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微观”老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纸上旧影
清末民初的老成都，究竟有着怎样的“味道”？对此，出生于成都的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无疑是一位权威的解答者。，王笛“微观”老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纸上旧影。
由王笛撰写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一书，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用30篇文章、20多万字篇幅，带领读者重回清末民初的成都街头，在纸上勾勒出一幅关于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蓉城旧影。
与很多着力研究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历史学者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笛就一直关注晚清、民国时期四川的基层社会、文化，先后出版《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著作。
这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不仅研究四川历史上的普通人，还希望让成果走出象牙塔，让更多普通人了解自己的学术研究。
□本报记者余如波
壹
30篇文章，重拾清末民初成都一砖一瓦
对于《消失的古城》的阅读者而言，王笛就像一位“建筑师”和“考古学家”：他用平实的视角和感性的文字，将清末民初的成都街巷展现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幅遗落在历史中的老成都风情画卷。
捧读《消失的古城》，封面和封底，是一张民国时期绘制的“成都市明细图”的局部，读者可以从中窥见远洋太古里、春熙路、盐市口、天府广场等地段当年的街道、建筑格局。
而在20多万字的书中，除却序言和后记，总共收入王笛30篇文章：城墙、邻里关系、小商小贩、娱乐活动……它们描写了清末民初成都日常生活的细节，讲述了城市从传统进入现代的故事。三教九流的谋生技巧，城市中的各种活动，诸如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在《消失的古城》书中都有大量细节描写。
例如晚清时期，成都街头常有戏曲表演吸引大量观众。每年农历二月中旬后，北门外成都县城隍庙前“以巨木扎台”演出《目莲救母》，该剧有略本和详本，前者演十余日，后者可唱至月余。戏中“打叉”绝技很受欢迎，掷叉者“命中之技，不差累黍”。川剧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移民们也带着陕西梆子等地方戏来到成都，“一般是爆竹声响三声，演出就要开始”。
各种商贩也是成都街头一景。王笛在《小商小贩给城市带来活力》一文中介绍，一位1906年来蓉的美国传教士估计，成都街头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主要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王笛表示，有些小贩只有在成都或四川才能见到，例如“装水烟”的人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园和集市上做生意，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烟枪不够长还有备用烟管连接。一般的价格是两个铜钱抽5口，但也有烟贩允许顾客“分次吸食”，如当天吸两口，以后再吸剩下的3口。
传统成都有着独特的空间布局、自治的社会。王笛表示，之所以将本书命名为《消失的古城》，是因为作为“古城”的成都已经消失，这是100多年现代化和城市革命的结果。
在王笛心目中，《消失的古城》不仅仅是怀旧之作，他试图重构成都过去的空间和日常生活，通过寻找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记忆，进行历史批判与反思。在最后一篇文章中，王笛讲述了在著名设计师王亥带领下，参观其打造的“崇德里”的经历。“在改造过程中，王亥和他的团队尽可能地保留原建筑的一砖一瓦，房屋原来的外观和部分结构被保留和加固，但是内部的设备却非常现代化。”他认为，崇德里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范本，至少告诉我们，对于老街、老房、老建筑，并不是除了推倒重来，就无路可走了。
“历史问题应该与当代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王笛认为，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怎样使这个灵魂在现代化、商业化、科技化大潮的冲击下幸存，是城市管理者、学者和居民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消失的古城》一书的一个出发点。
贰
走出象牙塔，不愿把书“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从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开始，王笛的历史著作就注重故事和细节，经常能给人带来文学作品般的阅读快感。他不仅研究普通人，还希望实践公众史学，让更多普通人了解自己的学术研究。
作为一系列关于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文章的合集，《消失的古城》一书的由来其实颇有些机缘巧合。2016年夏天，应“腾讯·大家”栏目之邀，王笛开始陆续写作这一主题的文章，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发表30余篇并最终结集出版。
“其中的内容多作为学术专著或论文公开发表过，这算是一个把学术研究通俗化的尝试。”王笛坦陈，自己的历史写作是“学院派”，是给所谓“象牙塔”中人看的，很少真正面对社会。只是多年前《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出版后，他在成都宽窄巷子做过一次讲座，首次与学术界以外的读者交流。
