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后蜀创造多个“第一”
■贾登荣
五代十国时的后蜀，从公元934年建立到公元965年灭亡，只存在了31年时间。后蜀皇帝孟昶尽管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却也是一个有一定文采和作为的皇帝。为整饬吏治，孟昶曾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亲撰《官箴》。到了宋朝，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受朝廷之命，书写过一则十六字的碑文，文字内容正是取自孟昶的《官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一碑文被颁发到各州县，刻成石碑，叫做“戒石”，立于官署衙门的大堂上，警示官员们务必清正廉洁，克己爱民。这件事曾被后人传为佳话。
总之，就是后蜀这个“短命”的王朝，却在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
◆第一家公办画院起源于后蜀
后蜀皇帝孟昶是一个具有文艺范儿的人，不仅本人多才多艺，而且十分重视文化艺术。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在朝廷建立“翰林图画院”，延揽一批画家进入画院。画家们被封为待诏、祗侯、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文官官职，享受国家提供的俸禄。职位高低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同时，每月在皇宫举行一次聚会，由孟昶亲自主持，讨论画作，研习画技。
在官方的倡导鼓励下，后蜀涌现出了一大批名画家，很多还是父子相传，如黄荃、黄居寀父子，蒲师训、蒲延昌父子，常粲、常重胤父子，赵德玄、赵忠义父子等。其中以黄荃、黄居寀父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们擅长花鸟、山水及人物，以画品“富贵”流布后世。据传，孟昶投降宋朝后，宋太祖赵匡胤点名要黄荃随同孟昶一起到开封，加入宋王朝设立的翰林图画院。
◆第一副春联诞生于后蜀
据古书记载，后羿被桃木棒击杀，死后被封为宗布神，统领万鬼。所以鬼怕桃木。人们由此相信，在门楣上悬挂桃枝便可以驱鬼。后来，又盛传山林里住着“神荼、郁垒”两位神仙，专门吃鬼怪，人们就把桃枝刻成这两个神的模样，悬挂在门上用来驱鬼保平安，这就是所谓的桃符。
据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桃符有两种：一种为“桃梧”，“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岁旦插于门左右而钉之”；另一种是“桃板”，“桃符之制，以薄木长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广政27年（公元964年）的春节到来之前，皇帝孟昶把大臣们召集起来，同样要求大家“题桃符”过新年。大臣们绞尽脑汁想出的话，孟昶看后却一个劲地摇头。最后，他拿起笔来，写下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两句话，大臣们一看，纷纷鼓掌称好。然后，用这两句话制作的“桃板”，悬挂在了皇室寝宫的门上。
后蜀灭亡以后，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联语，作为春节的祝福语被宋王朝采用继承了。后来，人们把题写联语的“桃板”，改用笺纸来代替，并称作“春帖”或“春联”。当然，后来的人们编写了更多的联语，用以表达对生活的期盼、节日的祝福。但孟昶的联语，自然是春联的“鼻祖”了！
◆第一个刻印经典书籍的私家“印厂”发祥于后蜀
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印刷书籍靠雕版印刷。由于制作雕版耗时长、用工多，所以，一般的书籍都是由政府主持，在国子监设立专门的印刷机构印刷。这就是所谓的“官刻本”。当然，也有个别王公贵族、富商豪门，自己出资印刷一些书籍，于是出现了“家刻本”。不过，“家刻本”主要是刻印自家先辈父兄的著作，不承担经典文选的印刷。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经济开始复苏，但后蜀毕竟偏居西南，财力并不雄厚，好多事情政府想办却没有能力来办。后蜀皇帝孟昶思想开明，当宰相毋昭裔提出由他私人出资开办印刷社，来刻印、普及经典书籍时，孟昶二话没说，一口同意了。得到孟昶的允许后，毋昭裔开始筹建印刷社，并让门人勾中正、孙逢吉等人出面主持这项工作。
毋昭裔以私人之力筹建印刷社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都不看好，认为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毋昭裔一定会弄得财散家败。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经过毋昭裔与大家的努力，包括《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一大批经典书籍雕刻成版，公开印刷，然后摆到市面上出售。由于刊刻的典籍字迹工整、清晰，少有错讹，在市场上遭到“疯抢”。毋昭裔不但没有败家，反而赚得了满桶金。
由毋昭裔领头开办的印刷社公开刻印典籍，是历史上第一次。他突破了原来“家刻本”的范畴，开创了古代印刷典籍“家刻本”先河。可以说，后蜀“家刻本”对于后世私家刊刻书籍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第一部文人词选——《花间集》刊刻于后蜀
唐末、五代填词风气最盛、成就最高的地方首称后蜀。
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又出了一件引领风气的大事：出版了一部叫做《花间集》的文人词选。《花间集》一书由后蜀赵崇祚编辑，辑录了唐末、五代的温庭筠、韦庄等18位作家的500首词作。这批词人的作品词风婉丽柔靡，语多浓艳，内容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被称为花间派。这部集子由此被命名为《花间集》。
《花间集》的出版，是对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一次归纳、总结，把具有同类主题、同样审美情趣、相近的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作家作品，集中加以展示，真实地体现了早期词由民间状态向文人创作转换、发展过程的全貌。除此之外，《花间集》还第一次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在文坛上的文学地位。《花间集》的出版，不但对宋词的兴起、发展、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对元、明、清等朝代词人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儒家“十三经”汇集一堂的“石经”发轫于后蜀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把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等刻在石头上的“石经”。最早的，据说出现在汉平帝元始元年，而有文字可考的，则是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年）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共刻了《鲁诗》《尚书》《周易》《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此外，“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都很有名。
从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开始，后蜀便启动了开刻儒家“十三经”的工作，到广政十四年（公元951年），完成了“十经”的刻制，然后这批“石经”被搬运到成都学宫——今成都石室中学里。蜀“广政石经”最大的特点，是经文与注文一道，合刻在石上，这是从前刊刻的石经没有出现过的。“十经”刻完后，后蜀又继续进行其他石经的刊刻，希望把“十三经”完整地刻出来，让莘莘学子学习。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军攻进成都，次年孟昶向宋朝投降，此时，这项“十三经”的刊刻工程没有完成。不过，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蜀人，又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终于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年到1173年）完成了这项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蜀石经”共刻石碑一千多块，是历代石经中刊刻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
也就这么奇怪，就在“十三经”刊刻完成不久，所有的石经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938年，才在成都发现一些石经的残片。如今，它们成为了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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