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之城市贫民
虚构的高家是城中最富有的人家之一，就如巴金小时候的李家一样。但是他们只在《家》的开始场景里表现出财富带来的安全感，比如说除夕庆祝的时候。随着“激流三部曲”故事的发展，老太爷一直担心的分家最终成为现实。家族兴衰一直是中国的小说中很流行的主题，中外作者皆然。最著名的例子是18世纪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小说描写了煊赫一时的贾家的衰落。1931年《家》发表的同一年，赛珍珠出版了小说《大地》，主题同样如此。由于家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作用太重要了，家族衰败往往会导致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
“激流三部曲”中，贫穷常与无能为力和缺乏家庭支持联系起来。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了解了婢女的生活。当生身家庭无力抚养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成为依附于富有家庭的劳工。虽然高家看起来令她们衣食无忧，但小说也描写了在生活水准上明显的阶级差别，比如巴金就曾写到婢女们共同居住在宅院后面的屋子里。这个狭小的空间很黑而且没有供暖。比居住条件更糟的是四叔克安和其妻王太太对他们的婢女倩儿的虐待。在《秋》中，倩儿生病了，尽管家中其他成员都很同情她，但是王夫人拒绝为她延医治病。她死后，尸体就用席子一卷送到了一个无名穷人墓地。
生活对所有人都不容易，但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尤为不易，就如倩儿的命运所象征的那样。这一章里，我们会仔细审视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展示的穷人的形象，然后探寻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贫穷意味着什么，又会怎样变化。慈善捐助和政府的福利扶助项目是否能帮助穷人？这些项目到底有多大效果？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改革，这些项目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最后，我们会思考这些历史资料揭示的五四时期的成都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特征和社会阶层流动。人们是怎么落入穷困的？穷人能住什么样的房子？对他们来说在城市内外流动寻找机会是否容易？本章及接下来讨论士兵生活的一章就试图填补巴金在描绘他的家乡时未及的空白处。
“激流三部曲”中的“穷人”
在《家》中，对穷人的描写主要是为了衬托高觉慧——高老太爷那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孙子。觉慧跟婢女鸣凤堕入情网，但是当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阶级鸿沟有多大时，他抛弃了她。然而，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阶级意识。在一开场，他和哥哥觉民在雪中从学校步行回家。后来当他们的继母问他们是否乘轿时，觉慧马上拒绝了，并且由于劝说他的哥哥而被笑称为“人道主义者”。家中的其他人都因为觉慧拒绝乘轿而觉得他不切实际。他不知道如果人们不雇用轿夫那他们何以为生。他只是拒绝用那种方式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
在《家》的第十三章，觉慧对于这种社会不公的迷茫和愤慨表现得更清楚，除夕夜里他在高家庭院的大门外发现一个乞讨男孩。觉慧听到了他抽泣的声音，看到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瑟瑟发抖。他猛地把钱塞进男孩手里，然后痛苦地转身逃走。他听见脑海中一个声音在嘲笑他竟然以为自己能拯救世界——或者给这个孩子几个铜板就算帮助他了。
缺乏家族支持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在高家远亲陈剑云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陈剑云的双亲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他只能依靠家族关系觅得一份教职勉强糊口。［1］多年的挣扎使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变得虚弱起来。他爱上了琴表姐，但是考虑到他糟糕的财务和健康状况，他很明白自己不可能娶她——或者任何士绅家庭的小姐。剑云对于高家兄弟觉民和觉慧来说是一个警醒，警醒他们如果胆敢藐视祖父和叔叔们然后被扫地出门后会发生什么。在1956年电影版《家》中，有一幕是长兄觉新被告知给他安排的婚事，他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拒绝老太爷给他安排的婚事会毁掉他的人生，因为不会有人雇用他或者与一个不孝的人发生什么牵连。
在巴金的小说里，鸦片也与贫困紧密相关。在《家》的第十四章，有一幕描写了高家过去的仆人高升，他由于从高家偷东西来满足吸鸦片的嗜好而被解雇。巴金后来写道，在他小时候，这种事情的确发生在李家仆人中的某个朋友身上。［2］在小说里，巴金描写了这个被解雇的仆人的看法：
他因为穿得褴褛不敢走进公馆，只好躲在大门外，等着一个从前同过事的仆人出来，便央告他进去禀报一声。他的要求并不大，不过是几角钱，而且是在主人们高兴的时候（比如除夕之夜）。所以他总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久而久之，这便成为旧例了。（他看见觉民和觉慧走过，渴望跟他们说话，但这太丢人了。）他痴痴地立在街心，让寒风无情地打击他的只穿一件破夹衫的瘦弱的身体。孤独，一种他以前从未体会过的孤独攫住了他。“这是梦，这只是一个梦”，他揉了揉润湿的眼睛，哽咽道。然后便走了。他回过头，最后一次看了看那两头平静地看着他的石狮子。他走了，他无力地慢慢地走了，一只手捏着旧主人的赏钱，另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膛。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要用手里的钱干些什么。［3］
贫穷意味着糟糕的健康、羞耻、绝望以及缺乏与其他人的联系——石狮子对于高升的诉求的冷漠可能比他从大多数他遇到的人那里得到的态度还好一点。“激流三部曲”提供了另一个不幸的角色——张碧秀——的故事，他是一位唱旦角的男演员，受老太爷的第四子高克安追捧。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巴金把川剧演员和捧他们的庇护人描述成道德败坏且与时代脱节的人。觉慧在他祖父寿宴上感到这些表演十分无聊，而他堕落的叔叔和婶婶们却看得很高兴。在1956年的电影中，万恶的冯乐山就是在寿宴上注意到鸣凤的，暗示着那些冶艳的戏曲场面助长了他的欲望以及他急需一个满足欲望的目标的需求。巴金对于广受欢迎的传统川剧这种粗暴的判断在“激流三部曲”后来的小说中并没有反转，但他对演员们的生活困境做了进一步审视，张碧秀是一个牺牲品而不是一个腐化罪恶的人。
在《秋》中，张碧秀告诉高觉新，他出身于成都一个富足且知书识礼的家庭。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叔叔策划绑架了他并且把他带到远方（就如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绑架》（Kidnapped）中描写的那样，巴金无疑很熟悉这个小说）。绑架者把他卖给了一个戏班子，戏班子强迫他学习川剧旦角，在舞台上卖弄风情。像他这样的男旦跟专捧角儿的年长人士保持亲密关系是很常见的，因此他最后也与觉新的叔叔高克安建立了这种关系。当觉新问他长大成人后为什么不向家里讨回公道时，张碧秀苦涩地解释道，他的家族绝不会相认一个从事这样低贱职业的亲戚。另外，当张碧秀的叔叔策划了他被绑架之后，很快，他的母亲就病倒去世了，她所有的财产都被叔叔给强占了。就算法庭会接收像他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戏子的案子，他的叔叔也能贿赂当局得到想要的判决。［4］
张碧秀作为一个男孩所拥有的美貌、表演天赋和迷人的举止使得他免于饥饿和贫困。高克安看起来真的挺喜欢他，而且只要他还能吸引川剧观众，他就能养活自己。他的命运和五叔高克定的情妇类似：疾病、衰老以及成都贵族们随时可能变化的口味，一直是笼罩着他们岌岌可危的人生的主要威胁。
节选自《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作者：[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著 ; 何芳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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