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最光荣
这城市,每一个角落旮旯,都留下劳动者辛劳的脚印;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劳动者奔波的身影。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意志,撑起了理想和信念,耕耘的背后,是我们的汗水和付出。
儿时的“有偿”劳动
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跟着父亲在离家数十里远的镇上上学读书,形单影只的母亲留在乡下操持农活。每当假期来临,父亲就会早早地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姐姐洗衣、做饭,弟弟放牛,稍有些体力的我则随着母亲下田做些农活。
按说,对于孩子,劳动是件苦差事,可是我们却不这样认为,每次不但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还干得格外“卖力”,因为父亲让我们做的几乎都是“有偿”的劳动。
放了一假期水牛的弟弟,会拥有一把心爱的玩具枪、一顶带电动风扇的太阳帽;烧饭、洗衣的姐姐能穿上一件时尚的连衣裙;同样,爱“新潮”又喜好读书的我,因为劳动,不仅能穿上时下流行的衣服,还能享受大量课外书籍带来的精神“美餐”。
记得读初中那年,镇上的校园里突然流行起花格衬衫、牛仔裤+白球鞋的装扮。我向父亲说出了我也想拥有这套时尚行头的愿望,父亲呵呵一笑,说:“行,按老规矩办。”于是,整整一个暑假,我从河湾里担了千余桶水,把母亲刚插下地的山芋秧足足浇透了三遍,几亩地的幼苗因喝足了水而生机盎然,我也因此成为了我们村第一个穿着“小白鞋不系带、花格衬衫勒进牛仔裤腰带”的时尚小男孩,而且还得到了一本当时很难买到的长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秋收时,因山芋丰收,父亲又托人给我捎回一件精致的竹子书架,作为夏天“浇水”劳动的后续嘉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弹指间,数十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儿时“有偿”劳动带来的那份快乐,却在脑海心头愈久弥新,芬芳盈漾。当初父亲为我们设计“有偿”劳动,或许只是想用物质来激励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以此减轻母亲肩头的重担,没想到却在不经意间种下了许多美丽的种子,开出了芬芳的花儿。因为“有偿”劳动不仅让我们享受到生活的美丽,也锻炼了我们生活的自理能力,磨砺了我们的坚强意志,让我们从小就懂得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
其实,爱劳动就是爱人生、爱生活。(胡兆喜)
我的岳父年年当“厂红”
那年,岳父从农村参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被分配搞军械的维修和保养。从那时起,岳父爱上了这一行,成了“土专家”。复员到地方,正值县第一棉纺厂成立,岳父顺理成章地被抢进。经过技术培训,青春芳华一通百通的岳父破例当上了维修车间的副主任。
县纺织厂的生产规模大,大小纺织机有一百多台(套),维修和保养的任务很重。虽说是维修车间,实际上包括岳父在内也就4个人。主任管行政,技术只懂皮毛,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岳父和徒弟。那时候岳父还是单身汉,吃住都在厂里,他每天上班最早,但从没按时下过班,总是背着工具包,到生产车间转悠,观其运行状态,即使发现轻微异响,也要操作女工停下。如果是小故障,岳父总是当即抢修;遇到大问题,就趁操作工调班,从仓库拖来配件,师徒连夜维修。岳父为人恭谦,技术精湛,随叫随到,他的踏实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和工友们的一致好评。
那些年,工厂年年评劳模、树标杆,激励他人。参加工作第一年,岳父就被推举为厂劳模,“五·一”那天,在食堂召开庆祝会,厂长亲自给他佩戴大红花,奖品是一只印字白色搪瓷杯和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岳父发表的获奖感言,虽然言辞简短,但情真意切,引来阵阵掌声,也拨动了台下纺织女工阿莉的芳心。后来,阿莉成了我的岳母。
工作了快三十年,岳父年年是“厂红”,奖状一大堆,还被评为县里和省里的行业劳模。那些年,劳模是一项殊荣,每次谈起往事,岳父总是对他的辉煌过往津津乐道。后来,纺织厂改制被外资公司兼并,岳父又被培训熟悉先进的纺织设备和保养要领,一直干到了退休。
每年“五·一”,已是耄耋老人的岳父摩挲着发黄的奖状,品着那只掉了瓷的杯子里泡的浓茶,心里有些惆怅和失落,他总感叹:时代再怎么发展,生产技术再怎么先进,劳模精神也不能丢。(刘兵)
我的漫长工匠生涯
我曾经非常仰慕大工匠。上世纪80年代,师父领工资,一元钞票一百张,厚厚一摞,我们小工越瞅师父越像明星,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师父一样,技高钱厚,受人敬重。
1983年7月,我18岁,进入机电科开始学徒。光铁匠活儿一干就是8年,从一开始给人递工具、打下手,到掌钳独立操作,再到带自己徒弟,我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师父手把手教活引路,关键还得靠自己努力。作为一名工匠,能够真正掌握本工种的操作技法,其间的酸甜苦辣,足以写一本书,说都说不完。
刚一开始上手掌钳,看人家玩得溜,自己手里的铁钳却完全不听使唤,根本翻不了个儿,锤头一劲儿“啪啪”地打,烧红的热铁都被砸扁了也不成形儿。师父提示:千万别急,越急就越跟不上节奏,只要大胆地快翻快转就好了。
可练了很久,我还是上不了手,只能看别人操作。看得多了,忽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很自然地就能跟上节奏了。锻造四面体、六面体或打圆柱体也都逐渐适应。
要不说单位培养一个工匠真不容易呢!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熟悉了、适应了、用功了,水到渠成了,就自然跨入师门了。可舟在水上漂,人随命运走。铁匠出师了,继而当上师父带徒弟了,我却又改行干了电工。真是隔行如隔山,只得放下身段,重新学徒。
学电工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父要求讲安全、讲工艺。一个电气盘面配好了,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既安全实用,又美观大方,这才是“师父”干的活儿。师父还特别要求,设置电路,必须考虑日后维修方便,绝不能只图一时省事,将就对付,不留后路,那不是咱工匠干的活儿!
