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送我去上学
□欧阳明
父亲一生，送过我两次去学校。一次是1982年10月，另一次是1984年，也是10月。
1982年，我初中毕业。但由于我少不醒事，从小学到初中，从没认真听过一堂课，没好好做过一次作业，还经常逃学，直到初中毕业，连分子分母都弄不大清楚。自然，考不上高中。
母亲知道了不以为然，说考不上就回家干活，要是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还白白浪费钱。
母亲说这话依据很充分。当时还是大集体，粮食由队里统一分配。分粮按两部分计算，一是基本口粮，按人头分，人头多就分得多，但基本口粮量不多，只占三成；二是按工分计算分粮，占七成，工分高的，分的粮就多。所以人头多劳动力少的人家，人均粮食就很少。我们家八口人，只有父母和大姐挣工分，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母亲希望家里能多个挣工分的人，好多分一点粮食，多吃几顿饱饭。
可父亲却愁眉苦脸，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忍饥挨饿，都要供子女上学。大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让他失望，现在我又没考上，要是今后弟弟妹也考不上，一家人和祖祖辈辈一样，只有种地，背太阳过山，他所有的希望就破灭了。
父亲对读书的看重，源于他在部队的生活。父亲是1953年参的军，到部队就去了朝鲜。参军前，父亲大字不识，到了部队，参加了识字班。转业后，父亲被分到成都一家工厂。一年后，竟主动回到了原籍。父亲为什么不要铁饭碗？母亲说是因为工厂也吃不饱，当时传说农村要分土地。可父亲说那不是主要的，是因为他文化太少，做工不像种地，需要很多文化，没文化，就算给他个官，也当不下来。
我那时才14岁，还干不了重活。父亲叹息之余，也只有叫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妇女一起干，工分却只有妇女的一半，三分七厘，算成钱，还不到一角。
当时正值暑假，天天骄阳似火，人在地里，如置身火炉，皮肤晒出一股焦糊的味道。每天下来，我都像骨头散了架一样，躺下就很难起来。日复一日的折磨，让我突然想起学校的好来。
可我再也不能读书了。绝望像泥土一样，一铲一铲地，不断抛在我的心上。每当看到弟弟妹妹吃过早饭背着书包去学校，我心里就想哭。
可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头。一个月不到，我就被晒成了黑油罐。
谢天谢地，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9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田里打谷子的我，收到乡邮递员送来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面有几个红色的字：宝林中学。
那是另一个区的中学，我从没去过那里，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还在后头，当我打开信封一看，竟是叫我入学的通知书。我们是大佛区的人，就算读书，也该是去大佛中学呀！
父亲没认真想这些，看到通知书，板结了几十天的脸，一下子松散开来，露出开心的笑容，回头就对别人说，我儿子考上高中了！
当天夜里，掰起指头一算，我居然是我们队里第一个上高中的。
第二天，父亲向队长请了假，送我去学校。因为我不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
那天，天一亮，太阳就跳上坡顶了，发出的光芒，如烧红的针，刺得人皮肤发痛。
去学校，首先得翻过屋后的那座山。吃过早饭，父亲挑着一个担子就出发了，担子一头是一箱子红苕，一头是棉絮大米。山很陡，父亲却走得很快。
太阳越来越烫，父亲背上汗水直淌，像无数条小溪。下身的短裤也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没一处干的。
走过一沟又一沟，日头都快走到天空正中了，我们还在路上。朝前望去，依然是一片片农田。我的腿上像捆了石头，小腿酸痛难忍，每走一步，都得咬一咬牙。
还有多远啊？我忍不住问父亲。
快了，累了就歇一下吧。父亲说。
到学校有几十里啊？歇气的时候，我问父亲。
四十多里吧。父亲说。
这么远？我有些沮丧了。
不远，不远，我们以前行军，一趟就是一百多里，要读书，就不要怕远。父亲说。
