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老人的死亡背后
本文荣获“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2019年度新人奖”
文 | 张学婷
3月18日早上7点,大外公在老家过世。当时大多数亲戚都在梦中。
其实这个消息并不算突如其来,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就隐隐约约传来大外公身体不好的消息,后来更是被诊断患有胰腺癌,晚期。确诊之后,几乎整个族里的人都回去看了他。大家都暗自期待着他能迈过2019年这个坎。只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迈过人生这道坎。
同时,大外公的死亡也让我看到了小镇暗流之下的养老问题。
舅舅、姨妈们为大外公修的阴宅一个普通的小镇
我老家是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丘陵地形,有一条河贯穿其中。重庆得有几百个差不多情况的小镇。从小我要出山到市区的话,大巴车需得慢慢爬环山泥路颠簸着往外走。将近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下来,人都得把胆汁颠出来。由于交通不好,小镇一直很封闭,也没有多少活干。镇上的年轻人们要不就是呆在镇上,东走西走做一点工;要不就是下定决心去到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打工,几年才回来一次。两种人十几年前差不多各占一半。
不过随着经济发展,选择后一种的人数就慢慢超过了前一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10年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小镇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是小学老师,既有死工资,又有寒暑假,还是个文化人。可是当时我的小学班主任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800元,即便她又教语文,又教音乐和美术。而那些外出打工的就不一样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便开着小轿车神气洋洋地回来了,还有余力在镇上修一栋楼房。那时候每到过年,茶馆里便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在四处吹嘘自己走南闯北的见闻。慢慢地,镇上的年轻人也都随着“先锋们”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孩老人们。镇子慢慢成了一个空镇,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呼啦啦回来一大群人。
生比死更为艰难
大外公是我外公(妈妈的爸爸)一母同胞的哥哥。今年八十多岁了,育有四子三女。儿女们又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到了现在,他们这一支一共有三四十人,算得上我们那个小镇上人数最为庞大的一脉了。
他们也是小镇上最先走出去的一批人。我的舅舅、姨妈们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在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庆,缺的就是肯干勤劳的人。渐渐的,6个子女都在城里有了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方,只剩下一个三舅在家赡养爸妈。他们在老家还给爸妈修了一座楼房,让他们再也不用下地干活。每到过年,回来八九辆车,拉着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在老家住上一两个星期过完年再回去。而大外公大外婆呢?由于他们坐不了汽车,一上车便吐,吐得天昏地暗的,也不适应城市的高噪音和快节奏,“连个说话的都找不到”。实在无法,便只好留在老家修养。日子也就渐渐过去。
可是平静在大外公查出胰腺癌的时候被打破了。医生说,没有多少日子了,接下来就让他过得顺心点吧。老家还有老伴等着,还有些能说话的亲戚,加上自己也适应了老家的生活,大外公便选择回老家度过生命中最后一程。
可三舅为了儿子的学费几年前也离家外出打工,家里面只剩下两个老人和三舅妈。之前不生病还不觉得,一生病便迅速感受到了老人的衰弱。三舅妈平时也要工作,只能帮着煮煮饭。大外婆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行动迟缓,还有白内障、高血压等老年病。最开始大家都赶着回来照料大外公。可是时间久了,每个人都有工作和小家庭,老在家里呆着也不是事。舅舅他们是下死力气干活的,一天不回去就少一天的收入,客户也不满意工期延长。哥哥姐姐们学历都不是很高,在以前是无伤大雅,可是在“硕士遍地走,本科不如狗”的年代,稍不注意便会丢了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工作。
搞装修的大舅抽着烟向亲戚解释道,“都看到我买车买房,不晓得这些都是我累死累活打拼下来的。开了年忙得很,我不回去看着,一天就会损失几大百。养这么一大家子不要钱吗?爸买药医病不要钱吗?那车买了好几年了我都没得钱换。小磊(大舅的儿子)这次没请到假,回都回不来,那个主任真是心硬得很,非要让你哥哥过完年再回来,假都请不到。眼看着小磊的二胎来了,奶粉钱都还没有凑齐。钱钱钱,命相连!”
