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皮坝街 拴渡船的皂角树还在

树龄超过200年的皂角树。

羊皮坝街新景。

河边钓鱼人。

羊皮坝街景色。

老成都城墙。

桥下就是成都老城区内最后消失的渡口。

□冯晖 文/图

有关羊皮坝街的故事，大多是邻居刘大姐告诉我的。成都南边的锦里东路和锦里中路一带，过去有羊皮坝街、城边街、柳荫街和水巷子几条小街，它们都在老城墙外侧临河的地方。老成都的城墙四面都有护城河，南面是南河。城南这一段城墙距河较远，为了加强防御，因此在墙根儿又挖了一段壕沟。在民国时期这一段被填平变成了城边街。

城边街往西延伸就是羊皮坝街，据说在清代是晒硝羊皮的地方。在羊皮坝街的西头有一片坟地，俗称娃娃坟，附近有成都著名的垃圾山，俗称渣滓坝。南门一带的孩子在南河里“拉长滩”，都喜欢在这里下河，过南门大桥下的“水梭梭板”，穿锦江大桥桥洞，大约在新南门一带上岸。羊皮坝街一带的河边多榆树，小孩子们游完泳，经常爬上树观河景。河边有个渡口，渡口南岸是倒桑树街。20世纪60年代，老爸常带孟家巷二姑家的孩子来这里游泳。上世纪70年代，3508厂在渡口附近修建了成都市区唯一一座吊桥。自从有了吊桥后，渡口和摆渡船就退出了舞台。再后来，吊桥也被拆除，在原址新建了单拱人行钢筋水泥桥，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彩虹桥。

1

三毛的肖像照

就是在柳荫街拍的

作家张建对成都公共交通史颇有研究，收藏了大量相关史料，其中居然有好几张当年南河羊皮坝渡船的收据，票面一分钱。羊皮坝渡口可能是成都老城区内最后消失的渡口。在丰水期，渡船一次摆渡二十余人，每人每次一分钱。而在枯水期，船主人想了个好办法，将渡船停泊于河心，在河两岸分别铺设木质栈桥与渡船相连，形成一座临时浮桥，过桥每人每次也是一分钱。

柳荫街西接羊皮坝街，东抵万里桥，走向大致和城边街平行。因街中有柳荫桥，故得此名。在通惠门开通以前，成都人到青羊宫赶花会，如果从南门出城都会走柳荫街。在柳荫街的东头靠近万里桥的地方有枕江楼餐厅，后来改建成了茶馆和旅社。柳荫街上原来有一座王爷庙，还有一座临江庵。1949年后，王爷庙改成了民房，临江庵变成了柳荫街小学。

柳荫街拆迁之前我曾去拍过照片。记得街道两边是小青瓦木板门平房、高大的泡桐树和造型优美的青砖灰塑门洞。作家三毛有一张经典的肖像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拍摄者是著名摄影家肖全。

水巷子是南北走向的小路，一头连城边街，一头直抵南河。我们可以在李劼人的文章里看到清代末期这一带的景象：

出老南门上柳荫街，眼前一下就开阔起来了。右手边是高大巍峨的城墙，整整齐齐，像天然的削壁一般。城墙根，穷人们开辟一块块菜地，并搭建了一座座茅草房子。因为要在青羊宫举办劝业会，需要增加一些道路，疏散交通，警察就在这些菜地中间开辟了一条土路。

人走在上面，不到十步，鞋子上就全是灰。而轿夫们走在这土路上会扬起一团团的灰球，风一吹，就变成了一道灰幕。向左边看，隔一条水沟，就是新修的马路，有丈把宽，小鹅卵石和河沙铺的路面，平坦清洁。在新马路上跑的是一匹马拉的黑皮四轮车，车里的男女一个个光鲜亮丽。在马路的外面有一条大河，有人称之为锦江。河水清浅，但是河里依然有载着游客往青羊宫方向去的小木船。

2

早些年的南河水

泡出的茶比井水好喝

刘大姐出生在羊皮坝街。那时的羊皮坝街一间挨一间是破破烂烂的茅草屋和牛毛毡简易房子，住户基本是贫苦人家，整条街只有“周豆腐”一家经济条件稍好些。在贫困年代，即便是豆渣都是很抢手的东西。刘大姐的母亲当年花了20元钱买下临河一间小屋安了家。

早些年南河水非常干净，可做饮用水，泡出来的茶比井水好喝。后来河水渐渐被污染了，羊皮坝街的住户就到南塘坎街的井里挑水。再后来城市公用设施逐步完善，用上了自来水。在街头的供水桩买水回家，优惠价是一分钱两桶水。