后来,我当上了机电技术员,成了单位里的工匠领头人。想一想,还真是好事多磨啊,当初多学点还算学对了。不光如此,对工匠们的技术考核比武,也由我来负总责。没想到,在人生的路上走着走着,当年那个笨拙的学徒,如今也成了单位里的“大工匠”。(李凤高)
那年我和父亲过“五·一”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开始进城打工。父亲打工的城市,就是我上学的城市。
父亲常来学校看我,有时是给我送生活费,有时是给我送好吃的。我有时也会趁双休日去看父亲,到他打工的工地看看。工地上到处堆放着钢筋、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搅拌机、打浆机、起重机的叫声在耳边轰鸣。
大二那年“五·一”,我想趁假期带父亲游览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他来到这座城市后,除了工地和我的学校,还没去过别的地方。父亲不在宿舍,他的一个年轻的工友对我说,“到旁边那个小区扛楼挣钱去了!”
扛楼?挣钱?我脑海里交替蹦着这两个字眼,一路小跑着来到前面那个富丽堂皇的高档小区。
转过一个楼角,看到父亲从楼洞口走出来,满身满脸的洋灰,额上的汗珠在太阳下闪着光。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男子嘴里叼着烟,眯着眼和父亲说话。“师傅,你老快60了吧?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出来干这个?”父亲抹一把额上的汗,说:“过了年就58了,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挣钱供他啊!”说着,父亲吃力地把一袋子水泥扛到肩上,趔趔趄趄地进了楼洞口。
我心头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我揉了揉眼睛冲过去,脱掉外衣和衬衫,捡起地上的一个胶丝袋子搭在肩上,又弯腰把一袋水泥扛在肩上,腾腾腾地向楼上一步一个台阶地爬,每一阶台阶都印着一串串汗水的湿痕,我知道那是父亲刚刚洒下的。
看到扛着水泥袋的我,父亲满脸惊讶地问:“今天是‘五·一’,你不和同学出去玩儿,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看着满脸淌汗的父亲,我故作幽默地说:“就许你一个人在这过劳动节,不许我来这陪你过劳动节啊!”父亲听了哈哈地笑了。
父子同心,其利断金。预计要背上半天的活儿,我们两个多小时就干完了。父亲捏着刚领到的200元工钱非要请我下馆子,我一把拦住父亲,说想去尝尝他们食堂大师傅的手艺。
我劝父亲以后不要再去扛楼了,把保安做好就行了,别让我和母亲担心。父亲深低着头,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答应着说“以后再不去了”。那天回到学校,我就开始在网上联系家教——我不能再让父亲为了供我上大学而出去扛楼了。
(佟雨航)
六岁那年的“劳动奖章”
小时候,父母又要种地又要去村办企业上班,很是辛苦。两个哥哥虽然年纪小,但已是家里的“壮劳力”,放了学便在父亲的带领下下地劳作。
我的两个哥哥学习成绩一般,想让他俩鱼跃龙门,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已是妄想,所以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六岁时她便托人将我送进学校,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
上学后,仗着有母亲撑腰,扫地刷碗这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我也推给大哥,每天放学后都用“做作业”当幌子去同学家玩。父亲看不惯,想说我几句,每次都被母亲拦下。
记得那是一个周日,两个哥哥一早便陪着母亲去大姨家了。父亲和我商量,院里的饭棚还未砌完,剩下的半截墙,需要站在架子上砌,他一个人上来下去搬砖运砂浆不方便。若我同意的话,就由他负责砌墙,我负责搬砖和砂浆,中午奖励我吃猪头肉。
我从小就馋,但家里生活条件不行,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我一听猪头肉便口水直流,当即答应。说是搬砖,其实父亲已将砖都运到饭棚附近,砂浆也已和好,我只需将砖放进铁桶,父亲用扁担勾起铁桶拔到架子上就行了。运砂浆也是这个流程。
我搬砖、铲砂浆忙了大半日,双手磨得起了水泡,但一想到中午有肉吃,便使出吃奶的力气。中午,父亲没有食言,割了半斤猪头肉,给两个哥哥留了一半儿,另一半儿赏我独吃。
