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啊妈妈 我亲爱的妈妈
正是因为前辈妇女们的努力和争取，
才有了现代妇女们的许多权益和自由。
借着三·八国际妇女节之机，
在祝福母亲节日快乐的同时，
不少读者也回忆起母亲的勤劳、坚韧，
她们既能养家赚钱，
又是贤妻良母，
她们为家庭的无私付出，
映在了儿女的眼中，
也留在了儿女的心中……
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母亲的形象更像是一面旗帜，一举一动，时时事事都会印在我的心里。
母亲的药箱
白天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背着药箱翻梁爬坡，到生病的乡邻家里送药打针，直到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出生后，母亲仍背着她的药箱奔波在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
母亲成为“赤脚医生”时，不到18岁。外公是木匠，亲手用旧木板给母亲做了一个木药箱，漆成深枣红色，正面有一个大红色的十字，两端用钉子做的拉环，外婆手缝了一个布肩带。母亲从小走路飞快，她背着那个药箱，走村串巷为乡邻们送去了许多温暖。母亲出嫁时，那个药箱和一对猫头的瓷茶壶一起成为她的嫁妆。
婚后的母亲继续着“赤脚医生”日子，白天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背着药箱翻梁爬坡，到生病的乡邻家里送药打针，直到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出生后，母亲仍背着她的药箱奔波在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甚至半夜三更，也会有邻里敲门喊母亲看病打针。那些漆黑的夜晚，看着母亲收拾整理她的药箱后，随着来请她的病人家属匆匆消失在夜色里，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围着父亲哄着哭闹的妹妹，等母亲回来。好半天，妹妹终于睡着了，才听见大门响声和母亲与送她回来人道别的声音。我总是在母亲向父亲说出诊经过时，迷迷糊糊地再次入睡。
母亲的药箱是不允许我们乱动的，只有在她整理时，我们在旁边看一眼。药箱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常用药，玻璃针管，四、五个针头和小纱布块，一本被母亲翻看得有些破旧的医学册子。母亲还有一个小酒精炉子，经常看见她在那上面煮针管和针头。药箱总是放在我们够不着的柜子高处，而那个酒精炉子被藏到我们找不见的地方了。
有时候，病人会到我们家来找母亲打针，母亲平时性格急躁，但给人打针时特别和蔼可亲。特别是给小孩打针，总能变着花样哄着小孩不哭，而她那个药箱也仿佛成了百宝箱，她会从里面变出一颗糖、炒得焦黄的豆子或者玉米花。所以村子里的小孩看见母亲并不害怕，对母亲反倒比对我们还亲热。
母亲当“赤脚医生”的时候，也兼任着村妇女主任。后来，又成立了缝纫组，缝纫裁剪母亲从小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了组长。而母亲带出来的两个“赤脚医生”都已经能单独出诊，于是就辞去了这个职务。而那只被她背得磨去棱角，漆也斑驳了的木药箱，却一直放在我们家的柜子上。每天，母亲打扫卫生时，都要将它用心的擦拭一遍，摆放整齐。（贾炳梅）
母亲的惦记
母亲在外干活时采到野草莓或野生猕猴桃，人家给的一个糖块或几颗瓜子，总也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最难忘的是我们每个人过生日，必定有想不到的惊喜。
母亲讷于言表，不会说什么甜蜜的语言，然而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却透着对我们如水般的关爱，无微不至。
小时候，生活并不宽裕，母亲在外干活时采到野草莓或野生猕猴桃，人家给的一个糖块或几颗瓜子，总也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最难忘的是每个人过生日，必定有想不到的惊喜。不管条件怎么艰苦，生活怎么困难，母亲总不忘给我们过生日。
清晰记得小学二年级那个生日，天还不亮，母亲就悄悄地喊我起了床，把我带到红彤彤的灶火前，用火钳从灶膛的灰烬里拔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吹了吹灰，塞到我手里说：“一会你姐和弟弟都该起床了，你赶快到外边吃去！”我急急跑到柴房，打开一看，是芭蕉叶，再打开一层层的芭蕉叶，里面一大块肉正滋滋地冒油！那是我除了过年外见到的最大的一块肉了，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弄来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顾大快朵颐。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工作刚刚起步，工资不高，结婚生子买房，生活可谓举步维艰。此时，一辈子从未出过门的母亲毅然来到我身边，帮我们照看孩子，料理家务。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来到干燥寒冷的北方，母亲很不适应，经常咳嗽气喘，再加上过惯了“面食不算饭”的南方生活，一下子瘦下去十多斤，看起来面容憔悴苍老了许多。我们虽然感觉离不开她，但依然劝她回去，可她说什么也不回，直到把孩子带到会走路才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后，母亲惦记我们条件艰苦，把家里的鸡鸭鱼肉之类的全腌制成腊货，等着我们回家时大包小包地带。不仅如此，还把平时我们给她的零花钱一块一毛地积攒起来，每年回去时硬塞给我。我的娘啊，本该我报答您的时候，您却依然全心全意的爱护着我！
