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自行车与旧电钢》：尘埃落处见光辉
不知从何时起，苦大仇深成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形容词，更甚的描写还有一句：穷山恶水黑社会，小偷妓女长镜头。
幸而还有《自行车与旧电钢》这样的片子，尘埃落处见光辉。举步维艰时开生活玩笑的样子，可爱极了！幽默，真是中国纪录片不常见的气息。片中的小人物是寻常之人却有过人之处，像是旧相识，也可当久别重逢。
《自行车与旧电钢》海报
故事说的是徐州当地的两个“怪人”——张鹏程和张宜苏。
张鹏程算是一个有志向的流浪艺人，写过100多首歌，却始终默默无闻，北京漂不下去之后回了老家，一直干着红白喜事的主持营生，和那些二人转演员很像，舞台上可以卖命，又不像，他敢于把生活也过成段子。
张鹏程的老师张宜苏是台湾出生的最早一批返乡台胞，音乐道路上自学成才，是最早一批学习MIDI音乐制作的人，带出了些有名气的学生，比如徐誉滕，居于陋室靠倒卖电子垃圾为生计的张宜苏直到现在还坚持免费教学。
大张和小张行事颇与众不同，大张还是别人口中的“精神有些问题”，他从不洗澡，只等下雨就搭着个毛巾出门了，如果这片下雨的云彩走了，他还跟着追。
张鹏程总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到处拉活儿，张宜苏家里有一架二手的电子钢琴，这也是片名《自行车与旧电钢》的由来。
张鹏程和张宜苏
片子拍摄于2011年，拍了3年。2018年，通过大象点映，沉淀了几年的纪录片，终于上了院线。好事一桩，也折腾！记者打导演电话，导演邵攀不是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就是在离开成都的火车上，一进山洞隧道，他的声音就陷入一片寂静。
片子已经面世四年了，之前大小放映也做过，现在大部分的每一地首映，大张和小张也都来现场，他们很受欢迎，观众争相与其合影。这也是片中人物的魅力所在，他们经历了比普通人更多的生活上的困苦磨难和非议，但因为有了音乐，他们也收获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快乐幸福和掌声。
“我们生活中好多擦肩而过这样的人，彼此只能说上几句话、打过一次照面，张宜苏就是这样一个容易被淹没的人。”澎湃新闻记者在采访导演邵攀时，他用“阴阳”来比喻了本片的双主角设置。“这两个人不能分开，鹏程会有一些宣泄，负面的东西，但宜苏是随波逐流，不是简单的状态，是随遇而安，他对今天自己是什么状态并不计较……他们俩人就像阴阳两极。”
对于这部处女作，邵攀说，“会有晦涩的地带，也会有积极的力量。不用担心观众看不懂，谁还没有自己的苦难呢！”
常欢的名片
张鹏程，艺名常欢（意为常给大家带去欢乐）。破吉他、滑雪帽、不屑一顾朝天看的表情，这似乎是流浪艺人的官方标配。张鹏程早年在高中就是校园风云人物，演出时一个人能撑三个小时的场子。现在业务种类繁多，承接各种婚丧嫁娶甚至帮居委会开会。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巨长的名片，名片背后写的都是他的人生经历，比如曾和童安格共座一桌；陈奕迅的摩托车倒了，他给扶起来的，等等。
人家说他是徐州电台主持人阿原，他却说：“不一样，阿原是青楼女子，我是路边野鸡。”
“你别看他平时是那副样子，他做事情很认真，特别靠谱，如果我们约12点钟见，一定是他等我，还会提前20分钟到，他做什么都追求一种仪式感。”邵攀说。
片中，张鹏程想删掉电脑里所有的毛片，为此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嘴上念叨“如黛玉葬花”一般；他饭后从不刷碗，而是倒上开水涮涮，连油带水喝干净。理由是：刷碗有三宗罪：浪费油、水、洗洁精。
张宜苏有个口头语是古文里的悲叹，“噫嘻！”似乎每句话加上这两个字，人就释然多了。
张鹏程有一首歌叫《命运馒头》写得是真好，有个音乐人说第一次听就听哭了。
有的人，依靠音乐和命运斗争
有的人，靠卖馒头和命运斗争
有的人，依靠自杀和命运斗争
你和我选择活着和命运斗争
张鹏程和张宜苏除了音乐，还有一个共同点：喜欢自拍。难得的是，邵攀在片中用到大量的4:3手机拍摄素材，就是那时候的自拍，这对人物类纪录片来说弥足珍贵。
张鹏程与观众合影
“90年代初，张宜苏就搞到了那种特别大，但清晰度特别差的摄像机，回家以后到处拍，2003年的时候，他又弄到了一台二手的外国手机，当时还没有前置摄像头，全是后置的镜头。”邵攀把它们穿插在现在拍摄的镜头中，记者问他，如何把这些画面声音都不佳的镜头毫无违和感地加入其中？他回答说，“虽然说画面和声音质量都不是特别高，但这些年我的心得是，拍下来比拍得好更重要，因为有些镜头没办法复制，有就已经相当不错，只要内容适合就往里剪，后期会从调色降噪上去处理。如果拍得和现在画面一样的细腻没有噪点，那我觉得可能就失去年代感了，这是求之不得，但它自己就来了的事。”
噫嘻，两个人要是晚生个几十年，可能就是坐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的网红。
朱莉的样子
第一次见到张宜苏，邵攀的感受可以用“汗毛竖立”来形容。
他的家不太好找，光指路就花了不少时间，邵攀说张宜苏“指得相当有耐心”。一走进他家，邵攀有些意外，窗户漏风、地下都是煤灰渣，堆满生活和电子垃圾的屋内有一张旧电子钢琴。片中所有音乐人的反馈都是“第一次到他家，真的是没地方坐”，张宜苏经常随手拽过来破抽屉啊，破鼓啊招待学生坐下。
