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成都小说年度报告
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凸凹长篇小说《汤汤水命》
裘山山小说集《失控》
骆平小说集《过午不食》
2019年，成都小说家创作势头迅猛，不容小觑。在长篇小说领域，不仅有重量级的作品诞生，比如阿来的《云中记》；而在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表现卓异，一次性地捧出了五部作品。长篇小说的创作代际横跨50后到80后，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题材广泛，艺术手法各异，一些篇目涉及重大题材、热点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60后实力不减，70后成为中坚，80后已经成长，90后开始发声。从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造成的影响力、中短篇选载的数量上看，在成都小说的历年创作中，2019年可算得上是丰收年。
长篇小说
写实与魔幻
纵观2019年的几部长篇小说，或涉少数民族题材，或涉历史人物题材，还有军事和教育题材，可谓题材各异，“艺”彩纷呈。阿来继续聚焦于藏族地区，英布草心完成了“彝人三部曲”的后两部，这让他们的小说更有了魔幻生长的空间，尤其是后者，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飞翔，主人公历经各种幻象和时空流转，让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张扬。而其他几部作品，则用写实的笔触，彰显现实主义的力量。
重大题材、热点题材：现实主义的回归
汶川特大地震是震动全国人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成都作家、四川作家乃至全国作家都进行过书写。震后10年，阿来捧出了《云中记》。《云中记》讲述“云中村”的陨灭与重生，阿来没有把重点放在人的悲痛与无助上，而是着力于废墟之后的新生，用颂歌去书写苦难。在传统与现代、鬼与神的辩证思考与叙述中，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这是一部通透的庄重之作，用乐章式叙述，充满诗性与理性的回旋、现实与神性的交融。
范华银的《决战中原》以开阔的视野，厚重的篇幅，丰富的史料和精妙的构思，详细描绘了中原解放战争的历史，生动地再现了刘邓大军从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淮海决战期间英勇善战、迭克强敌的辉煌战绩和不朽功勋。该作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史实准确，情节感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王刊的《择校记》则关注热点题材——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多年来却鲜有表现。在王刊的笔下，教育已然不是一块净土，受到了资本轻而易举的覆盖。随着一场迁校风波的展开，各种教育的参与者裹挟其中，人物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小说集中在三个月，却上下延展，左右勾连，拓展了文学表达的时空。
历史语境：张扬的实证主义精神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任何历史人物小说也都渗透了当代人的情感和价值观。今人如何书写古人，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历史认知问题。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导的四部“四川历史名人丛书·小说系列”，就是对历史认知的一次认真回答。不论是历史场景的重塑，还是人物关系的编织，历史风情、历史器物的植入，都需要实证主义精神和情感价值的参与。
凸凹的《汤汤水命》以末代鱼凫王的漫漶回忆作第一人称叙述，以事件组团为结构布局，以《四库全书·三命通会·论纳音取象》有关水命的阐解为包装，以蜀雾为底色，以“蜀性”为特质，以治水为动脉，错乱时空，纵横捭阖，勾古连今，融合古蜀国传说、先秦百家思想、战国权力较量，以及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演绎出了治水名将李冰的非凡一生。刘甚甫的《算尽天机——西汉历家落下闳》故事曲折，步步惊心，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贯穿全文，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李浩《盛世长歌——大唐诗仙李白》选材严谨，结构恢宏，语言考究，清丽雅正，活用经典，诗意浓郁，多棱视角，浓墨重彩。聂作平写作《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查阅典籍，多方走访，又合理勾连，使得该部小说在忠实于历史的基础上，有了飞升的想象力，在虚与实之间获得了平衡。
民族记忆：飞翔的神性与魔幻
《洛科的王》是彝族青年作家英布草心创作的“彝族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依然是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营造神秘的“第三世界”。从叙事内容来说，小说是以纳拉·阿弥和他第一任妻子阿嘉姆为寻找她丢失的乳房为叙事核心。寻找乳房的过程就是寻找彝族人发展史的过程。
