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杂志图书馆：?不在压力下做事
2018年3月，在东京艺术书展上，经日本摄影理论家小林美香的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独立出版人。他们知道我从中国来，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到 “假杂志”和言由。这时，我才意识到假杂志所具有的国际性影响力。
当我开始回溯假杂志发展历程的时候，发现这十年来，因为各种现实环境与媒介条件的变化，假杂志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从2007年的网络博客，到2011年做独立摄影出版，再到2014年主动去北京化、去上海化，最终立足宁波，专心打造假杂志图书馆。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假杂志不断摸索的过程，并在摸索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在反复纠错中成长，成为了一个集网络媒体、摄影书出版、公共空间三位一体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主动“边缘化”的过程中，缓解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获得了更多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2019年7月27日下午由澎湃市政厅和民生现代美术馆合作举办的“城市独立空间实践”系列活动中，假杂志创始人言由和大家做了现场交流。以下是在活动前的访问及现场对谈中，我们与言由对话的部分内容。
城市独立空间实践系列活动，林叶、言由与姚瑶在台上分享。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图
和时代一起成长的摄影图书馆澎湃新闻：我们这个项目主题是“城市独立空间实践”，所以我们要探讨独立空间在城市中的作用。首先确认一下，假杂志的全称应该是叫假杂志图书馆？
言由：对，暂时叫这个名字，会不断地改。
澎湃新闻：你自己是否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空间？
言由：当然算。
澎湃新闻：关于“独立”这个词你是怎么去理解的？
言由：我觉得其实跟“独立出版”是一样的概念，创始人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受外界干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的干预，我觉得能不太受这些因素干扰，这样就可以称为独立。
如果过于商业化，或者是有外界因素介入的，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机构形象，我觉得这应该就已经不独立了。假设说，假杂志某一天也有这种商业性的行为，我也会承认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独立”这个词，虽然现在被用滥了，但是它本身是一个特别崇高的词，要达到这个标准是非常难的。
假杂志图书馆，位于宁波孔浦公园附近。本文以下图片均为 假杂志 图
澎湃新闻：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不能不考虑生存问题。那么，机构生存与服从资本之间的临界线，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肯定要考虑如何维持这个空间，肯定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行为。这中间有个过渡，也有一条界线，你觉得这个界线该怎么把握？言由：我觉得，首先，机构的发展还在主线里。比如说，我们的主线可能就是出版，以及可能未来即将做的展览，这两个可能会是个主线。还有我们的杂志，当然也属于出版。这些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如果这些主线不受影响，我觉得就算不受资本影响了。至少我们现在还完全没有受这方面的影响。
澎湃新闻：这么长时间，你们也出了几十本摄影书了。你有没有对自己的选择有过反思？比如对自己的选择标准，或者做书的风格等，做一个归纳总结？将来是不是会有所变化？
言由：这有点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我们之前大部分出的书，大部分还是关注社会的，只是关注社会和关注自我之间有个平衡点。它们往往都是我认为平衡做得比较好的这类，不是单纯拿着上街对抗之类的，这样的我反而没有太关注，还是必须从自我出发。
说实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观察了一下，尤其是年轻的、90后之后的艺术家，明显是更偏向于个人的，有些就是纯艺术语言的。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关注这一类，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这个机构变得更多元化的一个方向。
今年开始，我们也在尝试新的模式，就是邀请非假杂志固定成员担任客座编辑。其实之前做艺术家程新皓的书的时候，已经尝试过了，就是艺术家作为一个编辑——我，客座编辑，加上艺术家，再加上设计师，我们四个人一起讨论这本书怎么做比较好。前期更多是艺术家和编辑之间的交流，到了某一部分我开始介入，再到某一部分是设计师介入。
类似的模式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原因是我认为每个人对作品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喜欢跟社会有关的话题，让我去看一些相对更偏艺术语言的作品，我是有点吃力，甚至我会有点担心我的判断是错的。
我比较倾向于承认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这是我开始寻求客座编辑来帮助的原因，我觉得他们的眼光和视角可以让假杂志变得相对客观。他们会让这个机构真的随这个时代改变，一起成长。
言由（左三）和假杂志团队参加艺术书展。?