刘大姐是靠政府资助上的学。在河边的柳荫街小学读书，每天中午一个馒头就是一顿饭。后来，在河对岸十五中读初中，学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著名的建国中学。除了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做家务了。小小年纪，常在渣滓坝捡炭或城墙上捡柴。那时的城墙有个大缺口，上面是孩子们的乐园，可以放风筝、捉蟋蟀、听鸟鸣、打游击。长大一些就在南门一带割草，卖给青羊宫旁边的动物园是5厘钱一斤，卖给华西坝的奶牛场是7厘钱一斤。天刚亮起床干活，白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回家太累，一般是先睡觉，半夜十二点起床煮饭吃。那一带贫苦人家的小孩习惯喊母亲为“奶子”，喊父亲为“大爷’。她的大爷过世早，奶子拉扯几个孩子长大。奶子卖过牛草，在安顺桥边的餐馆里上过班，辛辛苦苦一辈子。

3

“7· 27”大轰炸

幺公一家跑警报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城里居民躲空袭、跑警报，在塘坎街南城墙上开了个大缺口。就在194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幺公一家正在文庙西街的家中炖鹅，突然听见警报响，全家老少一起往城墙缺口跑。刚跑到城墙外，炸弹就从空中掉下来，炸死多人，衣服、胳膊挂在城头和树枝上，惨不忍睹。当敌机远去，警报解除，一家人回去，围在炖鹅的炉子周围，一言不发，一口也吃不下。

这会不会是惨烈的“7·27”大轰炸呢？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详细描述了亲身经历的这次轰炸：

7月27日早晨8点，他在朱自清等人陪同下参观武侯祠。当再去杜甫草堂时，路边竖起了空袭预警黄色旗子，大家并不把警报当一回事儿。9点40分，发出空袭警报后，他们在城西四家村朋友处聊天。10点45分紧急警报不断发出，没过10分钟，敌机已在头上。下午1点40分警报解除。

再来看看成都市防护团《“7·27”日机袭蓉详报》的记载：

午前九时二十分，省防空司令部通知注意情报。

午前十时三十分，本部闻得空袭警报。

午前十一时二十分，本部闻得紧急警报。

午前十一时四十五分，本部目击日机四批共一百○八架侵入市区，在西、南、北三区投弹。

午后一时十五分，本部闻得解除警报。

对比这三个方面的陈述或记录，可以大致推测，幺公的回忆是有关“7·27”大轰炸的。从时间上来看，烧一只鹅一般不少于两小时，按中午12点吃饭计算，上午11点过，幺公的鹅应该正在锅里烧着。而解除警报，是中午一点过，正好回家吃午饭。为了更加准确，我特意从文庙西街靠小南街的位置起，往东快步走到南城塘坎街，顺南城塘坎街往南，一直到南河边，总共用时7分钟。我想模拟当年幺公老老少少一大家人，听见紧急警报时，从家里出发，过城墙缺口，到河边所用的时间，这个时间和罗常培所说当时敌机不到十分钟已到头顶的记录基本一致。

为了解更为详细的情况，我查阅1941年7月四川省会警察局填制的《“7·27”日机轰炸成都调查表》，表中统计皮房街一共炸死6人，炸伤12人。当天，青龙街伤亡最为惨重，炸死354人，而江汉街运气最好，炸弹未爆。

1958年开始拆除城墙，汪家拐砖瓦厂捷足先登，墙上修窑，就地烧砖。1960年，这家砖瓦厂和金河砖瓦厂合并，成立成都第一砖瓦厂。1981年发展成为成都市保险柜厂，生产三色牌保险柜，厂址就在城边街。

现在这一带完全变了样。柳荫街和水巷子消失了，羊皮坝街和城边街成为锦里东路和锦里中路的一部分，临河是滨河绿地和省政协大楼。道路北侧有不少卖保险柜的商店，路南边是一排银杏树。初冬，银杏一抹金黄，树下黄叶不扫，自成地毯。家长带着孩子在树下拍照，漂亮姑娘摆出优美造型，街道仿佛成了公园。

现在，你到南河边找不到羊皮坝街的一点踪影，在彩虹桥的旁边，也就是那个叫绮霞园的绿地里，有一株树龄超过200年的皂角树，树形舒展、老当益壮。走近一点看，可以发现树干上有一道道深深的勒痕，这是过去南河渡船拴缆绳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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