们可以发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灵魂，从而理解由此而产生的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毛旭辉在1985年的一天写给他一个女友的书信里有这样的文字：“大师的桂冠从来也没有规定是赐于（予）男性或者某个人，它就摆在一个地方，任何人只要走到那里，谁都可以戴在自己的头上，关键是你要有能力走到那里。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顶桂冠。其实当一个人创造了真正的艺术时，任何桂冠都是苍白的，毫无意义的。”
《家长的故事：1980年代的毛旭辉》，吕澎/著，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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