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文心流沙河： 下车无遗憾了
“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刚刚过完88岁生日的流沙河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的，这位以文字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流沙河原名余勋坦，他的笔名取自《尚书·禹贡》。几十年来，他的诗与文，亦如同一条长河奔流不息。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永远的成都少年郎
“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流沙河
“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也让我想到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梦醒，还以为自己在少年。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很多成都人谈及流沙河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广为流传的《老成都 芙蓉秋梦》。
流沙河先生出生于成都的忠烈祠南街，自呱呱落地的一刻就与成都产生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他4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今青白江区城厢镇），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流沙河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
“当时我们十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他的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
新中国成立那年，18岁的流沙河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因为痛恨自己的地主家庭背景，就读半年后他就选择辍学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追逐自己的作家梦。后来，他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又被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1957年1月，流沙河与朋友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深受全国读者喜爱。
流沙河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成都生活，他熟悉成都，从当下到古代。他说：“我本旧时代最后一批成都少年郎。我爱成都，爱成都的历史。我有幸生于斯，读于斯，笑于斯，哭于斯，劳役于斯，老于斯。”
跌宕人生因诗而起
“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流沙河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1957年初，26岁的流沙河被错划成“右派”，1978年获得平反。
22年的“右派”生涯也造就了后来的“学者”流沙河。当年，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就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遭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1979年，流沙河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
“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流沙河的乐观豁达，是从坎坷中得来的。
叫“成都文化人”就够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流沙河
“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作为曾经的诗刊编辑，晚年的流沙河并不喜欢别人叫他诗人，他更喜欢的称谓是学者、文化人。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席卷全国各地。流沙河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于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
流沙河的一首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后来被收入语文课本。诗起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此后十多年里，两人通了很多信，见面却已经是1996年了。“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流沙河说。
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等诗作，流沙河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可是他自我评价说：“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
“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诗人然后还‘著名’，这是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我不要那些虚荣，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还要那些称呼来干啥？还看不透吗？！我给你说，本人只有一个身份，叫‘成都文化人’那就够了。其他都不要！” 晚年的流沙河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他对朋友说：“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
沉心治学的蜀地文心
“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流沙河
从1989年开始，流沙河自动选择与诗歌“绝缘”。作为诗人的流沙河，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诠释经典，研究人文地理，乐在其中，被人称作“文字侦探”“文字的福尔摩斯”。
近20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
他热爱着这些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一次接受采访时，忆起少年时期学过的诗，时年86岁的流沙河依然能全文背诵。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末期，一位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筠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流沙河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上世纪60年代初，流沙河偶然在旧书库里发现《说文解字》，从此忘情于古文字，“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唯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流沙河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这些年来，他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多部著作。
