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契约的铮铮誓言 一卖千秋永不赎取
土地契约中，一般都会有“一卖千秋，永无赎取”字样（图中框所示）。
没有加盖红色官印的土地契约，被称为白契，在民间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加盖了红色官印的土地契约，被称为红契。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土 地契约中，一般都会有“一卖千休，万无异说”字样（图中框所示）。
地契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到明清时，逐渐固定了用字用词、内容格式，结构严谨，并且具有了法律效力。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明清时已经具有了法治社会的雏形，地契作为法律文书进入社会生活，法制观念在民间逐渐生根发芽。
在土地私有化的朝代，土地的使用权是永久性的。一旦拥有土地使用权或地契，即使改朝换代，前朝的地契，后来的政权也是要认账的，这保证了地契具有持久性的效力。
进入清朝后，作为土地买卖的凭证，地契的格式发展得相当成熟，有了固定的内容构成，成为学堂教学内容之一。
壹
红契白契
都具有法律效力
一般来说，地契由4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卖地的原因、买卖地人姓名及议定的卖地价格，即这份地契形成的前因后果。
第二部分，不厌其烦地讲明该地的位置及四周的界畔，即这块地的详细位置和面积大小，以及承担的条粮（赋税）多少。
第三部分，凭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证人、中间人，也就是当时的在场人员有哪些，他们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并做担保，以此作为证据，双方今后都要认账，不许反悔。
第四部分，立约时间及立约人。
这4部分内容环环相扣，形成一份结构非常严谨的契约。
在地契中，不仅凭中（中间人）和立约人要在名字后面画押，而且还要在地契第一部分标明土地议定价格和条粮的地方，以及最后一部分立约时间处，盖上官府的大印，以此彰显地契的法律效力。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整理出来的地契中，只有70件地契使用了印制的官契、正契和尾契，受到当地官府盖上红色公章认可，时称红契。其余地契未经当地官府盖章认可，称为白契。
就社会效力而言，红契得到官府认可，是合法有效的，具有法律效力；白契没有得到官府认可，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契约，法律效力相对要弱一些。
但是，在当时龙泉驿民间经济交往活动中，白契的存在与官府的某些管理规定并不矛盾或得到了官府默许，仍在实际运行。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红契还是白契，其格式大都相同，都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力，或者说是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签订，大家都要认账，不得反悔。
贰
订下死契
买卖双方都不能赎回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说，这些地契体现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制精神，可从6个角度进行解读。
第一，地契重视文本且有法律文件作为依据。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地契按照由《唐律义疏》《宋刑统》传承而来的法制精神，延续到《大清律例》，再演变到《民国民法典》这几部法律文书所制定。
地契开篇一般都有“杜卖”、“绝卖”字样，杜，即绝的意思。写有“杜卖”、“绝卖”的地契，俗称死契，买卖双方约定不能赎回的契约。
举例来说，甲把土地卖给乙，如果立的地契不是杜卖契，那么，甲有钱后，是可以找乙买回来的。如果立的是杜卖契，意味着甲即使有钱了也不能找乙买回来，除非乙想卖给甲，但那就是另外一笔交易了，与此前的交易无关。
第二，地契内容讲究程序且叙述严谨，需要准确明白地注明以下内容：
开篇标明“杜卖”或“绝卖”；注明文契人姓名；注明卖地原因；注明产业的准确地址；注明房屋的规格、间数，田地面积；注明耕种水田所需水源的状况；注明产业的东南西北界及分界标志物；产业内如有除留，要注明；注明产业所承担的条粮（税赋）；注明买主与卖主的关系；注明凭中人议定的产业价格；注明交易费用的出处，是包在总价内还是单独列支；注明业内分众的数量、面积、坟地的产权归属；注明税赋从何人头上过户；再次重申“一卖千秋、永不赎取”的“绝卖”及公平交易的字样；交易见证人共同画押，这些人至少要包括族戚、地邻、中证、代笔；最后落款年、月、日，立卖契文约人姓名并画押。