“他见到陌生人都是低着头，有些向后缩……当琴声响起，他的状态不再向后缩了，而是在琴上变得自信和外放。美妙的音乐占据了他家里相对简陋破旧的空间，我当时听到后就很感动，当时是热泪盈眶，像这么美好的音乐在这个房间响起真的是荣幸啊！如果不是当时那么感动，我后来也不会跟拍他那么久。”邵攀对记者说。
弹琴唱歌的张宜苏有李宗盛的影子，相似的叙事性的唱法，都是在人生牢笼里挣脱了许久的样子，在那个昏暗的小黑屋里，张宜苏比李宗盛更加灵魂出窍。
照民间说法，张宜苏是个苦命人。他出生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总家暴他，张宜苏说父亲用鞭子狠狠抽过他，直到父亲去世前，两个人的关系才有所好转。
“看起来他出生的时候家境还可以，缺失母爱，父亲也家暴他，这样的人一定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变期，除了影片中的介绍，他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放进去的故事？”记者问。
邵攀说道：张宜苏刚出生的时候家境还是不错的，他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因为没有母亲操持，父亲常年在部队，经常颠沛流离，他住过孤儿院，天主教堂、禅寺，还寄养在别人家，他父亲最后娶了一位马来西亚裔的女士，继母应该对他不是很好，张宜苏曾经形容过，人情怎么会如此冷漠……
“他和你聊过吗？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吗？”记者问。
“宿命论者这个概念我比较模糊，不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没准我们都是被某种程序设计过的，按照某种轨迹设计好的活在人间。没准这就是一个游戏，我们按照游戏来生存来完成任务，除了这个，他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想法。”邵攀说。
张宜苏也有心中的谬斯，是和他有一样身世命运的朱莉，因走投无路住进他家。后来，朱莉陷入另一段感情，跳楼自杀。他回忆当时自己弹着琴，朱莉从背后轻搂他的肩膀。后来即便在生活中遇到了些糟糕事，他总会想，“没什么，我曾经那样幸福过”。他把和朱莉的感情写成音乐剧，名字叫《吃喝拉撒之余》。
“为什么没有呈现朱莉的样子？我很好奇是什么样子的女人让张宜苏如此念念不忘？”记者问。
“我也特别想呈现朱莉的样子，我管张宜苏要了好几年，就是没有她的照片，什么都没留下，所以现在所有关于朱莉的故事都只能听说了。后来看了好多遍之后，恰恰没有她，想象的可能会更好。如果样子太具体，可能观众更会分神。”邵攀回答说。
“我看片子时一直在想，会不会是他虚构的女人？”记者追问。
邵攀笑了，“哈哈，北京的张涛佐证过。他见过朱莉，要不然还真会有人这么想。”
“片中张宜苏去看他的学生，他肯定喜欢孩子，那个片段让人鼻子发酸”，记者说。
“他和孩子相处就像自己也是一个孩子一样，他是不是想要有一个家这个还是要打个问号。他不拒绝和女性长期相处，但希望她独立，不要发脾气，不要提过多的要求。我觉得这不是男女的状态而是哥们的状态。可能不是特别现实，他的卫生习惯可能也不是有女性能够接受的。”邵攀说。
邵攀打太极
不会武功的导演不是好厨师
说到片中令自己满意的“神来之笔”，邵攀想了想说道，“我对自己剪得好坏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评价，如果说是神来之笔，那就是徐誉滕在开车时说到张宜苏的样子，他指了一下那个要饭的。”
那个镜头在场观众笑得很厉害。
邵攀说话风趣但不带情绪，有点冷幽默，这可能和他练太极拳有关，他也喜欢弹琴唱歌，还在公号里晒晒自己做的面。拍纪录片其实不知道怎么做，他说是凭感觉，估计面也是。
邵攀做的面
他在文章里写道：小生是练拳的人，所以很喜欢爵士，当别人问起你练得是什么拳，可以讲：我练得是爵士太极，听起来像是“绝世太极”的感觉，这样就可以步入顶尖级高手行列。
“人会被和自己一样的人所吸引，是不是你的精神世界也和他们一样？”记者问。
“在某些方面是契合的，在某种层面都有点神经病，相对来说也是杂念比较少，大体上有这种类似的气质。”邵攀说。
邵攀下一部片子《安静的人》是部当代武侠片，它的武侠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邵攀介绍说，简单的话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今天的法度下，今天的江湖，和过去不一样，今天有摄像头，和以前不一样了，今天有法律，执行得也不一样了，今天的通讯设备也不一样了，今天有暴力犯罪，警察的侦破手段比以前更丰富了，但这一切都不影响今天还有江湖，尽管它会改头换面，这种侠义精神还是有，甚至比以前更甚。
问邵攀拍片子对他最大的影响，他说，把能吃的苦都吃了，以后就不怕啦！
邵攀也好，张鹏程也罢，还有甚至被仙化了的张宜苏，包括坐在看台下的我们，拍纪录片、做音乐还是卖馒头，如余华在《活着》里所说：“活着”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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