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去矣 留下风流在人间
□吕进
沙河去矣，留下风流在人间。重庆直辖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再见到他，但是，许多往事却珍藏在心里。
流沙河是1931年出生的。1931年好像是个诗人年，那一年出生的诗人特别多，比如张默、梁上泉、柯原、陆棨、韩忆萍、莫文征、舒兰等等。自幼饱读诗书的他，笔名取自《尚书》：“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开始时用“流沙”，后来发现有重名，就加了一个“河”字。我曾经有一篇写他的文章，题目是《人比黄花瘦》。他不算矮，身高1.7米的样子，体重却比较轻。瘦如黄花，走路又是脚尖落地，给人飘飘欲仙的感觉。
1978年去成都出差，我当时是三十多岁的诗歌爱好者，专门到布后街，想到《星星》编辑部的驻地朝圣，也想看望心仪的各位编辑。谁知到达后，编辑部那屋里只有一个人，蹲在地上，在五抽柜的最下面一个抽屉里找东西。我问：“请问编辑部在这里吗？”那人也不站起来，回答说：“没人！”我说：“您是——？”那人眼睛也不看我，回答说：“我姓余”，就再不理我了。这就是我和流沙河的初次见面，后来我老向他提起这事，我说，作为外语系的青年教师，我孤陋寡闻，确实不知道你的本名是余勋坦哩。
流沙河多蜀人的幽默。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给重庆市文联的拨款，除人头费外，每年只有8000元用于办公，文联成了贫困地带。最可笑的是当年南充市水灾，南充市文联以为重庆是大城市，日子一定好过，发来电报，向重庆市文联借钱，弄得大家哭笑不得。1987年11月，重庆市文联实在穷得无法开展活动了，文联住会评论家杨苏是我的好朋友，找我商量，能不能在文化宫搞讲座，卖票。这在当时算是突破陈规之举，我们决心吃螃蟹。除本市几个人上台外，计划从成都把流沙河也请来。这事文联党组同意了，我和流沙河熟悉一些，于是请流沙河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更没有微信，打电话都是很奢侈的事，只能通过邮局寄信。我给沙河去信，倾诉我们的困难，请他万万帮忙。没隔几天，回信就来了，居然是一张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你办事，我放心。此复吕进老师。流沙河”。后来见面，我说这句话可不能乱写，流沙河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正经嘛！”
在重庆的讲座非常成功，我邀流沙河也顺道到西南师范大学讲一下。原先在第一教学楼安排了一间有一百多个座位的大教室。待我陪他从我家去会场时，路边两旁早已站满学生。一位学生拦住我说：“吕老师，教室太小，不行啊，这么多人。”我临时决定，改往大礼堂。话一出口，学生就呼啦啦地朝礼堂奔去。听众坐满大半个礼堂，可能有一两千人吧。流沙河开讲了，他说，老是讲诗没有意思，讲点出国经历吧。于是什么菲律宾的二战公墓呀，南斯拉夫的舞会呀，生动精彩，那时出过国的人很少，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开讲了一会儿，人又呼啦啦地走了一半。我后来给流沙河说：“别太得意，很多人其实是好奇，哪是想听你讲诗，是来看你这个人模样的。看了就走了。所以我也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好办法，把你关在铁笼里，卖门票，新诗研究所不就有钱了吗？”流沙河哈哈大笑。
记得有一次，流沙河去北京开会回川，顺道到重庆，于是和重庆诗人杨本泉、傅天琳一起，到北碚我家做客。他一进门，就脱掉鞋子，盘脚坐在沙发上，大讲他几次遇见鬼的“真实”故事，讲得活灵活现，直讲得满屋阴风惨惨，鬼气重重。我说，哎呀，别讲了吧，简直毛骨悚然啊！他很得意地望着大家，说，你们真的信鬼吗？这是说着玩的嘛。
天堂也许有古文字和“那只蟋蟀”
□姜明
2019年11月23日下午，噩耗传来：流沙河老师仙逝了……