于是,看到老人情况稍微变好,他便急急忙忙赶回城里处理工作了。大家商量着过年再回来看看大外公。
时光如流水般划过,却并非了无痕迹。
自从大外公生病之后,大舅就会在家族群里频发关于养老的文章,也许是为了给兄弟姐妹们看,也许是为了给第三辈人看
过年了,大外公家要办团年饭,一为酬谢亲戚们在这场病中出的力,二为过年,三是用喜气儿赶赶这病气儿。我到的时候,卧室门大开着。大外公穿着黑色的厚棉袄,盖着一层沉重的棉被侧躺着。听到我们来了,大外公慢慢穿鞋下床。我才发现,他的脸太瘦了,像是骨头外面包着一层皮,眼球也很浑浊,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戴着的毛线帽把他整个额头都遮住了。他却明显很高兴,眼角挤出笑纹,指挥着姨妈把家里的纯牛奶给我们这些小辈喝。餐桌上,大外公吃了几块鱼肉便放下筷子,起身去外面看看还没有到的那些亲戚。姨妈说,现在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团圆了。
吃过几轮团年饭,春节很快就结束了。舅舅、姨妈们商量后决定大家排班轮流在家住一段时间照顾他,其余的人先回城里。即使大外公最珍惜团聚,他们的状况使他们不能也不会停在老家太长时间。与死亡相比,生显然更为艰难。
何况,对于“死”,现在的人已经没有太多敬畏了。祭祖的时候,买香烧纸更多的是财力的体现。买大蜡烛、几千响的鞭炮,人们听了也只会说,这个人怕是过年赚了大钱,而不是他有多孝顺。买小香,五块钱一捆的纸,心里安慰自己,反正人都去了,心意到了就行,这些也不太碍事。
大年二十九,游子们纷纷回家祭拜祖先
更有甚者,把死做成了一门生意。有专业替哭不出来的子女哭的哭丧人,有看坟地风水的风水师。过年时,一位姨妈回忆起老祖母过世还在跟我们抱怨:”婆婆去世那一年,我还小,我家叔叔以为我听不懂,但是其实我全部都听到了的,他悄悄咪咪让风水师看风水。风水师说,“坟头埋前不埋后,埋左不埋右。如果埋右了,旺的只是你们(指叔叔)一家,你们弟弟姐姐家就旺不了了”。后面我告诉我妈,我妈还找他吵了一架,最后也不晓得怎么样了。但是你看这几年三家际遇,他家日子过得最为红火。”
养儿千日,用儿一时?
