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的世界巴别塔，抑或是乌托邦？

柴门霍夫

巴金

柴门霍夫创立世界语

在西方神话里还有一个建筑比空中花园更有名，那就是巴别塔。相传《圣经》记载，大洪水过后，巴比伦想要建造一座高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上帝对此不满，但他没有直接摧毁巴比伦通天塔，仿佛简单的暴力手段不足以显示上帝的伟大，而是变乱人们的口音，使得人们的语言不再相通，于是建造者陷入自身的混乱，巴别塔未能建成，人们也分散到了各地，开始有了不同的语言。

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波兰尚处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下，小镇民族杂居，居住着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因为语言不通，各群族间时常相互敌视、互不友善。逐渐，时刻感受着语言隔阂的柴门霍夫希望创造出一种中立通用的语言。

这好似在继续修建另一重意义上的巴别塔。1887年7月26日，柴门霍夫在他岳父的资助下，自费出版了《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世界语方案，把这种语言叫做Esperanto，意思是希望者。同时，他放弃了这本书的全部著作权。此后，他继续日间行医，夜间致力于世界语的译著和通讯工作。经过18年的发展推广，终于迎来了1905年法国布洛涅“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召开，世界语便逐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爱因斯坦高尔基都会说

二十世纪初，一些俄国商人和中国的留日留法留学生将世界语传入中国。以抱负为柱石的姿态，世界语在内忧外患时传入，承载平等大同的期待。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曾得到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的支持和推行，很多高校都办起了国际语班。胡愈之等进步世界语者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影响，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现在特别年轻的一代大概很难想象，从鲁迅、巴金，到爱因斯坦、高尔基，这些中外文学家都会说世界语。特别是巴金，更是有名的世界语传播者。他从世界语转译了他当时还没有学好的一些语言中的作品，如俄国民歌《凡尔加，凡尔加》、克鲁泡特金的论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和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等，他还用世界语写过文章，最后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的字数达30多万字。

巴金曾让成都刮世界语旋风

巴金开始学世界语的时间很早，早在1918年，只有14岁的巴金还是成都青年英文补习学校的学生。他从当时风行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文章，出于青少年的好奇，巴金以为那真是一门比英语还管用的语言，于是下定决心开始学习世界语，以走遍全世界。当时，世界语才进入国内，颇有一批痴狂的学习者和传播者，而地处内陆的成都那时还没有教世界语的老师。

两年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四川大学）上学的朝鲜青年高自性，作为痴狂的世界语学习和传播者之一，开设了世界语学习班，巴金就这样开始了世界语的系统学习。凭借其资质和勤奋，巴金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新兴而简单的人工合成语言，他已经能像专家一样，对这门语言进行研究总结。

1920年冬天，巴金怀着求知的热忱，给上海《东方杂志》主编、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写了一封信，请教世界语的问题。当时他还不知道，胡愈之比他大8岁，是一个有着满腔热血的青年。不久胡愈之给这位远在西南的少年回了一封信，除了回答巴金所提出的问题外，还热情鼓励巴金刻苦学习世界语。在胡愈之的鼓励下，巴金一边学习，一边奋笔疾书，为世界语的传播摇旗呐喊。第二年，他在成都《半月》杂志第20号上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并加入该社成为一名编辑。与杂志社的其他编辑一起，先后举办了世界语星期班和暑期速成班，使成都的世界语学习者日益增多。

而胡愈之的上海来信，成了巴金和胡愈之终生友谊的开始。世界语成为了一根纽带，把这两位文化学者连在了一起。

封面新闻记者刘付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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