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灰吞杜甫”典故见证唱酬之谊 钱锺书与成都学人白敦仁
——钱锺书与成都学人白敦仁 
钱锺书致白敦仁信札。
白敦仁像
白敦仁日记。
白敦仁(右)从事田野考察。
□庞惊涛文/图
钱锺书先生1977年写的一首七律《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曾经抄赠与不少友人。抄赠诗文是文人之间惯见的一个传统，从中也可见出抄者与获赠者之间特别的交谊。成都学人白敦仁也是这首诗不多的获赠者之一，他在文中记录如下：此诗过去承钱先生曾写寄见示。
诗中有一联：“枉与焚灰吞杜甫，苦将残锦乞邱迟”。涉及张籍“焚灰吞杜甫”和“邱迟残锦”两个典故。白敦仁对前一典故特别有感触，认为“诗中用事新警”，“觉得前代时人似乎尚未用过”。足见他对钱锺书用典妥恰而精当的推崇。一番钩沉索引，他在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七《焚杜甫诗饮以膏蜜》条中找到了原文：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这篇《“焚灰吞杜甫”及其他》后来收录在白敦仁的《水明楼诗词论集》中，可为两人交往唱酬的一段生动写照。藉由此文，一段钱锺书和成都学人白敦仁的交往掌故也由此揭开。
研究宋代文学 获钱锺书赞誉
要论及四川研究宋代文学的大家，白敦仁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白敦仁（1917年-2004年），字梅庵，四川成都人。早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后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华西协合大学助教，成华大学讲师，波兰华沙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特聘讲师，成都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受聘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理事，四川李白研究学会、杜甫研究学会顾问。
白敦仁对宋代文学造诣极深，专致于陈与义研究，其《陈与义年谱》《陈与义集校注》以传统的笺注方式研究古代文本，材料丰富，笺注详明，堪称典范之作。此外，他的《巢经巢诗钞笺注》《彊村语业笺注》在学术界也颇负盛名。钱锺书评其《陈与义年谱》：“采掘之博，考索之精，绝无仅有”，乃“近世之奇作，当与天下学人共宝玩之。”
钱锺书此番评议，写于白敦仁《陈与义年谱》正式出版之后。其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白二人已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根据白敦仁儿子白与群收藏的《白敦仁日记》，可明确查考出白敦仁和钱锺书的两次面对面谈话。
赴京两次畅谈 钱锺书宏论迭出
根据白敦仁的日记，两人第一次见面，在1979年12月22日。白敦仁赴京，是受成都大学之命，去北京采购教学图书，期间得空去三里河访问钱锺书。
那天是冬至节，钱杨夫妇皆在家。两人“畅谈甚久”。当天他们所谈甚多，白敦仁回来后，凭记忆整理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谈乾嘉学。钱锺书认为，“乾嘉诸老讲训诂，由字到句、篇，应肯定。但有局限性，还应该从篇的角度来看字。不特篇，还应从作者的人、时代，作品的体裁角度来看。总之，语言问题，既要从个别到整体看，又要由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戴东原不解此，所以一谈到‘常道’就弄不清了。”
二是谈中国文艺理论取法西方理论的问题。钱以为，“中国文艺理论，诗话、词话之类可取者极少，应钻一下周秦诸子，其中有不少精辟的东西。另外，‘汉注唐疏’未可尽然。但要懂一点西方理论，以资启发。后者的好处是概念清晰，基于此，目前的文学批评史应该重写。”这个观点也符合钱锺书一贯的学术旨趣和方向。
三是谈学问之道。“今人著书，好像编教科书，不懂得著述与编讲义不同。学问忌取巧，要笨些，当然没有对笨人永远安全的科学。”
三个问题，都是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的学者之见。其中观点，是两个人思维碰撞之后渐趋于一同的“共有之论”。但也不难从中想象出钱锺书获得人生和创作新生之后的思维活力，其妙语连珠、宏论迭出的风采让白敦仁大为叹服，也大受裨益。回到招待所后，白敦仁凭着记忆，把钱锺书的很多妙语记录了下来：如整体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如“汉注唐疏”的认识问题、如学习西方理论的问题、如学问要笨一些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虽是钱随口谈出，实质经过了他本人长期而且深入的思考，对从事学术研究者是有启发的。
白敦仁记录这次面对面：“今天的谈话是很痛快的。”大约钱锺书也觉得意犹未尽，两人约好，在白敦仁离京前再聊一次，并设置好了相互交流的问题：谈刘勰、黄庭坚、陈简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敦仁还在日记中记录了钱锺书的一个生活变化：他（指钱锺书）昨天新拔了五颗牙齿。当日钱杨夫妇未留白氏晚餐，或因于牙口不便乎？一笑。