如果说,大外公家只是被生活疾病打击的一家人,大家还算是众志成城,只能说是天灾。那舅公家可就是天灾加人祸了。
舅公今年也是八十多岁了,是个鳏夫。一天吃饭后眼睛突然模糊,身体也有点不好。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中风加失明了。他有两子一女,现在都在城里讨生活。
之前舅公本来是大表舅在赡养,但后来大表舅被接去城里自己孩子家生活。哥哥家里两室一厅,住了嫂嫂哥哥和侄子,勉强加上大表舅已经是饱和了,无法再安排下舅公的住处,便商量好去幺表舅家住。当时大家都在说大表舅幺表舅孝顺,把舅公接到城里去享福,外婆她们还说要约个时间去看看舅公,可是没想到下一次见面却是在医院。更没想到为了医药费,原本和睦的两兄弟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舅公之前在农村并没有想过买保险,无法得到补助。中风加失明,家里已经给他花掉了十几万块钱,更别提后续一大笔的照料费用。大表舅幺表舅虽然在城里买了房,但也因此欠下一笔帐务。更何况眼看自己孙子一个要开始上学、一个才刚刚生下来,奶粉钱、学费、衣食住行等等,怎么算都是一大笔费用。早已老去的父亲和出生不久的孙子,这笔账虽然现实但也不乏道理。
大表舅认为:“之前我这么多年养着都没出什么毛病,现在为啥你来养就出这么多事情?肯定是你对爸不好!”二表舅又觉得:“之前那是爸还年轻,现在他都八十多岁了,身体肯定要出一点问题的。有问题不应该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担着么,反正我没钱!”两兄弟闹得鸡飞狗跳,连亲姐姐都没办法劝解。二表舅一气之下把哥哥给爸买的所有衣服都烧掉了;大表舅从此之后谈话都要录音保存证据。村委会尝试调解不行,就各自找支持自己的亲戚帮忙,搞成两大帮派。亲戚也不能解决,还想着要去重庆电视台调解栏目曝光,闹上法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谈谈。
现在舅公还在医院呆着,解决之日遥遥无期。
那些农村老人们
据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在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达2.6亿,农村老人也早已过亿。但是相比城市里的老人,农村老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更加匮乏,且绝大部分农村老人只能依靠“务农自养”。2013年,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燕舞经过六年实地走访发布《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一文,直言农村老人自杀的数量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中部区域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数竟为该区域自杀数的71.33%。当地老人认为“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河)更可靠”。
小镇上的情况没那么严重,但老人们确实面临着赡养、医疗等问题。
城镇化趋势不断加强,小镇上的医疗、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远远比不上城里,年轻人们都卯足了劲儿想要在城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纷纷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那些在城里打拼出来的人更是会引得小镇上其他人的艳羡和称赞,呆在家里不出去打工的不仅日子没有别人家红火,也会被说没出息。
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了下一代。镇上只有两所小学和一个初中,如果想要读高中,孩子们就只能往城里挤。何况初中的教学质量并不好,打架斗殴更是常事。家庭条件好一点的等孩子过了小学就要计划着把孩子往城里送。
我的一位伯伯有一子一女,女儿在城里读书,怕出事,也为了照顾她,伯妈便在城里租了房子陪读,顺便找了个活儿干。儿子还在读初中,成绩不太好,家里还有个老人。伯伯就在水泥厂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偶尔还要打零工多挣一点钱,但能照看儿子和老爸。一家人平时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过年伯妈回来了四天、煮了团年饭就又回去打工了。
小镇上,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比比皆是。农忙时候,老人是小镇上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一边要看顾孩子,一边要趁着天还没黑抓紧割谷子、收苞谷。两三点是重庆最热的时候,空气中翻滚着热浪,暑气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但田里早有大爷大妈们弯着腰收割。重庆是丘陵地形,机器无法施展开,还是多用手动。几天的抢收下来,肩膀上会被勒出一道道红痕,腰上贴满了膏药。
