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记事

成都日报 2019-06-03 02:13 大字

贾登荣(武侯区)

公园里、广场上,那些散步溜达的老人们,不少人或手上攥着,或胳膊上挂着一个收音机,边走边听。看到他们带着收音机悠闲散步的场面,勾起了自己对收音机的记忆。

最早听说收音机,是读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在自然课中提到过这神奇的东西。不过,上世纪60年代初的偏僻农村学校,当时也没有谁看到过。我很好奇,老是想为什么一个小小盒子里还能说话、唱歌?

没多久,邻居家一个同学的姐夫从外地回乡探亲,带回了一部收音机。据说,收音机是他姐夫自己动手组装的,叫磁石收音机,外壳用木板镶嵌而成;喇叭,则是用厚纸壳做的;而收音机的线圈,是他姐夫冒着风险,从工厂“偷”来的铜线绕成的。虽然这是台原始的收音机,但在那个不通电的岁月里,还是一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几天,一放了学,我就跑到邻居家,蹲在门槛上,听从里屋里传出的字正腔圆的播音员声音;偶尔,收音机里面也传出歌曲、戏曲的段子。望着这么个“木匣子”,能够说话、唱歌,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那收音机好像并不好用,经常发出“滋滋”的啸叫声,声音也时断时续。这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学姐夫,有时拍拍木匣子,声音就会有;如果拍几次没动静,他就会拆开收音机,进行一番鼓捣,声音又飘了出来。一晃十多天过去了,同学的姐夫假满走了,却把收音机留了下来。我们这帮小伙伴欣喜若狂,以为从此就有它陪伴,听到北京的声音。不过,同学姐夫走后的第二天,这收音机就发不出声音了。拆开收音机,反复观察也找不到原因。同学也学着姐夫的样子,拍打木壳,却没有半点反应;最后气得他猛烈地拍击了几下,结果把收音机敲散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报废了。

真正见识到收音机,还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那时,镇上办起了广播站,离我家只有几步路,所以,我有幸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收音机。开始,广播站用的是晶体管收音机,个头很大,也时常有“滋滋”的声音,以至用话筒接入扩音机传到喇叭里后,人们听到的都是刺耳的杂音。后来,广播站又有了半导体收音机,音质也好了许多。渐渐地,又有了收音扩音为一体的机器。当广播站播音结束后,又会从镇政府院子里传出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的唱腔,镇干部们也会跟着收音机的旋律,扯着嗓子吼上几句。

我离开小镇到县城参加工作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那时,收音机已经不是新鲜时髦的物品了。小青年们结婚,再也不把它做为必备的“三大件”,取而代之的,是收录机。那时,不少年轻人千方百计从沿海买回一部收录机,提着它,放上一盘磁带,在大街上恣意播放。一时间,大街小巷洋溢的,都是邓丽君那甜蜜蜜的歌声。很快,电视机出现了,没几年工夫,就扩展到了县城的家家户户,收音机只能退却到偏远的农村。

不过,在不需要收音机的时候,我却不断得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收音机。那是因为自己经常给报纸、电台写稿,这些单位就把收音机作为奖品,奖励给优秀通讯员。记得有一年,我就得到了好几部收音机。乡下的父母乐滋滋地把它们抱回了老家,一直听了若干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老家也有了稳定的电视信号并买上电视机后,父母亲才不再使用收音机。

收音机,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放置在家中的柜子里。可随着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最后一块市场也丧失了。无奈,只有黯然地退隐江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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