后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有了很大好转，我劝母亲再来时，母亲却说生活不习惯，不来了，她说：“只要你们在外工作顺利，生活安好，我远远地看着就满足了。（袁仁成）
跟母亲学割稻
母亲虽然瘦小，但干起活来却不简单。只见她动作娴熟，双手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黝黑的脸上有汗珠不断往下滴，她不时用衣袖抹一下又继续割起来。
我出生在皖中农村，那时家乡水稻一般种两季，割稻是农活中最累最苦的，夏收这一茬，被称之“双抢”，即抢收抢栽。
记得刚上初中那年放暑假，正赶上“双抢”，由于分田到户，家里只有父亲与母亲两个劳力。母亲负责割稻，父亲负责把稻一担担挑回家脱粒。虽然只种五六亩田，但也辛苦。于是我决定跟母亲学割稻，帮父母分担一下农活。
天刚露出鱼肚白，母亲就叫我起床了。母亲说，割稻要趁早，到中午时天气热，要不然一天割不了多少。由于还要栽下一季的晚稻苗，不能把田里的水放干，只能在水田里割稻子。我和母亲卷起裤脚，挽起衣袖，走进水田。割稻是个辛苦活，左手抓住水稻中部，右手持一把铮亮的镰刀，在水稻根部“唰”的一声把它们一一割断，然后再一把把放齐让父亲挑回家。母亲虽然瘦小，但干起活来却不简单，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割倒一大片。我照着母亲的样子，但割得很慢。母亲说：“不用急，慢慢来，做农活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小心点，别让镰刀割到手指头。”
临近中午，骄阳似火，稻田里的水都晒烫了，站在密不透风的稻田里，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口干舌燥，感觉每动一下，汗水就不停地冒出来。当我直起腰抬头看母亲，只见她动作娴熟，双手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黝黑的脸上有汗珠不断往下滴，她不时用衣袖抹一下又继续割起来。偌大的一块稻田，母亲在其中显得那样瘦小单薄。原来，母亲就是一直这样辛勤地劳动，任劳任怨地养育我，而我竟然从没关心过她，理所当然地享受她给予的一切，有时甚至还无理取闹。我感到眼里有泪珠在滚动，我问母亲：“怎样才能像你一样割得快？”母亲笑着说：“小孩子要先学会走了再学跑，先学会割，然后才可以快，熟能生巧。”
中午回家吃饭，我发现握镰刀的右手有几个血泡，针刺一样地疼。我知道这是正常现象，等磨出老茧便不会出血泡了。下午割稻时，我感觉手比上午熟练多了，母亲也夸赞我割得不错。到了傍晚时分，我和母亲终于割完了那一亩多田的水稻。
那一年，我学会了割稻，也学会了更多的农活，同时更懂得了父母的艰辛与不易。如今，家乡种田已用上了大型收割机。难忘当年跟母亲学割稻时的情景，它镌刻在记忆的深处，让我在茫茫人生路途中学会了隐忍、无畏、坚强……（孙功俊）
老妈的“账本”
记账本里整齐有序地记着每部电影的名字，还有观看日期，片名后的字数是观看次数。后来，她开始记录我们这个小家庭一笔笔的收入支出。感谢老妈的辛苦劳作，精打细算。
老妈有个同全中国妇女一样的习惯，或者说是爱好——记账。但是别的女性都是成家后，手握家中的“财政大权”，才开始一分一厘、柴米油盐地细写在本子上的，老妈则是从少女时代开始就有了这习惯。
家里有几件“老古董”，老爸的手动机械式海鸥相机算一样，老妈那本手掌大、发黄卷角了的工作簿也算一样。我曾怀着虔诚敬畏之心翻看本子，里面的内容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既有绣花边赚钱补贴家用时的一笔笔记录，也有为了能进炒货店、糖糕商店做工，几月几日给谁送了几个粽子，几月几日又给谁送了几个鸡蛋……身边有这么一位事无巨细、一一留档的人，真担心她有没有记下我尿过多少回床，逃过多少次学，考过多少个不及格，当成“传家宝”传下来。
老妈的记账本里记得最多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详详细细、密密麻麻全是看电影的记录。幸好外婆大字不识几个，要是看得懂，见了大女儿这不顾正业之作，铁定是要骂的。谁叫她是家里的大女儿呢？身为长姐，和偷懒享乐总是无缘的，还好有电影，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成了少女时代的老妈的少数几个乐趣之一。
《刘三姐》7，《梁山伯与祝英台》5，《渡江侦察记》3，《野火春风斗古城》4，《烈火中永生》5……记账本里整齐有序地记着每部电影的名字，还有观看日期，片名后的字数是观看次数。老妈说，那会儿物质匮乏，外婆舍不得多点洋油灯，一到夏季晚上，只能去铁路桥头乘乘风凉，相比这，还是电影院里最舒服，有小伙伴，有谈资，有吊扇，还有好看的电影。
读小学时，老妈和街坊小姐妹仗着个子小，时不时逃票进场看电影，再长大点，她绣花边、卖瓜子，自己劳动有了零花钱，一部分给外婆补贴家用，一部分留作自己的看电影基金。那年月，镇上就一座电影院，一块大银幕，一部电影常常一放就是半个月甚至更久，这就不难理解，那些电影老妈为什么反反复复看了那么多遍。
