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乔深深古道边

李咏瑾（成都）

伍松乔老师在微信朋友圈的最后一条信息，停留在2017年11月4日下午4点：“作为朝夕相处四十年的老红星（路）人，觉得此街甚是可惜，离闹市如此之近、文气如此之盛、故事如此之多，却从未有人想到把它打造成一条真正有味道的文化街……”

我能想象，彼时清秋，伍老师是如何沿着红星路边清清爽爽的人行道且看且行的。那些覆盖在瑟瑟爬山虎下、沉浸于冷冷秋意中的故旧砖瓦，在他敬天悯物的注视中，有着格外深沉的况味。

名家妙笔著锦绣，以一篇文章振兴一街甚至一地的事并不少见。于是，朋友圈中纷纷猜测，伍老师是否将下一本著作的选题定在了红星路的前世今生。

没想到，几小时后，这条微信下泪雨纷纷。我连翻几十条圈中好友所发的吊唁，才难以置信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伍老师当晚突发疾病，在家中遽然离世。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伍老师执掌《四川日报》副刊“原上草”，将其打造成四川乃至全国报纸副刊的标杆之一。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丁振海在其文章中将他称为“媒体文化的标杆人物”，认为他是“副刊界有名的复合型人才，不仅是实践家，而且是思想者”。

在一次茶叙中，伍老师不无遗憾地说起一个小插曲。将近20年前，南方某著名媒体邀请他做专栏作家。当时，这家媒体影响力广泛，在上面撰写专栏的文化人无不收获极大的社会知名度。但伍老师正在精耕“原上草”，又是四川省报纸副刊协会副会长，实在没时间，只得作罢。

我半开玩笑地问：“如果再让您选择一次，您会选择副刊还是选择那家媒体？”伍老师几乎没有犹疑：“遗憾肯定有，但我割舍不下副刊，希望看到更多有才情的人能够出头。”

好一个“希望看到更多有才情的人能够出头”。

伍老师撰写的成都东山草堂《宋育仁先生生平》碑文中，有“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的话语，流露出他对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巴蜀维新领袖宋育仁道德文章的由衷景仰——他看前人如是，而我们这些后来者看他，又何尝不是这样。

伍老师每出新书，总是会谦逊地赠与友人。去年，我在获赠他的新著《千古一梦大雅堂》时，也受到他的邀约：他希望将历年来朋友们对他作品的评论汇聚成集，而老中青评论家中出自80、90后的视角不多见，他希望我为他的《媒体上的文化庄稼》撰写一篇评论。

我欣然答应，但内心并不紧迫。谁知，还不到两个月，他就突然离世了。每念及此，我就非常懊悔：为什么不能早点写，早点让伍老师看到我的评论呢？

伍老师离世后，媒体报道披露了一个细节：当时事发突然，他的电脑还开着，几十个WORD文档闪烁着蓝色的星芒，映衬着他辛苦收集的厚厚资料——这是一位倒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的赤子啊！

大家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有一半是在他退休后不到10年里完成的。每一两年一本新作的频次背后，是大量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奔波考察。

大家都说，伍老师太累了，他是在用生命写作。

但写作者的魅力就在这里。同样是人活一世、倏忽数十年光阴，当人们享受着安逸而多姿多彩的生活时，写作者却要独自面对青灯黄卷，以苦行僧的孤独和殉道者的狂热，在文字路上踽踽独行。

不知道鲜花和掌声在何方，绞缠的忧思和内心的苦索却时时刻刻如影随形，如荆棘，如烈焰，双脚踏上去，滋滋作响。

那为什么还要写？我想，是因为生命太短暂，我们渴盼自己微小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希望自己察觉这个世界的优美和深刻，能被更多人认同。而且，这种听闻和认同，并不随我们的生命终结而湮灭。

于是，我们就能“存在”得比我们原本能“存活”的时间稍微长那么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以自我的渺小对抗时空的无垠，这是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

伍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文章如松如乔，依然郁郁葱葱在当代文坛的漫漫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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