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展览背后的两段“斜杠”人生
翟永明与摄影的缘分,其实早在初中时便已种下,在她住的大杂院里,一位热爱摄影的“王叔叔”经常给孩子们拍照。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与吕玲珑、肖全、高原等成都摄影师交好,作为“模特儿”留下不少肖像照。那时,成都的摄影圈十分活跃,翟永明经常参观摄影展,对这个圈子比较熟悉,为后来的独立创作埋下伏笔。,一场展览背后的两段“斜杠”人生。
直到2006年收获第一台数码单反相机后,她才有意识地开始创作。那年,翟永明去了一次新疆,去了一次墨西哥,“两个地方都很有意思,我就带上相机抓拍一些东西”。“浅焦”摄影展上,有张照片拍了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女孩,眉毛连在一起画成展翅飞翔的海鸥形状,就是当时在新疆喀什所见。
从此,翟永明开始用镜头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她的摄影与诗歌、文学创作之间也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勾连。“我关注的摄影题材和我诗歌的题材比较类似,比如女性、儿童。还有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空间,比如俄罗斯作家阿赫马托娃、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的故居。”
为什么对摄影如此着迷?在翟永明看来,如果不去过多关注技术层面,摄影创作更能便利地、独自地完成。“我也很喜欢戏剧,但为什么我不去弄这个呢?因为戏剧是一种合作,我觉得合作是很累人的。摄影可以在写作的余暇中进行,我考虑它的‘感觉’就够了,可以很便利地去创作。”
B “角色扮演”致敬女画家弗里达
本次展览上,有一组新作《我们都是弗里达》引人注目,它们都是翟永明和朋友们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作品特点,通过“角色扮演”完成的致敬之作。
1990年,翟永明第一次在美国纽约见到弗里达的画作,当即就被深深打动。“我跟她就像认识一样,她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尤其跟我的组诗《女人》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我完全能体会她的作品想表达的情感。”后来,翟永明多次撰写诗文介绍弗里达。
创作《我们都是弗里达》,便是翟永明用摄影的方式,延续对这位画家的欣赏之情。“我比较喜欢在这种致敬里面,把作品拿来进行‘二度创作’,也比较喜欢这种扮演的、超现实主义的、有点戏剧感的照片。”去年冬天第一次拍摄,翟永明找来诗人好友汤巧巧做模特儿,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机完成。“我身兼摄影师、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累惨了。”翟永明为模特儿画上弗里达画作中标志性的“飞鸟眉”,穿上鲜艳的墨西哥民族服饰,现场的道具布置和最终拍摄环节,她都一手操办。
后来第二次拍摄,翟永明选择了一处废弃庭院,找来更多人一道进行“角色扮演”。“为什么叫《我们都是弗里达》?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女性身上都可以有一种弗里达的特质,一种比较自强、坚强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弗里达。”不过翟永明也坦陈,弗里达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她的形象就相当个性化,东方女性达不到她的气质。“我也有意识地让拍摄环境有点中国的感觉,比如庭院背后的玻璃有四个分格,我就故意把它做成四条屏,因为四条屏是中国比较独特的。”
C 业余创作可以完全“放飞自我”
据统计,在弗里达的作品中,有超过一半是自画像。巧合的是,翟永明的“自拍”同样不少。
翟永明的自拍,与时下流行的方式有些不同,她通常使用单反相机而非手机,同时往往并非只拍自己的形象,而是把自己融入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一个我觉得值得纪念的空间的时候,就很想拍一张。”
在俄罗斯女作家阿赫马托娃故居的自拍,翟永明就觉得非常满意。“当时是在阿赫马托娃的卧室,卧室里有一面镜子,贴了几张作家的照片,我就想通过镜子把我‘装进去’。结果我拍的一瞬间,几个人正好伸头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偶得。”还有一次,翟永明在当代艺术家宋冬的作品展览现场自拍,当时地面上有一块玻璃,上面用粉末写的字因为反复踩踏已经看不见了。“但玻璃反射了穹顶上的宗教绘画,所以我尽管是对着下方拍的,但照片看起来似乎是飘在空中。”
“业余创作让人心态比较轻松,没什么标准,即使有也不是说要达到专业,所以可以完全放飞自我。”与专业摄影师不同,翟永明的拍摄随意而散漫,大部分属于利用业余时间抓拍。在翟永明看来,数码相机不断发展开拓,使得大多数图片堪称技法完备、画面美观。“但那不是我追求的,我希望在摄影风格上有所追求,能够通过另一种艺术手段,来展现我对世界的疑问和思考。”
“自娱自乐”夜深人静时“耍”出上百首