《虚野》是“彝族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作为彝族毕莫之子的撒，怀揣着自创的经文离开哀举山，踏上了寻找父亲俺博果的漫漫长路。直到成为狃库兹莫之后，他又在一种冥冥之中的召唤下带领着狃库氏踏上了寻找赫亚氏的仇人哈弗氏报仇的“复仇之路”，而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这一条复仇之路实际上仍然是撒曾经的“寻父之路”的再一次延续。
英布草心出生于彝族毕莫世家，因此他对于那些烙刻了深沉神性的彝族经文和繁复的法事了然于心，同时，彝族人民更是由于世居于崇山峻岭之中而获得了大山的神性。这些浓烈的民族元素被灌注到了故事之中，从而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了强烈的魔幻色彩。
中短篇小说
题材的广阔与表现方式的多样
2019年，成都的中短篇小说出现了一些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对现实和历史的谛视而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却又别具一种精神分析的深度。
裘山山的小说集《失控》收录了近期创作的《失控》《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加西亚的石头》《调整呼吸》《卤水点豆腐》《听一个未亡人讲述》等发表于各大刊物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她很有名的中篇小说《水天一色》，这些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展现了一个作家纯熟的创作能力。
骆平的小说集《过午不食》由《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狻猊》《过午不食》四个中短篇小说构成。作者将笔力聚焦于高校众生相，以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描摹了高校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在校大学生结婚现状、高龄二胎的冲击、90后辅导员遇见00后大学生等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反映了人性的多样性。
其余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大致有如下特色：
一是，持续在自己熟悉的文学地理和关注领域里向纵深开掘，如裘山山的城市和军旅书写，何大草的旧成都，以及他和骆平的高校知识分子塑造，卢一萍在故乡（南江）和异乡（南部新疆）的探索，王刊的天回镇和对基础教育题材的挖掘，小乙的小厂小人物，唐一惟笔下的中原乡村人物……通过对各自领域的持续打捞，丰富了作家自己的文学地理谱系。
二是，成都作家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没有只关注文学题材，而是多向度地探索着小说的艺术形式，如何大草用碎片化的结构，拼贴出一副完整的人物肖像；罗伟章的《倒影》采用追忆性的叙事视角，前面的整个故事都可以视为最后一句话的“倒影”。
三是，大多数小说都采用了功能性的隐喻，如罗伟章的“倒影”、马平的“紫薇树”、骆平的“苹果树”、卢一萍的“大震”“西厢”、甑明的“床”……它们一起拓展了小说不可言喻的意义空间。
扶贫路上的人性绽放
扶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向外展示中国形象的一扇窗口，被扶的和去扶的，命运都因此而改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学具有记录社会的功能和责任。扶贫的路上，有深刻的人性在绽放。
罗伟章《路上》，讲述的是主人公在“扶贫”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作者把这些困难描写得淋漓尽致，并且用隐喻的手法阐释了人性的复杂。
马平《我看日出的地方》，用一个故事、一个典型，深刻地反映了在乡村城镇化、乡村脱贫、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心路变化，不舍、追寻、认同、归属以及精神回归。通过一个个小人物悲婉的故事，以解剖刀般的犀利笔触，剖析贫困现象的本质，揭露人性的丑陋和嬗变，扫描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和矛盾，透视出城市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兴起的浪潮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命运。
消费社会里的俗世冷暖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社会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资本深度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改变了故乡的面貌、人们的职业（很多职业消失了，很多职业又产生了）和对待职业的态度……甚至父子亲情、男女爱情，都与传统有了较大的割裂。
罗伟章的《倒影》所传达和表现的，正是在这种时代症候和社会语境下产生的伦理危机与生存困境。小说以医院为据点，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治疗时的迫不得已，到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如银瓶乍破一般，被和盘托出。《倒影》以看似平淡如水、波澜不惊的叙事笔触，讲述了儿女们在医院陪护患病父亲的经过，将一场世俗的相遇凝练到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徐清松的中篇小说《老年房》，同样关注老龄化问题。小说以一个为自己缝制春夏秋冬四身寿衣、四双寿鞋的留守老太太为叙述视角，对孤寡老人的晚年现实处境和心灵处境进行了细致刻画与真情抚慰。“老年房”成了老龄化社会群体的典型缩影和象征。