虽然知道他一直在医院与病魔做斗争，但闻听噩耗，依然泪如雨下：沙河老师，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掐指一算，跟沙河老师交往，也有二三十年了。1995年，先生的《Y先生语录》在当时我所供职的《华西都市报》连载，作为副刊编辑，有时我会上他家取稿子；1996年底，单位搞文化活动，邀请了先生，我和先生合了一次影，照片洗出来后，有人惊呼：哇，你和沙河老师脸型很像！先生以文弱、清瘦名世，而那时的我，体弱、脸小，难怪有人会发出感慨；1997年，有一次到先生府上，邻居似乎在装修，时有噪音发出，先生说：“是单位给员工谋福利，将现有家属楼改扩建，每家会增加20多个平方米。其实，哪有那个必要嘛。”我环顾了置身的环境：会客厅似乎在兼做书房，家具简陋，似乎连文人最看重的书柜和书桌都十分寒碜，一个老式方桌上放有一个老南瓜，老南瓜上有先生亲笔墨书：瓜说瓜娃子说我瓜……
不见先生，一晃，又是十多年了吧？2013年11月，为了四川日报“巴蜀文化大家”的访谈，再次拨通了电话。“喂——”，电话那头，悠长而缓慢的应答，让我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马路对面老先生的书房。我报出自己的名字，片刻停顿之后，他的声音明显高亢起来，准确地回忆起了原先我的工作单位，关切地问我的近况，说：“你还是那么瘦吗？”“你还在写东西没？”80多岁的老先生，记忆力居然如此之好，让我在得意之余，更多了许多惭愧。当下约定了采访时间。
是先生开的门。见面赠我两个字：“胖了。”我一面矫情地抱怨，一面由衷地赞美先生：“有钱难买老来瘦，沙河老师您还是那么瘦，好精神啊！”虽在一个当时还算比较高档的小区，但沙河老师的新居其实也不大，客厅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家具也简陋，除了墙上挂的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房间基本上体现不出什么文化气息。但真正的文化确实不是用来显摆的，其他几个记者刚刚报出自己的姓名，立即就被“文化”浸淫——一个记者姓吴，沙河老师说：“你知道这个‘吴’字的由来吗，这个吴啊，通‘娱’！”说文解字，就此开张，说得兴奋了，沙河老师溜进书房，拿出纸笔，开始画起字来。
终于解析完吴字的起源，我们开始按照采访提纲进行访谈。先生提意见了：“我们摆一会龙门阵就行了嘛，你这么正儿八经的，好累哦！”我严肃地说：“不行，这是重要的历史性的访谈，要尽可能成体系地总结你的艺术人生，不能漫谈。你没有看见我们还架着摄像机吗？”老先生说：“那好嘛，但你至少要问有趣点哈。”我一边笑，一边说，要得，要得。于是，几个小时的采访中，我嘻嘻哈哈地提出了许多如此这般的问题——
“沙河老师，你高中没有毕业就考大学，大学读了半年就参加了工作，说白了你的文化程度相对低哦，怎么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呢？”
“沙河老师，《流沙河认字》变身《白鱼解字》出版，有没有多挣稿费的想法哦？”
……
边开玩笑，边提问题。先生呢，温言软语，微微笑答。兴之所至，竟然起座踱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之诵之，语之吟之，让我们的摄像记者手忙脚乱，连忙调整机位“缉拿”先生。他的话语，貌似诚恳，实则夸张：“我的母校，省立成都中学，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我可能是全国最后一名锯匠了”……采访者了无拘束，被采访者应答如流，随时都是欢声笑语，快到12点的时候，先生突然说：“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可以了嘛，我肚子都饿了。”
他又说：“写我的文章，写得有趣点嘛，板起一副面孔，哪个看哦。”
我说，好的。
心里在想，天下文章，都能像你老人家一样短小有趣，都成名家了，怕你老人家的日子没得这么好过哟。突然想起一个新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沙河老师，你写文章的收入远不如你写书法的收入，有没有考虑要搞一个书法专场拍卖会呢？”
沙河老师的老伴吴老师摇摇头，说，想做这个事情的公司太多，老先生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了，坚决不考虑做这个事情。我正想说话，这时，多年前先生写在老南瓜上的那句话浮现在了我眼前——瓜说瓜娃子说我瓜。