在“腾讯·大家”的系列文章中，王笛希望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历史叙事，提供一本具有可读性而又引人思考的大众历史读物，帮助人们理解成都这座中国内陆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结果，这些文章的阅读量动辄上万，甚至出现不少“10万＋”爆款。“比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读者多得多，这种结果是我没有预见到的。”王笛说。
即使在学术写作中，王笛也经常采用通俗化笔法。例如《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的“引子”：“这天凌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更夫不过刚敲了五更，在这寒冷的冬日，谁不想在这热被窝里多睡一阵？”
《茶馆》的引子和尾声，先期出版的英文版是没有的，王笛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加入该书。“引子写1900年第一天，尾声写1949年最后一天，刚好半个世纪。用这种文学式的描述对成都的茶馆进行概括，我觉得可以帮助读者的理解。”
王笛认为，历史著作不一定只面向学者，从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开始，他就注重故事性和细节，试图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有人读，我觉得是好事情，我们作为历史写作者，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接触到。如果放在那里，‘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有什么意思呢？”不过他也表示，史学研究的文学性描述要有依据，不能天马行空、凭空想象。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王笛的写作难免带有情感倾向。“历史书写还是要能打动读者，如果我是冷冰冰的机器，读者怎么可能引起共鸣呢？注入一些自己的情感，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有个原则，就是要对历史公允。”
叁
“眼光向下”的研究，从平淡中寻求历史动力
王笛对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基层社会文化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在讲求“宏大叙事”的中国史学传统中，王笛“眼光向下”的研究可谓视角新颖。
王笛的研究，最初关注的是非常宏大的主题。本科期间，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读研期间，王笛的硕士论文关注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后来逐渐追溯到清初，广泛关注四川的经济、教育、地方政治结构等，最终写出《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社会史著作。“这本书有70多万字，涉及的资料实际上是几百万字，它奠定了我对四川历史浓厚的兴趣，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王笛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赴美读博，导师为专研东亚史、城市社会史的著名汉学家罗威廉，同时大量接触西方史学，特别是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美国有个倾向，博士论文题目不能太大，最好是能够深入的、个案研究的题目，所以就做了成都的街头文化。”这也为他后来继续“眼光向下”关注茶馆等埋下伏笔。
在国内做这样的研究，面临的困难有很多。王笛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不少历史学家觉得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在他们看来，研究日常生活，研究茶馆的清谈，绝对不是一流的题目，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史学研究不在于课题重不重要，而在于能否从表面平淡无奇的东西中间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王笛说，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这正是社会史的意义。
资料的缺乏也是一大阻碍。刚到美国之初，王笛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发现北京、上海的城市老照片有成千上万张，成都却一张也没有。“后来在一场学术会议上遇见一个美国老太太，她的父亲上世纪初在成都高等学堂教书，拍了好多照片，我简直觉得就像天上突然照下来一缕光。不久她真的寄来一个包裹，我选了七八张成都街头的老照片。”
王笛介绍，中国历史上关于基层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生活的文献记载很少，因此在国内搜集资料时，王笛非常看重档案，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等，都留下王笛的足迹。
不过，如何使用档案，需要研究者细致考量。王笛在研究中，曾经搜集到一些晚清时期的审讯记录，在他看来，它们不一定比李劼人、沙汀的小说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李劼人的文字源于他所知道的乡土政治结构，沙汀所描述的‘其香居茶馆’，也是他对这些小乡场社会直观的展现。”王笛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料应该反复对比印证，给出自己的分析，或者让它们相互补充，将不同的可能性如实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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