喋喋不休的欲望书写
消费社会是建立在对物质的过度占有上的，占有物质成为人的一种本能。在消费社会里，爱情也成了消费品。这在小说里的直接反应是，爱情消失，欲望凸显。
蒋林《空中别墅》中的主人公发达后，陷入了与初恋情人的婚外恋，最终成为阶下囚，欲望幻灭。王刊的《谁能保证生活会有变化呢？》里身为教师的“师兄”巧妙却又不失心机地从家长那里获得令人瞠目的物质财富，名校名师利用声望在课外办培训学校，赚得盆满钵满。作为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开始消费女色。小乙《时间里的玫瑰》里的黑豆因长得像霍金，被专业团队包装后，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红。与蒋林和王刊表达幻灭不同，小乙给了黑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批判网红现象的同时，又在零度叙述中呈现出小人物可贵的精神世界。
当基础教育在消费社会里被资本收割的时候，那么高校教师的生存境遇又是怎样的呢？骆平《五指山》精准描述了学院政治下高校学者的生存状态，曹子非为了一纸商调函，和姜院上演了一出典型的非合作博弈，演尽了小人物的悲欢。何大草的《坡地手记》，女主是才出道的年轻教师。一个在大学教写作的女教师，以自己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却遭遇了老教授的打压、学生的嘲笑、求职的失意、爱情的无着……一系列震动心灵的事件。何大草用“白描、细节”的笔触，写出了“树的伤口”，当然，作家也不忘给这“伤口”抹上止痛药：主人公在艰难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归路。
童年、故乡里的身心安放
故乡，是文学书写的一个母题，甚至有些作家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故乡的书写。对于刚出道的90后来说，故乡和童年更是他们写作的来源。王棘的《夜晚出生的孩子》和《离开的消逝的》，都是关于故乡和家庭的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中艰辛前行，当妻子也死后，都曾回到故乡，他们曾经从那里逃离，他们回去是为了与过去和解。主人公身体归乡，而作者则精神归乡。
何大草生于成都，长于成都，工作于成都。于他而言，本无故乡可言。但成都在他的身体成长和精神成长中几乎占有全部的重量。在《坡地手记》里，通过吴爷的眼睛，向我们展开了一副旧成都的样貌。而《出蜀记》则更是直接聚焦童年，武侯祠、草堂寺、红照壁、青羊宫……构成了小说的地理坐标和物质外壳，随着“移步换景”，那些旧时光的人物也一步步显影。何大草始终将笔墨聚焦于人物，用爷爷的“玻璃刀”画出人物的轮廓。一部《出蜀记》，记录了“何大草”的精神成长。
意外事故里的人性大拷
意外，往往是小说的情节抓手，人物命运往往就此改变。卢一萍的《大震》，以地震这个意外事件作为故事生发的背景，同时又何尝不具有隐喻性。震动的，不只是大地，还是罪犯和警察的心灵。卢一萍在小说里把问题直接抛给人物和读者，作为外科医生的死刑犯，在逃跑与救人之间如何选择？卢一萍给出的答案是，相信人性。罪犯用赴死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
王亦北的《问卦》，两个畸零人，先后来到一座被废弃的破庙，搭伙过起了日子。由于一场疾病，一次意外的摔倒，就让他们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与其说这是意外，不如说也是必然，是对社会、对身体健全者灵魂的拷问。
反思与不足
2019年，确乎是成都小说创作的大年，但也有不足。
一是，对标北上广、南京，成都的小说家表现出文学意义上的“西部现象”，处于偏僻之地，高原和高峰相对稀缺。成都历来有让人侧目的文学传统，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声音却略显微弱。
二是，作家的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需要补齐短板。成都的50后，已经功德圆满。60后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凸凹由诗人向小说家发生的位移，以及马平找到了新的审美范式。70后的全国排位赛中，卢一萍、王棵、骆平瞬时前移，起步晚的一些70后，作为小说家的名分已经得以确立。虽然70后人数众多，但没有现象级的作家产生。80后，由于颜歌和七堇年的“出走”，数量匮乏，仅有唐一惟、贾煜等人在勉力支撑，几乎要“断代”了。90后出现可喜局面，已崭露头角。
成都小说，阿来、裘山山、罗伟章之后，如何走出四川，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一个摆在成都小说家面前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成都市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 执笔：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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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