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地求生 土地契约的百姓辛酸泪
蔡良英在卖地契约中提到的卖地原因。（图中画框处）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契约中，有42件直接提到是因为无钱可用或少钱可用而卖地。
川西林盘院落。（资料图片）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自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的心才会安定下来，社会才会稳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卖土地的。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契约中，几乎每一份契约都写明了卖地原因。原因很多，如需要钱用，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官司缠身导致财力紧张，拖欠典当被迫卖地，殇亲扶柩无法备办银钱，移业就业（搬家）等。
壹
莫得钱用 父子俩商议卖掉农庄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解释说，土地契约中写明卖地原因，一方面是契约格式的要求，要对土地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买主买得放心，万一今后扯皮，也有据可查，白纸黑字，谁都别想赖账；另一方面，不排除卖主为了应付格式要求，套用常见的说辞，不一定是真实的理由。
不过，即使有套用说辞的现象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卖地的理由还是真实可信的。
从卖地的理由，可以看出龙泉驿客家人在过去近200年的生活缩影，也能反映出农业社会的一种动态平衡，即总会有家庭或家族从盛到衰，也会有家庭或家族从微到盛。此起彼落，保持着社会财富的总体平衡。
胡开全说，这样的社会财富结构，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正如人体的新陈代谢，老去新来，循环往复；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财富从分散到集中，大地主、大家族的聚财效应明显。
有的土地契约显示，其交易的产业较多，交易金额较大，动辄就是上千两甚至几千两纹银，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以从中读到很多丰富的信息。
道光22年（1842），杨一宾和儿子杨文春，因为家里“乏银应用”，父子经过商议后，决定把“分授己名下”的产业出售给陈文，价格为3010两纹银。
这份产业实际上是一宗土地，一个独立的生活区，内容包括：田地一处，堰塘3口，鱼池一口，瓦房一正两横，马颈仓廒两座，猪圈5间，牛栏一间，水缸4口，谷仓两眼，碾子一座，两边草房周围墙垣楼门两座，以及山林树株、竹木茨草等。
从这份产业来看，很显然是一处非常典型的川西林盘院落。放在现在，是会羡煞很多都市人的桃花源般的乡村“农庄”级别的产业。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得知，杨一宾的家业比较殷实，但因为缺钱用，不得不卖掉这份产业，极大地削弱了其家庭实力。
随着清朝后期物价上涨，杨一宾如果想买回这样的产业，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了，这是一个家庭从盛到衰的典型事例。
贰
赋税沉重 逼得陈谢氏卖地求生
农村有句老话：“当家三年才知盐米贵。”一个家庭，尤其是人口较多的家庭，维持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米，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如果一个家庭副业不好，收成欠佳，又没有其他挣钱的途径，那么，缺钱用就会成为常态。
手头一时紧张可能不算个事情，但一直紧张，就是大事情。农村人爱面子，借钱口难开，甚至开口了还不一定借得到钱，触一鼻子灰不说，脸面可就丢大了，还让人今后怎么抬得起头来做人？
所以，“自力更生”最重要，大不了卖地。是的，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整理的比较典型的70份土地契约中，有42件直接提到是因为无钱可用或少钱可用而卖地的。
1948年，陈谢氏与儿子陈邦君、陈邦扬出售产业，原因是“需银使用，无从出备”。经“母子同堂商议，合家老幼甘愿将先祖分受遗留项下业宅全股、房屋半院，帖请族外中证会同杜卖”。
“无从出备”，说明陈谢氏一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找钱的门路，万般无奈下，只有卖掉赖以生存的产业。
这份产业包括“山地熟土全股，草房屋半院”。这“全股”的田地到底是多少，土地契约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在当时的熟人社会中，买主和证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从“草房屋半院”来看，陈谢氏的家境并不殷实，只能算是当时农村中一个农户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怎样的绝境，会让一户农家把赖以生存的产业卖掉？卖掉这份产业后，这一家人又该如何生存下去？