农闲时候,老人们就显得有些无所事事,或盯着街上的人盯一天,或从街那头走向街这头,碰到熟人聊会天儿,消磨上午时间。中午吃个饭,下午睡个午觉,晚上接孩子回家,一天的时间便过去了。我曾经问过我的幺外婆她平时都在干嘛。她只有一个女儿,在成都嫁人生子,过年前才会回来一次。她说看电视。我很惊奇,她的电视只能收到两三个台,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她却说,打发时间的,要什么好看。确实如此,她对着电视广告也能看得津津有味。眼神似乎在看电视,似乎也没有,仿佛透过电视看着另外的东西。
重庆南岸区一个广场花坛,每天五点多就有老人开始坐在这里消磨时间
这些老人,从儿女远去的那一天起,就被带走了精气神,变得真正“老”起来。又如同温顺的羔羊,儿女就是指挥他们的牧羊人。只有到了过年,车水马龙把整条街填满。老人们才会像一座座年久的钟突然上紧了发条,为着儿女滴滴答答地转了起来,透着一股活气儿。可如果老人年纪大得走不动了、必须有人照顾了怎么办?谁也没有想过,或者想过也没有办法解决,索性不想。
许多农村老人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意识,他们的生活来源只能依靠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棺材本”和儿女的“孝顺”。但是积蓄最多只有几万块钱,一场大病就吹没了。儿女也都有自己的生活,打拼尚且不够时间,不能再多指望。
农村里连基础的养老设施也缺乏。养老院很简陋,几个镇子才有一家。它荒草凄凄,大门紧闭,透着一股神秘和阴森,除了墙上写了“XX养老院”五个大字,从外外形上已经看不出来是一家养老院了。况且老人们宁愿在家里呆着没人照料,也不愿意去养老院,怕别人说一些风言风语,伤了儿女的心。有些老年人脑海中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这个概念。
在农村似乎一直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老人必须为子女奉献的思想。之前小镇上一位大爷手里好不容易攒了一万块钱,自己去银行在柜台客服的指示下存了起来,死活不肯告诉儿女密码。前年他去世,临终的时候忘了告知。那笔钱就被冻结,必须得办一整套手续才能取回。他的子女是带着怨恨和气恼去办手续领这笔钱的。镇上的人都在说:“作孽哦,为啥子不给子女说,你看他们又跑到城头办这样办那样,费工夫不说,路费也是好大一笔。”
今年papi酱三八妇女节要求父母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点击率达到了几百万。许多网友在下面附和,说早就想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了。网友@渡边鱼子酱也因为上传了自己妈妈在老年大学学琴的视频得到了一万多的转发量。城里的孩子们想尽办法纠正父母的老旧思想,希望他们能够在晚年重新拥有自己的独立人生。2019年的两会代表们呼吁社区养老,让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幸福。但是农村老人们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选项。我不敢把papi酱的视频发到家族群中,因为我知道,等待我的必然是一场声讨。在他们眼中,独立生活就等同于抛弃,是无法原谅的,是不孝的。
另外的选择
同样是过年,在大外公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小镇上来了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妻,带着自己的儿女们来寻根。他们十几年前因为去了成都市区定居,阴差阳错和老家断了联系。算来算去,竟是我们这一支最老的长辈,是我外曾祖父最小的弟弟,我喊“老嘎”。老嘎人到老年希望能够寻回自己的家族,重修家谱,宣布要拿出几万块钱办一场寻亲宴。
宴席上,他放了自己金婚庆祝的视频,是和很多对老夫妻一起参加的集体婚礼。他还写了一个演讲稿,在台子上歌颂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即兴发挥讲讲自己和老伴晚年的幸福生活,拿着退休金去了好几个地方旅游。他兴致勃勃地期望着下一个十年,还能在这里和大家欢聚一堂,约定每年的腊月二十五都要回来办一场寻亲宴。精力旺盛得不像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里其余的老人们眼睛都看直了,仿佛刚刚发现人生中居然还有这么多姿多彩的事情。他们以为,老年就等于平淡、安静与死亡。
后来,老嘎过完春节就回去了。可是这场宴会的内容却成为了小镇上很久的谈资。老人们说起不乏羡慕,外婆还对我说,有时间还要去成都看一看老祖宗,顺便旅旅游。而外婆自从六十多岁从广东照料孙子回来后便再也没出过远门,每日都是看电视消磨时间,外出旅游对她来说可是迈出一个不小的步伐。
这场宴会似乎改变了一些东西,让老人们的生活多了一丝活力。
但我知道,农村的空巢老人现象如此严重,不只是因为老人们依附儿女,安土重迁的想法,养老措施的不完善、农村城市工作条件工作机会的差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不完全覆盖等等因素都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要完全解决农村老人的问题,需要比解决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更进一步,更深一步。
大外公去世了,舅舅姨妈们的养老重担却并不能放下,剩下孤苦伶仃的大外婆又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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