第三，契约的公开性原则。
所有契约都有凭中或中人，这是中国传统契约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俗话说的“婚姻凭媒，买卖凭中”。
有的地契中还引入了卖方的族戚作为家族代表，以此表示这桩买卖的公开性和严肃性。
第四，在技术上追求公平和杜绝作弊。
地契文本结尾，一般要注明“此系二家情愿，两无逼勒，亦无债货准折，包买包卖等弊，一卖千秋，永不赎取”的话，以示公平。
执笔人将地契写完后，当众朗读，交易双方及中人都觉得无误后才画押。
中人、族人、地邻、执笔人、卖主一同画押（契约中有“仝在”或“同在”的字样），契约画押的形式主要是画“十”字。
这样的画押方式存在着舞弊的可能，后来加以改进，到民国时开始改为加盖私章或按手印。
第五，土地买卖这种大宗商品买卖，有官府的基层组织参与，显示其权威性。
地契在被基层认可后，上报县府加盖红色官印或专门的公章，就成为最具法律效应的红契，权威性高于民间订立的白契。
如有一家（新罗氏）的地契，直到1951年交出来时，有旧契、换契、新契，前后共历180多年，业主从来没有变更过，很好地印证了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
第六，惩罚性条款。
这主要出现在尚在进行或尚未完成的交易中，如卖地定金契约，一般付了定金后，要注明“卖者不卖，得一赔十，买者不买，定银全无，恐口无凭，立定约为据”。
这是很有约束力的，从地契保存情况看，大部分交易是成功的。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地契画押 谁画的都要认账
尽管地契在法律层面具有效力，但在以宗法社会为主的民间，法制观念仍非常淡薄。人们遵守的，还是当时的乡规民约和地方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诚信精神。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名誉会长郭华榕，在对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地契进行研究后认为，龙泉驿的乡民，广而言之中国的普通百姓，保持着正常的诚信的心态。
在农业文明中，城乡的环境与生活相对简朴和局限（指地域、交通、人际往来等），人的诚信品质的保持与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显得更加突出。
在官府那里完税并盖官府大印的地契叫红契，没有经官府盖章认可的称为白契。但不管是红契还是白契，在民间都得到了认可。
在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保存的部分地契中，无论是红契还是白契，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名字下面有一个“十”字。
其实，这不是字，是众人见证下画押的专用符号。
画押，旧时在公文、契约或供状上画花押或写“押”字、“十”字，表示认可。
说起画押，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阿Q在被枪毙前画押的情景，应该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 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地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大家知道，旧时民间文化普及率低，老百姓普遍不识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虽说不识字不影响生活，但到了需要写字的场合，还是让人很为难。
所以，为照顾这样的情况，就发明了用符号来表示画押签字的做法。在契约中，普遍实行的是画“十”字，也有识字的在名字下面写上“押”字。
在地契中，即使是画“十”字，其形态也是各异：有的中规中矩像“十”字，有的歪歪斜斜像“丆”，有的那一竖拉得老长。
在现在人看来，这一个个“十”字，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只是一个符号，如果掩盖上面的名字，很难区别出哪个“十”字是谁画的。
按照现在的思维，如果说这些“十”字都是一个人画出来的，估计也没谁表示反对。若以这样的逻辑来说事，问题就复杂了。
比如说，某人买地后不久，土地价格暴跌，此人反悔，想把地退回去。恰好当初立的地契又是一张白契，他去官府打官司，说那上面的“十”字不是他画押的，那么，这张地契所显示的交易，就可能无效。