澎湃新闻：你们现在除了做书和展览，在网络上也还在做“假展览”。那么关于展览、摄影书、网络媒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在实际运营的过程中是如何考虑，又是如何平衡的呢？言由：关于网络、展览还有书这三者的呈现，或者说对作品的呈现方面，按照一个正常的看法，都会觉得展览是第一位的，第二就是书，第三才是在网络上呈现。但是事实上让更多人知道的永远是网络，这是无法否认的。
大概来做个比较。看微信公众号上的“假展览”的，大概有四千到五千个人；买书的，或者说通过书来看到内容的，差不多是四百到五百个人；然后来现场看展览的，可能就是一百个人。
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三者的关系。我觉得，尤其是艺术家，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有的时候我也会和一些年轻艺术家说，是不是可以先在我们这里做一个假展览，这样会有更多的读者。一开始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的作品只能在这里做个假展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得调整好这样一种状态来看待这三者的关系，一步步来，像假杂志本身一样。
假杂志在宁波
澎湃新闻：假杂志这个空间，如果在北京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从影响力角度来讲，可能人们普遍认为，把空间开在北京，影响力会更大一点。在这点上，你现在是怎么衡量的？
言由：关于这个影响力，当时是完全没有考虑的。我当时纯粹的就是不想在北京，也就我一个人在做假杂志这个机构，它就随着我回来了。但是回来以后，我当然也会考虑到影响力的问题，也会以各种方式尝试回到北京或者上海的可能，这是没有间断过的。
有一点，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些所谓的“回去”，或者提升影响力的前提是我自己不受外界干扰。比如说，有资本要投资或者赞助我们，希望他是纯粹支持，而不是说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加入其中。
现在我们不要“回去”的原因也是这一点，我还是更看重空间本身设定的形象，不是看重所谓的影响力。其次就是，我也觉得地域差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力差别。尤其是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在中国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海和北京带给不了我们太大的差异。反而当我们去东京、纽约、巴黎、伦敦，却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是去北京化，去上海化的。这是我没有那么全心全力一定要去北京、上海的另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这几年慢慢爬升的影响，是不断参加国际书展和各种摄影节，并得到一些奖项肯定之后的结果。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我们只是一个存在于中国的特别奇怪的机构。其实国内本身的土壤是缺乏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不去北京、上海的另一个原因。
举办重要活动时，假杂志图书馆内人潮如织。
澎湃新闻：目前假杂志这个空间跟宁波这座城市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言由：我们来到这个空间今年是第三年。从今年开始，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要开始在宁波做事情。去年是一个犹豫期，但从今年开始，我们就不管有没有人来，来一个就算一个，来五个就算五个，不断在做活动。今年我们艺术家书的首发会也继续在做，艺术家无论是哪里的，至少都得来宁波做一次活动，一是签名，二是分享。
说实话，这些活动跟本地的接触是很小的。我们坚持做了半年，只有“开春书会”我们稍微动静大一点，来的人多一点。除了宁波本地的，可能还有杭州、上海的过来。宁波本地的受众只能看平时了，平时比如说周末，上周六的放映会可能就来了四个人，我们自己是六个人，加起来十个人。分享会的受众多一点，可能有十几个人，加上我们自己有二十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也是在慢慢地孵化和影响中。
澎湃新闻：宁波这座城市我觉得在假杂志图书馆的发展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很多人是因为假杂志才来到宁波的。另一个情况是，现在有一些国家的出版社开始离开大城市，往边远城市或者乡村转移，这一点也和假杂志的变化有点相似。那么，你是怎么看待宁波这座城市的？
言由：首先我还是要强调，无论文化还是艺术，它本身的趋势肯定是往大城市走，往北京、上海，或者像东京这样的地方靠拢。因为大城市总会有最好的嘉宾、最好的观众、最好的空间。至于出版社，走不走其实没关系，别人还是会继续往这边靠。
我坚持把假杂志移到宁波，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执念，是个人的一种对抗。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摄影相关的机构，假杂志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也是我比较任性的资本。不过，其实我也不断地会有一些想法，比如去北京做点什么事情，去上海做点什么事情，我永远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没有矫情到我就是不喜欢北京、上海这样的程度。
假杂志图书馆讲座活动现场。
第二，是宁波本身的情况。去了那么多国际性的城市，我觉得新加坡和宁波有点像。新加坡是港口城市，宁波也是，都是贸易很发达，人非常现实，大都靠贸易来生活。大家所说的我身上的那种朴实感，可能就是宁波在我身上留下来的比较好的基因吧。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先把博客做好，有足够多的人关注了，再把书做好，书做好了，也有足够多的人关注了，再考虑做一个空间，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要拿新加坡比，是因为宁波的这种向上发展的、很愿意辛苦勤劳地去赚钱的这种气质。当新加坡发展到现在，当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遇到一些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让下一代在教育上、艺术上、文化上更多地发展，宁波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