再见先生，已是2014年，发觉他基本没什么变化，家居也没什么变化，我夸奖他身体还是倍儿棒，他说不行啊，眼睛痛，而且背也驼了。他扭身让我看他的背部，是微微有些驼了，毕竟是83岁的老人了。我们坐下来聊天，当然还是谈了副刊的事情，他说不好办，现在社会与当年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建议我们请人画四格漫画，估计也会受欢迎。还有是不是可以连载一些文艺作品？
那一次，在沙河老师书房里，看到了一个句子，“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立刻入脑入心，喜欢得很。这个句子，说的不就是沙河老师的状态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不也是大家努力追求的状态吗？后来我把微信签名也用成了这个句子。今天，沙河老师仙逝了，这个句子又浮现在眼前，沙河老师，愿您一路走好，天堂里有了诗经、古文字和“那只蟋蟀”，想来，天堂将不再寂寞。
张新泉：对流沙河毕恭毕敬喊声“先生”
“我们一家人和流沙河都是忘年交。”11月23日晚，张新泉讲述了他和流沙河的数次难忘的生命交集。1995年，张新泉从四川文艺出版社调到《星星》诗刊做编辑，那时流沙河已经从那里退休了。张新泉说：“其实我还在出版社的时候，我们就互有来往，当时他选编了《余光中一百首》诗集，这本书就是我在负责。”
流沙河是第一位把台湾诗人推荐给大陆读者的作家，而且两人的钢笔字写得都很像，这给张新泉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那本余光中的诗集里，流沙河对每首诗都写了一两百字的读后感，文笔特别优美，一百首诗后面有一百篇美文。”
接下来，张新泉和流沙河继续成为“完美拍档”，他们合作了《中国新诗选》和《台岛乡愁诗选》，两本书都是张新泉选编，流沙河为前者做序，为后者审校。“从年龄上说，他是我兄长；从学识上讲，他是我老师。”张新泉说。
于此，张新泉分享了一个历经近25年都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当时我刚来《星星》诗刊当副主编没多久，有一天中午正在办公室审稿，门没有关，我突然看到流沙河来对面的财务室领退休金，于是我就过去和他打招呼。当时他拿到了一沓钱后，很认真地把50元、20元、10元还有块票分开，然后叠在一起放进中山装左边有扣子的口袋里，装进去还认真地拍了拍。”
张新泉回忆，当时整个过程流沙河一言不吭，他很好奇地问对方：您领了多少工资啊？流沙河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带着他标志性的拖腔说：“张铁匠唉，够喽！”这个回答让张新泉百感交集，“我在成为职业诗人之前，就是个铁匠，打了六年铁，流沙河不光知道我的过往，而且他说的’够了’这两个字就值得深思，它仿佛包含了很多信息。”
流沙河对张新泉直呼“铁匠”，后者更把前者的木匠生涯赋诗一首，这首名为《城厢镇，流沙河锯木处》的诗歌现在读来也会让人百味杂陈。“流沙河出场时步履虚幻，比杨白劳瘦，比螳螂丰满。袖手低眉逆风行，满天飞锯齿，锯齿飞满天……”这位伟大诗人在逆境时的倔强和坚强跃然纸上。
不单这一首，张新泉还写过一首诗叫《流沙河进行曲》，记录了当年流沙河从红星路搬家到大慈寺的过程。“当时我亲眼看到流沙河背着装满书的大口袋，一步一步地从旧家搬到新家，他对书是百般爱惜，不放心搬家公司，干脆就自己搬！”
自己和流沙河的故事聊得差不多了，张新泉又提到了自己女婿吴鸿和流沙河的感人故事。“之前我和流沙河先生在出版方面的合作，在女婿这里又得到了传承。吴鸿给流沙河出版了《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等书，他们两人也是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聊天聊书。”2017年，吴鸿突发心梗在克罗地亚去世，流沙河在悲痛之余写下“倦鸟知还”，这四个字最后刻在了吴鸿的墓碑上。