相对绘画,何多苓年轻时更想学音乐。尽管后来没能走上专业道路,他仍成为一名音乐发烧友,还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业余作曲。“我很喜欢音乐的复杂性,不会满足于写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没有调性的转变,没有和声的转变,从头到尾都是顺顺当当。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复杂。”
A 痴迷音乐:不光靠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看
走进何多苓个人工作室,除了大量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以及跟绘画有关的物件,音乐元素同样占据了大量空间:到处都是各种黑胶唱片、CD,音响设备横七竖八地放在四周,《音乐圣经》之类的大部头书籍随处可见。
何多苓对音乐的“感觉”,在上世纪60年代萌发。当时,邻居在四川音乐学院工作,家里有唱机、有很多黑胶唱片,他和小伙伴们就拿去找一个空屋子听,逐渐迷上古典音乐。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何多苓琢磨着以后学音乐,就找了些相关的经典书籍学习,例如尼古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配器法》、柏西·该丘斯的《曲式学》等。钢琴协奏曲《黄河》、京剧《智取威虎山》等乐谱,他也尽量搞来看,用一架手风琴听音。“一上来就看这些书,根本啃不动,但是能懂的部分也是过目不忘。”
“一般音乐爱好者就是耳朵听,听得很深了甚至可以分析演奏,这是所谓的‘发烧友’。”何多苓有些不同,他更喜欢从音乐理论、乐谱、音乐结构等方面入手,这与他后来喜欢建筑的方式有些类似。“不光靠耳朵听,还要看,从乐谱去体会音乐本身。”
由于各种原因,何多苓最终走上绘画之路,然而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延续下来。他曾一度动过音乐创作的念头,但从来没有认真写过。“有时候一提笔,反而就写不出来了,旋律都很片段,把它们连不起来。”直到大约十年前,何多苓在朋友推荐下开始使用一款名为overture的软件,才真正开始尝试作曲。
B 创作音乐:主要靠“模仿”,过程如同做数学
“我实际上是个电脑盲,连收发邮件都不会,但很奇葩地会这么一个软件。”何多苓一边开玩笑,一边打开电脑上的overture演示。在它的主界面上,使用者可以设置钢琴、吉他等乐谱类型,选择起始小节的调、拍子、速度等,填入标题,作者就可以开始创作乐曲了。何多苓又打开自己的“作品库”向记者展示,只见一片密密麻麻的《夏日波尔卡》《小变奏曲》《小俄罗斯舞曲》《小回旋曲》等名称,据统计“十年至少创作了上百首”。
这些曲子都有灵感来源,不过并非因为某些具体事件、场景有感而发。“主要是‘模仿’。”何多苓会根据已有的名曲,例如门德尔松、肖邦、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的作品,模仿其曲体、曲式、和弦配置、织体,以及旋律走向、内部和声的分布、拍子的分布等音乐结构。
“这是个烧脑子的过程,在我看来完全是在做数学。”何多苓认为,音乐其实包含了很多理工科成分,尤其是数学。正因如此,他的音乐创作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在完全杜绝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我白天画画是可以围观的,但作曲这个事情旁边不能有人,有一个人我都‘整不下去’。”晚上没事的时候,何多苓就打开电脑“耍一会儿”,甚至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沉迷其中。
C 音乐和绘画:和声分布如色彩,旋律走向如韵律
在何多苓看来,绘画和音乐是两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不过二者可供类比,例如音乐的和声分布类似绘画中的色彩,旋律走向如同画面中的韵律。“有干净的和弦,有脏的和弦,有些和声要特别赋予它一种比较脏的色彩,听起来才有力度。就像画画的时候故意使用脏色,故意有一些破坏性的东西。”
学习绘画和音乐,他觉得也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不管是看谱子,还是看画、看画册,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对于喜欢的作曲家,何多苓就找来他们的谱子,一小节一小节地“啃”,“啃”得动就借鉴一下。“相当于我画画,比方我喜欢谢洛夫的作品,我就把画册摆在旁边,看一眼就有个‘气场’。”
利用软件作曲至今,何多苓自认为“进步很大”。“因为我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和声的色彩转换,还有就是转调。”不过他觉得,overture软件还是有些局限,例如音的强弱往往很突然,延长音特别不准确,钢琴左右手的音色不能分别设置,因此导入音响播放出来后,听起来不像人演奏的作品。他打算今后不怎么画画了,就好好学一下功能更强大的西贝柳斯软件。
是否计划写更多、更好的作品,用一种更公开的方式展示?何多苓表示“还没有这个自信心”。“音乐接触得越深,就越发现它的复杂性。要想完全掌握它,没有进音乐学院几乎是不可能的。开个演奏会,都是我的作品,有点太自恋了。所以我还是不愿意见人,还是把它当成自娱自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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