12月31日下午3点，白敦仁如约前往钱家，再访钱锺书。
按照两人约定的交流内容，他们依次谈了陈简斋、刘勰和史诗，话题涉及诗学、文学鉴赏、文艺美学等范畴。基本上是白引、钱谈。所以，白氏日记所记，也主要是钱的观点：钱认为，简斋诗漂亮，是宋人学杜得其皮毛的唯一一家。学杜学到恰好，不像前后七子的空泛，也不像江西派贪图用典故，造成生涩难读。简斋诗使人琅琅上口，靖康以后诗内容较广阔，这不仅和生活经历有关，还有吸收生活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有才。严沧浪所谓“似江西而小异”，不小异就不成其为简斋了。当苏黄诗风风靡一时，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简斋所受黄的影响更多于苏。五律近后山，七绝如《邓州西轩书事》，全学山谷《荆江亭》。七古非简斋所长。
钱也谈到了自己对“江西诗派”提出背景的认识，他认为目的是壮大声势。在《谈艺录》里，钱锺书谈“袁蒋赵三家交谊”，对袁枚、蒋士铨和赵翼合称“清诗三家”，也认为是袁枚“以为标榜之资”的个人行为。可见他对这些诗派和诗家的提法，早有认识。
谈刘勰（字彦和）和他的《文心雕龙》。钱认为，彦和不知庄子、史迁、陶渊明，文学见解并未跳出当时窠臼，也谈不上什么完整体系，事实是原道、宗经之类是装上去的，和全书并无内在联系。小说在当时已很发达，刘勰连公文之类的东西都谈到了，却一字未提到小说，怎能说无体不包呢？又当时佛经已大量译出，彦和自己很懂佛经，而不及佛教文学。总之他对文学的认识水平是不高的。要说尊经、尊圣，要说真正造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他远不如韩愈，把庄骚太史列入文学，这是刘彦和所达不到的。
钱锺书认为刘彦和也有优点，就是“不拍马”。例如，陶渊明尽管被昭明太子喜欢，他并不迎合。最后，钱锺书强调：我们对古文决不能“拍马”。
其余，两人谈的就比较随性。钱锺书说，文气之说，西方无之，但他们也谈“力”。中国古代常把文学比做人，如说骨、肉、神、气之类，这是很有道理的。黑格尔说，人是内容形式的最好的统一。比兴只是形象思维的一种，不等于形象思维。比和兴不同，在《管锥编》里已经谈到了。西方也讲兴，把它比作运动前的准备动作。
谈到中国古代无希腊式叙事史诗，钱锺书认为这并不怪，也用不着歉然，法国也没有史诗。中国也有自己的史诗，那就是戏剧。——这一点，杨绛的文章谈过了。“谈到这里，他要他夫人杨绛同志把她的论文集《春泥》送了我一本，其中最后一篇《李渔论戏剧结构》就谈了这个问题。”
回到招待所之后，白敦仁急切地读了《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认为“风格和钱先生完全是一路的。”
白敦仁补记这次交流，谈到了钱锺书的“热情”和“激情”：他再一次谈到先秦诸子、汉唐注疏值得研究，特别是当他们“谈言微中”的地方，常常有精辟的美学内容。
在京期间，白敦仁还在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几种陈简斋诗集版本，以校订《简斋集》，为以后的《陈简斋诗集校笺》做了基础性工作。
钱锺书手札二十多封 得见二人唱和情谊
在北京的两次交流面谈，对白敦仁的激励很大。此后，白敦仁陆续写出了数量和质量都非常高的研究和笺注作品。这些作品一经出版，白敦仁即邮寄钱锺书，钱锺书也每信必复。据白与群统计，钱锺书写给白敦仁的信函，一共有二十多件。钱锺书对《陈与义年谱》评论，即写于回复白敦仁的信函中。
这20多件信函，白敦仁过世后，即被其子女珍藏。2006年，白敦仁子女将白敦仁生前为学研究所用的图书捐献给杜甫草堂时，这些信函曾在杜甫草堂公开过。白与群是成都有名的牙科医生，退休后开了一家牙科诊所。父亲白敦仁的日记，被他随身放在了诊所。据他讲，他和他的几个姐姐，虽然从小受父亲白敦仁的濡染，但成年后没有一个从事文学和艺术工作。
201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白敦仁著作全集》时，征得白敦仁子女同意，在《水明楼文集》上册公布了三件钱锺书致白敦仁的手札。
其中一件，当写于他们即将见面之前。钱在信中有“神交一载，好风吹至，山谷诗云：‘百书不如一见面’，真道得鄙人心事者也”以及“良晤勿远”等内容。
直到白敦仁去世后，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许世荣（已故）编撰《白敦仁年谱》，整理白敦仁日记，钱白二人的这一段交往历史才被翻开。
1979年两次拜访钱锺书回到成都后，白敦仁写了一首《北京访钱锺书先生》的七律，后收在《水明楼文集》里：
书史荒荒不自惩，千秋孰为别淄渑。
旧传蛮布誇梅叟，新向龙门拜李膺。
生白虚堂随燕喜，杀青无字不飞腾。
卅年怀抱今朝尽，更喜先生未老曾。
揣诗意，白敦仁仰慕钱锺书、渴望一识钱锺书的想法，始于30年前，即1949年。其时，钱锺书的《谈艺录》刊布不久。白敦仁的仰慕，或因于他读了《谈艺录》的缘故？而这首诗，不知白敦仁是否寄给了钱锺书？钱锺书是否有唱和之作？《槐聚诗存》未见有录，因此，这首诗应是白敦仁对这两场晤谈发自肺腑的私人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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