在张新泉看来，流沙河不仅是学富五车的作家、诗人，更是有社会担当的布道者。“他在晚年身体不济的情况下，仍坚持每个月在图书馆给市民做讲座，六年时间坚持不懈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极为难得，每一个听过他讲座的人都记得他的风采和神韵，我们都应该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喊声‘先生’。”
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樊建川追忆流沙河：
先生仙逝，痛彻心扉
11月23日，流沙河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四川不少文博界人士表达了哀悼，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微博上数次追思这位忘年交：先生仙逝，痛彻心扉。
樊建川回忆，20多年了，流沙河先生一直是他的良师益友，他一直得到先生的帮助和指点。2006年3月，流沙河先生初次来馆，尽管极瘦，却双眼睿智深邃，神态恬淡超然，精神矍铄，谈吐诙谐。2018年4月，先生再来看馆，身体虽然弱了一些，但行动、精神、思维、谈吐都还不错。2019年1月，他收到先生写的信，开篇就是“喉涩失语，谨以文章禀陈”，不成想，这喉疾竟然要命。
樊建川和流沙河先生是年龄悬殊26岁的忘年交，流沙河曾经多次参观建川博物馆、题词，并且为樊建川的著作《大馆奴》作序。樊建川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也记录了许多和流沙河先生相处的细节，如今读来令人动容。
樊建川形容“每次听流沙河摆龙门阵，都是打大牙祭”，《大馆奴》快杀青了，他请先生作序。流沙河说：“我要给你写，写啥子，今天不告诉你。”默了一会，他又点穴：“从妖精写起。”樊建川赶紧说：“我是樊傻儿。”沙河老师肃容：“车辐说你是妖精，我观察很久了，人之反常为妖，物之反常为精。”见樊建川瓜起，又安慰：“我用毛笔给你写。”
80岁那年，流沙河先生对樊建川分享了自己的“长寿之道”，朴素的言语中透着睿智：“老了身体要好，最重要的是脑子要好，不能失去记忆，不能当老糊涂。”
后来，流沙河老师没有食言，为《大馆奴》扎场子的标题就是“为樊妖精写序”。知道樊建川爱收藏，他还把自己的手稿倾囊相助。他对“袍哥”二字的理解也十分精到，“袍哥”，军队袍泽同披战袍，“袍”由此来，“哥”是从哥老会来，袍哥互称兄弟，组织中讲平等。
流沙河先生每次参观建川博物馆都会留下墨宝。面对被复原的历史，他深受触动。更是想起了69年前，13岁的自己参与修建了广汉机场——在没有任何机械化设施的状况下，靠人力在半年内建成全世界最好用的军用机场。1944年6月15日，美军重型轰炸机B-29从这里起飞，远袭日本钢铁工业中心八幡，扭转战局。临走前，他写下“感天动地”。
后来，他还写过“回顾历史，为了展望未来”“历史永不褪色，中国战士万岁”。
在建川博物馆的诸多藏品中，比如“国光书信”“军事第一”以及一套做工精湛并雕有“猪耳猴面”的金丝楠木组合柜等藏品，它们的出处及内涵都极难考证，常常令馆主樊建川百思不得其解。
先生通过细心考察，总能为其求得正解：“国光书信”“军事第一”两件藏品是当时的中国字码和唐韵电码符号，兼具历史与文化价值。家具上的“猪猴”谐音“诸侯”，表明家具主人曾为一方诸侯，并以此承志：自己甘居猪猴之位，绝无觊觎“龙位”之心。
那是2013年，先生正写一本关于繁体字的书，他说：“繁体字讲道理，简体字不讲道理，大家至少应该认识繁体字。”末了，他对樊建川感慨：“我80多岁了，这是我写的最后一本书了。”
2013年，流沙河先生送给樊建川一本古汉字的研究心法与见解的新书《白鱼解字》。樊建川十分感动，“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在他看来，先生确实堪称当今头号书虫，像他这样杜绝烟火钻研故纸的先生，越渐稀疏了。樊建川特别喜欢这本书，全部是由先生手稿影印，文好，字美，味道长。流沙河说：“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在先生去世这天，这句话被多次引用。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龚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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