“合家老幼甘愿”，这6个字，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悲凉和无奈。
1948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用后来的话说，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在川西平原的广大农村，农民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徭役、摊派等，有多少人家在苦苦支撑，有多少人家轰然倒下。陈谢氏一家，应该就是倒下的之一。
另一方面，传统的地主因为经营不善而卖地成为普通农民甚至佃农，勤快的普通农民和佃农积累财富上升为地主，这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那些卖掉产业的地主，却在几年后被评为贫农，而刚买地的却成了地主，社会变迁的吊诡，让人始料未及。
在土地契约中，类似陈谢氏一家因“需银使用”而出售产业的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但是，从这些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
一身烂账
出售两块水田还债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呈螺旋式轨迹发展的。一条直线式的发展，那是理论上或者说是梦想中的状态，在现实中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尤其是对一个家庭或家族的财富来说，更是如此。
农村的老人们爱说这么一句老话：“三穷三富不到老。”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啊，穷困和富裕是难料的。从富裕跌进贫穷中，又从贫穷中爬起来进入富裕里，再从富裕中跌进贫穷中，如此反复，循环不已。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这一辈子就不算完整。
这句老话从另一方面显示，人一辈子总会有得意的时候，也会有穷困的阶段。在穷困的时候，要想渡过难关，找亲朋友好友或民间金融机构借钱借债是很常见的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借钱借债太多，民间借贷的利息很高，导致负债累累，老是还不清，债主隔三差五地上门讨债，一家老小还要继续生存下去，那该怎么办？
在过去的成都东山一带的客家人，通常的选择是卖产业。通过出售自有产业得到的钱财，一方面用于还债，一方面还可暂时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至于未来嘛，勤劳的客家人相信，只要人还在，只要还有双手，就能“东山再起”的。
嘉庆7年（1802）九月二十八日，蔡良英与儿子蔡世明、蔡世德等在卖地契约中写道：“情因债账逼迫，无从出备。父子商议，上禀母亲，情愿将父置华阳县东门外地名冯家沟册载三甲十八支、分受己名下”的两块水田，卖给“天后宫新罗氏文昌会”。
第一块水田面积不大，为1.9亩，第二块水田为4.2亩。当时“每亩时值九七平足色纹银四十二两五钱”，所以两块地一共卖了264.2两纹银。
从蔡良英在卖地契约中透露出的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得知，蔡良英此前借贷的债账，遭到了债主的催逼，而蔡良英一家的确拿不出那么多银子还债。在这种情况下，蔡良英只能选择出售产业。
这两块水田，是蔡良英父亲生前购置的，后来分家，分到了蔡良英名下。从产权性质来说，蔡良英是完全所有人，有权处置这份产业。
透过这份土地契约，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蔡良英欠下的债到底有多少？为何被逼到要出售土地的地步？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是找不出答案的，因为土地契约中没有写明蔡良英到底欠了多少债才要卖地的，而且其卖地的原因很简略，惜字如金。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研究，再经过合理推测的话，我们或许能在土地契约中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在这份土地契约中，蔡良英的6个儿子都画了押。旧时的女儿和未成年的儿子，是不具备画押资格的。
所以，这显示出的信息是，蔡良英画了押的6个儿子都成年了，还没分家。至于这些儿子是否都已经成家，是否有子女，难以确定。
但是，按照过去一家子女众多、每个孩子相差两岁的普遍规律，农村男子结婚较早的事实，这6个儿子中，应该有部分是成家了的，或许有的已经生有子女了。
如此一来，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蔡良英一家的人口数量是比较多的，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有10人：蔡良英、蔡母、6个儿子，加起来就8个。蔡家不可能没有女儿，既然生了6个儿子，中间再生两三个女儿是很正常的，还没算上蔡妻（契约中没有提及，估计已去世）。万一还有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已经成家的儿子的家眷，那这家人的数量还会增加。
这么多人口要生存，土地自然非常金贵。蔡良英一口气就卖了两块总面积为6.1亩的水田，为什么不卖一块水田呢？说明任何一块水田的价值，都不足以还债，所以才会一大一小地搭配着出售。