当然，她遇上喜欢的明星和影片，也会立刻化身成“狂热粉”，时至今日，老妈但凡一提起秦怡、白杨、王文娟、王馥荔，依旧两眼都是粉红泡泡。为了提早看到轰动全国的超级大片、王文娟的《红楼梦》，老妈约了街坊，“花巨资”搭车去市区先睹为快。等《红楼梦》在镇上上映了，她又一遍遍地跑去膜拜自己的“女神”。
上世纪80年代，老妈与老爸成了家，告别了少女时代的同时，也与她的观影岁月挥手作别。她的记账本，此后很少再有观影记录出现，她开始记录我们这个小家庭一笔笔的收入支出。感谢老妈的辛苦劳作，精打细算，我们家和小镇上的许多家庭一样，生活都有了很大起色，日子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宽裕和顺畅。
（胡甸）
母亲的言行
母亲常说自己是文盲，但她不甘愿做文盲。她常看电视，并不是想看节目，而是学习屏幕下方出现的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母亲，常见的字她绝大多数都认识。
母亲人缘好，把家里处理得井井有条，在我们村里是出了名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每次回家邻里间总夸父亲找到一个好媳妇。
母亲21岁嫁到父亲家，跟着父亲受了很多苦。不知道为何原因，我的爷爷奶奶和长辈们总看母亲不顺眼，在很多小事上刁难母亲，时不时让母亲如坐针毡。父亲在外打工，过年回家，很多情况不了解，与母亲也产生了矛盾。这些误会、曲解，在一段时间让母亲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母亲说幸好有了我，我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从那以后，不管家人怎么为难母亲，母亲都不会计较。
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父母在乡里修了房，走出了压抑的村子。母亲再也没受那么多气，与新的邻里相处融洽之极。
在我上初中时，奶奶患病瘫痪，还患失忆症。该轮到我家照顾的时候，母亲没有半点犹豫，我们吃什么，奶奶就吃什么，母亲没有半点报复心。近邻来到我的家里，看到母亲把奶奶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都说母亲尽了孝道。
有人开玩笑对母亲说：“当年你婆婆怎么对你的，现在莫要对她太好了。”母亲也笑着说：“以前的事情不提了。”奶奶瘫痪近8年，临终时，对母亲说：“到最后还是你对我最好。”
在我上高中时，村支书和村长找母亲谈过几次话，想推举母亲当村里的妇女主任。母亲有自知之明，每次都断然拒绝。母亲说，只上过小学一年级，字写得像鸡爪样，活生生的一个文盲，哪里有资格做这个妇女主任。此事就此作罢。
母亲常说自己是文盲，但她不甘愿做文盲。她常看电视，并不是想看节目，而是学习屏幕下方出现的字，以此来充实自己的文字生活。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母亲，常见的字她绝大多数都认识。
有一次母亲去镇上办事，下午坐车回家。车上有人把母亲当成了语文老师，问道：“你们老师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是不是涨工资了呀？”母亲既惊讶又好笑，连忙说：“我平头老百姓一个，哪里像老师呀？你弄错了。”那人又说：“呀，我还以为你是老师呢！”如今母亲有时还会提及此事，我有时会调侃说：“哟，黄老师，听说你们又涨工资了。”母亲总是笑开了花。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母亲，为何却被别人认作为老师，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气质？
我读大学时，父母住到了县城。母亲有时回到村里，如曾经一样客客气气对邻里打招呼，摆龙门阵，丝毫没有瞧不起人的样子。母亲常对我说：“老家是根的地方，早晚是要落叶归根的。千万不要住到县城就要不完了，时刻要记住本源。”因而每年回到老家，我对老家的长辈、平辈们都很客气。
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母亲的形象更像是一面旗帜，一举一动，时时事事都会印在我的心里。（廖力）
征稿启事
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一段回忆，都是历史的一个碎片。大周末“个人史记”版展示的就是我们读者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子、长大后生活的院落，可以汇集成为一个个老地方的故事；让您难以忘记的一个人，对您人生影响巨大的亲友，可以汇集成一段段故人旧事。欢迎您将故事写下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这些故事还有照片，也欢迎一并寄来。我们将挑选富有生活气息，又有时代特色的内容，刊载在“个人史记”版上。
投稿邮箱：chengdu101@qq.com
邮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商报“大周末”工作室（来稿不退，还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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