下午一点左右，终于到了学校。顾不上吃饭，父亲就和我去了寝室。铺床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带垫床的篾折子，老家叫床笆折。没床笆折就无法铺床，晚上就没法睡觉。怎么办？父亲想了一下说，走，到你姑爷那里砍竹子编一张。
说完就走。我已经饿得快没力气了，怎么也跟不上父亲的步伐。父亲走上一段后，就在前面坐下来等我。
路过街上的时候，看见有卖包子的，父亲停下来，花五分钱买了一个递给我说，吃吧。
你也买一个嘛。我劝父亲。
我还没饿。父亲边说边走。
父亲告诉我，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曾经搬到姑爷那里住过。原本想就在那里住下来，后来因为奶奶需要人照顾，就又搬回去了。
难怪，父亲知道去学校的路。
我以为姑爷家离学校不会太远，没想到却有二十多里路。下午三点过，终于到了姑爷家。一到，我就瘫在椅子上，浑身像没了骨头。父亲没有休息，拿起刀就去砍竹子。
等我醒来的时候，床笆折已经编好了。姑爷也给我们弄好了饭。吃过饭，我们又往学校走。天黑的时候，终于到了学校。父亲帮我把床铺好，给了我五毛钱，说，你自己买点饼干吃，我走了。
回去又是四十多里路。我估计父亲到家都是深夜了。好在，那晚有月亮。
上了一个月的学之后，我才知道，我是班上考分最低的。之所以能来读书，是因为成绩好的都跑到县城去了，学校招不够生，只得扩招。否则，我一辈子都读不了高中。还有，大佛中学因为连续两年没人考上大学，已经停办高中，我们大佛区考不上县城重高要读高中的，只能到宝林中学就读。
经历了二十多天农活的折磨，我很珍惜读书的机会，从此认真学习。两年后高考，全校文科班考上两个大学，其中一个就是我。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高兴得直流眼泪。
1984年10月，大学开学。去学校要到县城赶车。高考时我去过一次县城，知道怎么走。可父亲还是坚持要送。走之前，父亲找人借了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价格是七十二元，我至今还记得。也就是在那一年，土地承包到户，我们家虽然依然缺钱，但不再缺吃少穿。
到学校是长途车，当天赶不上，必须得到县城住一晚。那天，我和父亲吃过午饭就去县城里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为了省钱，我们住的是四人间，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晚饭时，我和父亲去街上吃了一碗面，一毛二一碗，还有三块肥肉，香得叫人流口水。
饭后，我和父亲回到旅馆。父亲反复叮嘱我，学费一定要揣好，别掉了。还说，到了学校，需要钱，就写信。
那两个不认识的人，知道我是去读大学，赞叹不绝，都说父亲是能干人。父亲说自己没啥能干，读大学还要很多钱哩，苦日子还在后头。说的时候，却是一脸的骄傲。
我和父亲一样，有些兴奋，凌晨两点过才睡着。但睡着没多久，突然响起巨大的敲门声：开门！开门！
门开了，进来两个人，白色大圆盖帽，一身白衣服，还有红色的领章。我知道那是公安。
起来！查夜！公安进门就吼，如吼牲口。
公安问父亲是干什么的，父亲说送我去读大学。公安眼色异样地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我，说，拿什么证明？
我急忙拿出录取通知书给他们看。他们看了很久，才还给我。走时说，晚上不要出去乱跑！
那夜再没别的事。一直到天明，我手都死死按在放钱的衣服口袋上。
次日一早，父亲就和我一起到了车站。上车时，父亲又一次嘱咐，一定要把钱保管好！
我想天还没亮完，叫父亲回旅馆再睡一会儿，等天亮了吃过早饭再回去。父亲说，不了。我说这么早，也没回去的班车。父亲说，走路。
走路太累了。我说。
没事，我不怕走路。父亲说。
那次，父亲真的是走路回去的，走了五十多里。
今年8月17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84岁。在多年的病痛中，他从没说一个“痛”字，临走前，脸上还带着笑。生前，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值得骄傲的，一是参军学到点文化，二是我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我们家终于有读书人了……
父亲，我想你了。在那边，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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