很显然，卖多大面积的水田，蔡家是经过精心商议过的。卖多了，家里那么多张嘴巴吃什么？卖少了，又不够还债。
所以，由此估算，蔡良英欠下的债，加上应负担的利息，应该在200两纹银左右。
这样的推算可能有一些偏差，但基本上能八九不离十地反映出当时蔡家的欠债情况。
要打官司
贱卖田产给“律师费”
此前在“尘封的乡档”中谈到，根据那份《简州正堂翁敬奉上宪准立增减规条以益合州绅粮庶民》档案的分析，清朝的老百姓打个官司很不容易，也很难。
打一场官司，且不说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仅仅是物力、财力这一块，就需要很大的花费。一旦进入打官司的程序，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人了，不得不把钱往外面掏，搞不好就要弄个倾家荡产。
这么说，感觉好像很空，没有证据。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当时衙门打官司的“生意”一定很冷清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州县衙门打官司的“生意”好得很。
现在，有证据了。在留存下来的土地契约中，就有在卖地原因中特别说明是打官司而卖地的。
陷入官司纠纷而卖水田
光绪18年（1892）五月二十一日，胥五福在出售产业的土地契约中写道：“情因畏讼缠累，预图除害，愿将……承买□佃柳善堂名下吴一甲龙门堰起水，和尚堰、么堰灌溉水田大小十五块，凭中说合，甘愿让价贱卖与学田局首士魏孝□、史肇元名下承买……共计十一亩九分六厘，田埂沟边，书押画字，并包价内。”
这15块水田，其中“和尚堰灌溉水田十三块”，“么堰灌溉水田二块”。“除乐捐让价”，这15块水田的总价是“一共捆卖价银六百九十两正”。
从胥五福写在卖地契约中的信息来看，他是因为陷入官司纠纷中而卖水田的。
那么，胥五福在这个官司是原告还是被告？
从“畏讼”中的“畏”字来看，这里应解释为畏惧、担心的意思，再加上“缠累”，表明胥五福的本意是不想陷入官司中的，但没有办法，已经陷进去了，而且这官司缠绕着他，让他感到头疼。
由此分析，胥五福是被告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他是原告，发现官司“缠累”，他可以撤诉，当然，这是基于一般性的民事官司而言的。
“预图除害”，这里的“除害”是什么意思呢？结合土地契约来分析，应该理解为消除后患的意思。“让价贱卖”是怎么体现的？
所以，胥五福才“甘愿让价贱卖”15块水田。这个“让价贱卖”，体现在水田的面积与总价上。
光绪18年（1892）二月十八日，罗国钟与儿子罗敬亭“今因要银使用，无处设办，父子商议”，把两块水田卖给三圣宫文昌会作为会业，“每亩议作时使价银四十七两九钱九分整。”
从上述这份与胥五福同一年相隔3个多月的土地契约得知，罗国钟父子出售的水田市价为每亩47.99两银子。
如果按这个价格来算，胥五福这15块水田的面积一共是11亩9分6厘，按市价就值573.96两银子。
但是，在胥五福卖地的契约中，却写明他卖了690两银子，这明明比573.96两多了100多两，为什么还说是“让价贱卖”呢？
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因素，那就是水田的等级问题。
正如人的手指有长有短，水田根据土质、水利等，也分不同的等级。等级不同，价格自然也不同。
所以，胥五福既然在契约中很明白地写上“让价贱卖”，而且买家、中人都认可这个说法，说明胥五福的这15块水田应该是属于质量上等的土地，与罗国钟父子出售的水田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通过卖地来“预图除害”
此外，胥五福卖地的这份土地契约中，有3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学田局、乐捐、让价。
学田，是中国古代以地租收入供学校、书院日常用费的田地，属于地方官田或公田的一种。
学田的做法，最初见于南唐，北宋乾兴元年（1022）开始实行学田制度，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学田管理制度，历经后世的元、明、清都不衰退，为培养人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田的来源，主要从国有土地中如户绝田、废寺院田产、没官田以及牧马草地转化而来；官僚、士绅、地主、商人的捐献；地方政府拨款购买等。
就胥五福卖地契约中出现的学田局而言，是晚清时期各地州县新兴的官绅合办的助学、助教机构。这个机构亦官亦民，但又非官非民，是晚清官绅关系的一个形象反映，这里不做更多解释。
我们可以这么推测：胥五福因为缠上官司，估计官司对他很不利，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卖地来“预图除害”。
而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估计有人给他出了主意：让他把地卖给带有慈善公益性质的学田局，带着部分捐赠的“意愿”，还让价打折，以此博得一份好名声，对消除官司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较大的好处。
说得更直白、简单一点，就是：折财免灾。
由此可见，清朝时的诉讼，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很多家族的家训，也才会敦敦教导子孙后代不要去打官司。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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