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对自己最好的注解——“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流沙河除了在家研究古文、汉字，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成都图书馆，给市民做文化讲座。从2009年到今年5月，每月开一次，内容从老成都故事、《庄子》，再讲到诗词歌赋。他在成都图书馆共开讲120次，到场的观众达6万余人次。
流沙河说，他希望能把自己热爱的传统文化多传播一些，让大家的生活多一些诗意。他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辨识真假、美丑、善恶。”
如作家龚静染所言：“沙河先生早年有过软弱，也有过不堪与屈辱，但在经过坎坷命运之后，特别是进入耄耋之年，精神渐硬朗，意志愈彰显……也由此重获自由之人格，堪称难能可贵。特别是晚年治学，沉于逍遥之境，自成一家言说，若蜀地文心。”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本报记者 唐召怡 整理
一条永远 奔流的河
——忆流沙河先生
□李 晋
早年知道流沙河先生，是看他的诗作。他的那首《理想》让我记忆犹新，诗中的“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等佳句暗自给了我不少鼓舞，字字珠玑的文字，像一束束火炬，照亮着我的前行。后来看新闻，说先生来我的故乡泰州寻根，找到了祖居地高港蔡庄村。看着先生满头白发，风尘仆仆奔波在乡间小路上，我感到先生是一个重情之人。
与先生能够成为同乡，我感到有些许自豪，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竟与先生有了联系。有一次，我与经常投稿的成都一杂志编辑聊天，编辑告诉我，他在流沙河先生家住了三年多，流沙河先生一分钱房租都没有收。他一直很感谢先生，是当年先生的热情帮助，让他能够在成都落脚。得知我敬仰先生后，他和流沙河先生说了一下情况，先生随即题赠给我一本新著《正体字回家》，扉页上写着“汲悟先生 流沙河2017.9.24成都”，字体端正耐看，颇得文人情趣，一位看过的老师说：“先生字写得好认真，真的是让正体字回家。”
在后来的联系中，我给先生寄去了黄桥烧饼特产，先生回复表示感谢。后来一位朋友欲出版一本书籍，想请先生题写书名，并附上了润格费，我冒昧去信向先生提了出来，先生很快写好了书名，却把费用退了回来。朋友很感动，约我一起去成都看望先生，但如今这样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了。
与先生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了“温文尔雅”、“淡泊名利”的印象，他似乎是一条洁净如初，同时又永远奔流的河。我坚信，先生并没有远去，他只是奔向另一个文明的道场。
流沙河的 三位语文老师
□赖 晨
1944年秋，流沙河刚上初一，学校从成都调来一位国文老师，叫刘兰坡。
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刘兰坡手持一炷香，快步进来，登上讲台，向学生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的，望诸君努力。”
当时鼓励白话文，刘兰坡却坚持初一学生学习古文字学，课本是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书中选取了《说文解字》中两千多个常用字，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排列，以少儿启蒙的角度，作了较为通俗的解释。从此，13岁的流沙河迷上了汉字。
初一下学期时，流沙河的语文老师叫曾直君。曾直君早年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当地人称他为“青城诗人”。
流沙河多年后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曾直君的场面——班长一声口令：“起立！”流沙河等人赶快起立，站得笔直。这时，曾直君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又是一声口令：“鞠躬！”学生鞠躬。曾直君行古礼，拱手作答。曾直君头戴平顶红结瓜皮帽，身穿咖啡色长袍。他脸色黝黑，蓄八字胡，目光炯炯，精神抖擞。他从藤编提包内拿出一套《辞海》、一套《辞源》、一部《康熙字典》与别的一些书，码在讲台上面。
第一堂课，他讲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1944年，日寇长驱直入，国势危急。为启迪学生的爱国心，曾直君选讲章太炎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选讲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陆游的《书愤》《示儿》等诗、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把国文课讲成了爱国课。
学生有作文写得好的，或执卷问难的，或指出教材上某个字印错了的，他都要当场表扬，自费发奖。有一次，流沙河追出教室去告诉他，说《婉容词》的“绮色佳城欢度蜜月去”一句他讲错了，绮色佳是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地名的译音，也叫伊萨卡，不是绮色的佳城。他很高兴，奖给流沙河一块小砚台。
在课堂上，遇到读音有疑的字和解义为难的词，他立刻查字典、翻辞书，当场弄清楚，再给学生讲，不认为这样做就是丢了脸面。他讲课很卖劲，全身心投入，讲得神采飞扬，像个说书艺人。
曾直君每周让学生写一篇作文，作文言文。春天作《春郊游记》，秋天作《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作《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作《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作《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作《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作《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流沙河得了满分。曾直君在课堂上朗读此文，激发了流沙河最初的发表欲。文言文结构严谨，条理分明，对流沙河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裨益。
“从小到大，我遇见过很多老师，但唯有曾老师，我记忆最深。”流沙河深情地说，自己从曾直君老师身上，真正感受了“人格之高尚”。
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流沙河还和其他两位同学就学于塾师黄捷三，听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
黄捷三是清末秀才，他上课不算有趣，但他会背很多诗词、古籍。讲课时，他会把诗词、古文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说法和原意并不相符合。但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跟着他读，大概懂得了这么一点意思。当时我们十三四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到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说。
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黄捷三。初一、初二那两年，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捷三家里，听他讲《诗经》。黄捷三当时60多岁，为流沙河讲了《国风》和《小雅》。《大雅》还没讲完，黄捷三就因病讲不动了。黄捷三的讲解使流沙河对《诗经》产生了热爱和尊重，到了晚年，流沙河还能背诵《诗经》里的很多作品。
2008年，时任成都图书馆副馆长肖平向流沙河提议在图书馆开讲座，请流沙河讲其最有心得的《庄子》。流沙河答应得很爽快，他主动提出，既然要讲，就得让他把《庄子》讲完。一年多时间讲完《庄子》，肖平趁热打铁请他讲唐诗。流沙河回复：“讲唐诗，须从《诗经》讲起。”肖平求之不得。于是，从《诗经》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一讲又是几年。讲《诗经》时，流沙河常常会想起他的老师黄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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