父亲笑嘻嘻地说,卖猪头肉的听说六岁的女娃竟然能帮着家里砌墙了,止不住的连连称赞。他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幸福和荣誉,还说俩哥哥六岁时可没我这么能干。晚上母亲回来,父亲又把我的光荣事迹讲了一遍,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我见父亲一人爬上爬下,主动来帮忙,不让干还不乐意。母亲虽然心疼我,但也感觉欣慰。那晚,父亲还用纸板做了个“劳动奖章”挂在我脖子上,号召两个哥哥向我学习。
那天的晚饭成了我的“劳模大会”,一家人狠狠表扬了我一通。我决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饭后主动刷了碗。后来,家务、农活都愿意“插手”帮忙。母亲见我如此爱劳动,便由着我想干啥干啥。我二年级学会了织发带、织领口,三年级学会了做菜,四年级学会了蒸馒头……母亲说我是家里的小能人。(马海霞)
一边劳动 一边过劳动节
自打工作后,每年“五·一”,我都会回到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陪父母一起过劳动节。而每次回到家,父母总显得很高兴。特别是父亲,不是嘱咐母亲买肉包饺子,就是嚷嚷着上集市买我从小就喜欢吃的糖糕。虽说是陪父母过节,但父亲总认为,劳动节放假是城里上班人的事,和农民没有关系,所以他从来没在劳动节休息过一天。父亲总是很幽默地对我说,劳动节就是要一边劳动一边过节,不劳动,还能叫劳动节吗?
记忆中,父亲是个一刻都闲不下来的人。每天早上他都会在5点半准时起床,雷打不动。起床后就开始打扫庭院,唰唰唰的扫地声,常常将我从梦中惊醒。睡眼蒙眬的向窗外望去,总能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扫完地,父亲立即钻进厨房,为家里那头大母猪剁草熬食。这项工作既烦琐又累人,常常要持续两个多钟头。我不知道数九寒天连手都不敢伸出去时,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待那头大母猪在父亲的吆喝声中吃饱喝足后,他才找食物填充自己的肚子。之后,天色大亮,父亲就会带上铁锹或锄头,下地干活。每天,父亲不知疲倦地埋头于我家那几亩薄田,头上滚落的汗珠,一滴一滴砸在潮湿的泥土里,滋润着青青的禾苗。
有时,整整一天,我们都很难看到父亲的身影,他像那些精力过盛的小伙子一样,在土地上不停歇的操劳。直到傍晚,才会满带泥土的气息回到家里,顾不上洗把脸,就又钻进猪圈,察看那头贪吃贪睡的猪的情况。
那头猪是全家人的希望,我们要靠它才能过上体面的日子。说句不开玩笑的话,那头大肥猪,比我们家任何一位成员都宝贝。喂猪是父亲每天重复的工作,艰辛而沉重,枯燥而无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三年前的“五·一”,我打算带一直想去北京的父亲玩一玩。本来都说好了,临行前两天父亲却变卦了,说要给麦苗打农药,北京去不成了。父亲还夸张地说,如果那几天不打农药,麦子就会减产一半。他安慰我说,什么时候想去都能去。
听了父亲牵强的理由,我有点儿哭笑不得。事后,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知道我买了房子,有一大笔房贷要还,他是想为四川省点儿钱呢。那年的北京之行不了了之。父亲笑呵呵地拍着胸脯发誓,第二年“五·一”一定和母亲一块去北京。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竟被疾病突然夺去了生命。想到和父亲的约定,我不禁泪如雨下。
今年“五·一”马上到了,我打算带着母亲去北京逛一次,虽然少了亲爱的父亲,但我想,母亲去了,也算是了了父亲当初的一大心愿。 (姚秦川)
征稿启事
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一段回忆,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大周末“个人史记”版展示的就是我们读者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子、长大后生活的院落,可以汇集成为一个个老地方的故事;让您难以忘记的一个人,对您人生影响巨大的亲友,可以汇集成一段段故人旧事。欢迎您将故事写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这些故事还有照片,也欢迎一并寄来。我们将挑选富有生活气息、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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