我们在宁波做了这个空间以后，就会发现不断地有海归来。比如有的人来了会告诉我，我是朋友介绍的，我现在在纽约上学，等等。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的父母都很愿意送子女出国去学习，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更多的钱去培养。
我之所以会对宁波这个地方抱有一丝丝的奢望，是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宁波这个地方一直坚持下去，我相信还是会有这样的群体聚拢起来，会变得更有趣。
其实宁波人口基数也很多，和东京的山手圈内的人口差不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去发展呢？难道中国不能造出十个、二十个东京？中国实在太大了，人太多了，宁波有可能，成都也有可能（对标国际城市）。我觉得五年、十年以后，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东京、新加坡这样的地方。我还是蛮期待的，宁波就是一个缩影。
独立空间的社会责任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对社会，对摄影、对出版负有责任吗？如果有，能否形容一下你具体的责任意识是在什么地方？
言由：说没有，可能还是有的，但是会不断出现两种人格，会互相影响。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事就挺好的，干嘛非得要影响其他人。但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二”的言论，那些人反而嚷嚷得特别强烈，而且还有一群信众跟着他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心中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会出来，算了算了，还是做一点担责任的事吧。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大家信任你，才会让假杂志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在曲折中往一个担责的方向在走。
摄影这个媒介本身如何在中国落地，这一点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至少要为这一部分人代言，喜欢这一类事物的人，我们需要给他们发声的平台。至于具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和标准，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的展览，还有我们的杂志，都在表明我们为谁发声，这也代表了我们的选择。
假杂志图书馆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现在你如何维持这个空间？资金如何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言由：说出来很多人不信，我们就是靠卖书，自己的书和我们引进的这些书。就是这样，偶尔会有一些所谓的设计。
展览我们也试着赚钱，就是要门票，学生票是10块，正常门票是20块。另外，我们的作品也是销售的。我们有衍生品，也会拉赞助，比如说这次可能一半费用会由输出公司来承担。这些我们也在做，但是做完一次以后又觉得好像也挣不了太多钱。
到现在为止，我和编辑们聊，只要能保证一个事不亏钱我们就可以做。所以出版计划也是，基本上书出来之后，稍微卖卖，成本还是能回来，继续卖就赚钱，囤着就不赚钱。每个项目都是这样的状态，会让你觉得所有都还行的时候，反而会走得蛮顺的，不在压力下做的事情，往往是对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位假杂志图书馆呢？
言由：图书馆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理想化的，就是想把自己收集的书，甚至想收更多的书给大家看，但是做到现在，其实真正来看的人也没那么多。有些不爱看书的人拿起来看一下，拍一拍就走了。现在这个图书馆可能更多是个资料室、图书室的概念，人们可以申请进来看。到现场也可以申请，在网络上也可以申请，也会收取一定费用。我觉得书就是给喜欢的人看，不排斥大家不戴手套，正常翻都没有关系，前提是你真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澎湃新闻：关于你们的摄影书，目前为止你觉得自己做得最满意的有哪些，可以举例介绍一下吗？另外，接下来最想做的有哪些事情？
言由：还是挺多的。比如说程新皓那两本我是比较满意，即便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但我自己是挺满意的。还有现在新出的两本书，算是自我反省后，或者说对摄影书有了重新思考之后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挺满意的。一个是李扬的《四零四》，一个是陈卓的《沉沙地》。
早期我挺满意的一本滞销书，朱墨的《空日》，红色，特别大，到现在还没有卖完。很私人，很个人，但是我真正地跟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捣鼓，就是怎么从纯粹的照片，最终变成这样一个形态，我是非常满意那本书的。
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假杂志的方向应该就是做经典画册，给大家立碑、收藏的。当时看到的其他书也没有那么多，会更考虑以前买过的那种画册的方式，各种矫情，现在想起来很多挺扯淡的。
我估计做展览也是，刚开始做，也需要慢慢找到一个得心应手的做法。当然可能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想法，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做，然后出点“馊”主意，等等。做书也是一样，我的参与可能会慢慢减少。我自己也只是一个编辑而已，我不会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总监之类的身份，非得让大家按照我的意思做。我还是一个相对可以接纳很多想法的人，挺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的。那个优点我不一定会迅速拥有，但是我会看到它，也会珍惜他们的才华，很多都会采纳他们的意见。今后可能更多时间我会什么都兼顾，让这个机构变得更健康。
参加艺术书展的假杂志摄影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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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