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性减弱， 农民工去哪儿了？
李迅雷
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有两个数据令人吃惊：一是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二是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
农民老矣：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
2015年之前，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应该都是增加的吧？2016年首次公布，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157万人，2017年则增加了125万人，2018年又减少204万人。
我猜想，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是否与外需有关，2016年外需不足，导致出口增速回落，2017年欧美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增速提升，2018年外部环境变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使得外需再度走弱。由于公布的数据太少，无法做相关性分析，这只是猜测。
但从大趋势看，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的：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只好告老还乡。据统计，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一般而言，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要年轻，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本地则接近45岁。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2018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200多万，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06%，城镇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不难发现，主要靠户籍城镇化：2018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至少也有超过1200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
也就是说，当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
城市抢人原因：农民工逃离京津冀和珠三角
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
说明珠三角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即便如此，去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还是超过80万，这是否意味着非农民工的人口数增加了260多万？
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梁中华的估算，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当前，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在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
早在七八年前，富士康就已经在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设厂。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3万人，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简单推算，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
2018年京津冀的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同时，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
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往日辉煌不再。
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其他地方或减或不变。因此，京津冀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新兴产业的占比不高，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
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抢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南京、成都、西安、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迟缓，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例如，深圳、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但由于经济增长转型较为顺利，增长动能依然较足，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因此，从总体看，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
孔雀西南飞：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
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征。
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一直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
安徽人口的净流入，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但西安的人口流入与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
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81万，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7万，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因此，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这说明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因此，我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与大城市化相悖。
那么，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对应的农民工三次产业从业分布上，也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
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2018年增幅达到2.5%，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增速尤其快。
从总体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步增大，2015年平均年龄为38.6岁，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2岁了。人口老龄化，加上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增量也将不断下降，因为年轻的农民工才愿意跨省流动。
2018年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今后可以推测，我国客流量也将不断下降，春运压力将越来越小——印证了本人两年前提出的观点：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的到来。
进入人口流动性减弱的时代，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合乎逻辑，同时，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国内消费成为稳定经济的最主要力量。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大幅增加，这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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