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瑞雁”被当成“腊鸭”
国庆期间回老家，开车穿过县城，看到一个雕塑。之前回家时也曾见到，还小小地惊讶了一下：雕塑的造型挺大气的。
妹妹问我：“知道大家叫它什么吗？”“叫什么？”“腊鸭广场。”我含着的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它像腊鸭吗？
像，太像了！如果纯粹就这名字本身来说，它真的没得说。这个充满喜感的称谓有一种强烈的暗示魔力，让你不由自主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
但它是腊鸭吗？绝对不是。我老家的特产是小刀和石硖龙眼，并不是腊鸭。这雕塑不像成都机场前那个巨大的五粮液酒瓶，那就是一个按比例放大几百倍的酒瓶，没有人会把它当成别的东东。
不知道当初的设计师知道这个“别名”，会不会一口血喷出来。
不过我觉得让人吐血的，不应该是老家县城这个“腊鸭”，而是成都机场那个五粮液酒瓶。每次经过成都，我都不由自主地替四川人难受：天呀，他们怎么受得了这么个玩意！
艺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性。我顽固地认为缺乏多义性的作品不属于艺术，起码不是好的艺术。能让一些人唱哭，也能让一些人唱笑的歌，才是好的歌。能让人浮想联翩、五味杂陈的绘画才是好的绘画。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红楼梦》好就好在“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雕塑与《红楼梦》的区别，是它们都摆在阳光底下，不是在马路旁，就是在广场、公园、车站、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接受不同的人“指手画脚”。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为同一个意思，像成都机场前那个酒瓶，从那儿经过的人唯一想知道它能装多少斤酒，根本算不上是艺术，不过是像一个土豪戴了一枚粗大的足金戒指。
雕塑是城市的一种摆设——与雕塑相类似的还有建筑物。如果说城市是一个女人，它们就是一枚胸针或发髻，能显示出城市的气质。如果说城市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功臣，它就是一枚徽章，昭示着城市的光荣与梦想。
老家这尊雕塑原名“瑞雁”，它立足的地方就叫“瑞雁广场”。平心而论，虽然这两个字不够响亮，但用一只大雁作为县城的标识，一来寓意吉祥，二来象征飞翔，不仅没有问题，相反有那么一点创意。
倒是成都机场前那只硕大无朋的酒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否像武松要过的景阳冈，表示“三碗不过冈”，喝不了三斤五粮液，别到咱成都来。
把“瑞雁”说成“腊鸭”，不知道头一个想到这名字的，是否一枚吃货。
许多雕塑和建筑物都曾经被像这样恶搞。在给它们取外号的问题上，人们的脑洞前所未有的大。江苏雄伟的东方之门被叫成了“秋裤楼”，还有上海的“靴子楼”，特别是上海那三幢让人脖子都仰酸的巍峨建筑——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活生生地”变成了“打蛋器”“开瓶器”和“注射器”，让人不能不佩服这种“化神圣为凡俗”的想象力。而最叫人哭笑不得的，应该是现在已成为广州一景的“小蛮腰”，当年网上征名，不知是何方高人想到的“羊巅峰”，霎时获得无数喝彩。
真是“问世间‘艺’为何物，直教人情何以堪”。
有人认为这类民间解读，是对艺术的亵渎。我倒觉得不必这样“上纲上线”。这种戏谑大多数没有恶意。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评价艺术好坏的根本标准就是像或不像。把设计师眼里的“瑞雁”，当成香喷喷的腊鸭，毕竟这是他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味道又实在不错。
大雅之物，因这种“另类”解读得以传播，也属好事一桩。艺术家也好，立志提升城市品位的领导也好，神经也不妨坚强一些，做不到八风不动，也不必太过“玻璃心”。
这种民间的戏谑，是雅俗共赏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与高雅的艺术相比，通俗或庸俗的东西更便于传播与流行，因为它更能挠中人们的痒神经。
相比于把“瑞雁”解读成“腊鸭”，我倒觉得“大酒瓶”一类雕塑才是对艺术的亵渎。除了让人感受到酒企的财大气粗，并没有带给人一点美的享受，更体会不到城市的“精气神”。
雕塑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建设中，这自然是一件好事，除了美化环境，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帮助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
雕塑与建筑具有比小说、诗歌及其他文章更强的公共性，受众更为芜杂，有着更直接的观感。怎样在呈现多义性的同时，争取最大公约数的接受者和欣赏者，应该是设计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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