如果此人打官司胜诉，其案例效应将会迅速扩大，由此会引发大规模的毁约事件。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地契上一个个不易辨认出自谁手的“十”字，铁证如山一般，在所有当事人的心里打上一个永久的印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认账。
这，就是诚信精神。
详细罗列产业情况
体现诚信精神
地契中的诚信精神，又体现在对进行交易的产业情况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上面。
道光11年（1831），苏邦琏把位于华阳县三甲青龙埂的产业卖给亲哥哥苏邦琦，地契中写道：
“堰塘二口，堰埂、堰底、漏引、鱼虾、水草；草房屋半院，栋梁、桁桷、挑手、楼牵、门窗、户格，树门十一扇，树门框全套；外有碾子一座，房屋、碾槽、碾干、轮石、压石、楼牵俱全。又有粪房一间、猪圈房一间，檐阶石板、桥梁路道，内外浮沉砖石瓦块，垣坝、菜地、山岭、熟土、斜坡陡坎，林园、竹木、铁篱茨，零星树木花果诸树，一并在内，概行扫卖，寸土寸木不留。倘界内有遗漏未曾书注者，亦概行尽卖。”
嘉庆12年（1807），华阳县卓家店村民张宗仁父子，将家里先前置办的田地、堰塘、草房、碾坊、厢房等产业，以及附属的草屋板门、门、竹扇门框、窗槅楼牵挑手、竹木桁桷、林园竹木、菜橱、铁篱笆、土砖、屋宇地基、院坝菜地、山岭熟土，草山、阴阳二宅等卖给冯仁海。
这份地契最引人注意的是，后面用了大量篇幅讲述此次土地交易中出现的特殊情况：
“再者，正冲有古沟一条，原系同流派水之沟，每过夏季洪水下冲，人等不得闭塞。业内卓姓祖坟一座，经中丈量横一十五弓，直二十九弓；淑璝、淑琨、淑明目坟一座，横一十七弓，直一十五弓；又生基一座，横基一十六弓，直一十九弓；卓淑璋母坟一座，横一石二弓，直一十三弓；又陈姓坟一座，周围石椿为界；苏姓坟一穴，坟圈为界；又有卖主张姓坟六穴，丈计妻坟并男坟直穿心，俱各五弓；又母生基一穴，横穿心六弓，直穿心八弓；有三穴离坟脚一弓，其余诸坟俱各一棺之地。
“界内除陈姓坟草，其卓姓、苏姓并卖主张姓以及数姓坟草，每年尽行归与买主冯姓收割，有坟人等不得异说。坟界内许各主祭扫，不得架造开垦，倚坟侵占等弊。坟界外任从冯姓开垦，扦造阴阳二宅、筑堰等情。”
以上两份地契如此详细地说明情况，目的是防止交易中留下漏洞，使双方陷入争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何尝不是卖方坦诚、按法律办事、具有诚信精神的体现。
地契一旦反悔
相应的惩处力度很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交易非常慎重，地契中的诚信精神，还体现在一旦出现反悔而做出的相应惩处力度上。
乾隆27年（1762），刘明奇把坐落在华阳县赖家店三甲七支的田地卖给刘元兴。
为防止反悔，地契末尾写道：
“一卖千秋，永无收赎，任从买主过户拨册，当差纳粮，开垦架造，永远管业耕种，卖主父子人等不得阻抗异言。如有上手并本年差粮仓谷不明，照价银所扣；边界不清，田地佃当不明，卖主一力抵挡，不干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绝卖契付与买主存照。”
乾隆49年（1784），萧荣春把一块水田、一口官堰卖给堂叔母萧刘氏，在卖地定金契约中写道：“即日现交定银十五两。若买主不买，定银全无；卖主不卖，得一赔二。”
嘉庆十年（1804），刘荣才卖地给苏定伦，在定金契约中写道：“自卖之后，二家不得反悔。卖主不卖，得一赔十；买主不买，定银全无。此系二家情愿，两无逼勒，亦无债货准折、包买包卖等弊。一卖千秋，永无收赎。”
在上述这3份契约中，对买卖双方可能会出现的反悔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强调的是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和商业买卖的自我约束。
“得一赔二”甚至“得一赔十”，惩处力度不可谓不大。诚信与惩处相结合，是契约文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双重保证。
事实证明，这些契约的交易，最后都是成功的，没有出现毁约情况。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婚姻凭媒，买卖凭中。”人们无须签字，只画“十”字或写“押”字画押，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受理、身份证明、复印、副本、录像、公证、密码等，当事人一诺千金、奉公守法，保证乡间民约的切实执行。
这些都是财产权利的确立，同时也是人心的记录、诚信精神的体现。
这样的诚信精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在民间的一些商业交易中，还会看到类似的字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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