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迷 我对峨影厂充满好奇

成都晚报 2018-08-09 03:43 大字

○翟永明(诗人)

1981年,我在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外地朋友:刘邑川。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至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峨影)。寒喧之后,他开门见山,说想要画写生,请我帮他找一女孩作模特儿。1981年,若他不是我朋友,仅这个邀请,就会被其他女孩视为流氓。我知他不是流氓,我也不是那种动不动就骂别人流氓的女孩。不过,就我当时对模特儿的理解,那也得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我一口答应帮忙,但知道,也不大容易。后来,我才听刘邑川说,其实他是想启发我自告奋勇,但未遂。我找到了同学戴红的侄女(我俩都认为她够格),又通知了刘邑川。谁知到了写生那天,那女孩突然变卦(可能男友阻止)。没办法,当时已身怀六甲大着肚子的戴红,一大早赶来通知我。刘邑川也没电话,我俩只好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成都,去峨影找他。那是我第一次深入峨影腹地——他们的员工宿舍,那是一幢幢深灰色砖房,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的建筑一模一样。按照电话告知的地址,我找到了一间房子。

敲门,门开了,是刘邑川。进得门内,还没站稳,七八道眼光,射了过来。原来,一间小小的客厅,挤满了七八个人。人,都贴墙坐着,只留中间一小块面积,放了一把椅子。敢情他们已严阵以待,请君入凳。只见七八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东西:或调色板或画板。当中一位略年长者,坐据有利位置,旁边是一个画架。刘邑川赔笑说道:同事都想趁这个机会画画写生,找模特儿不容易。我只好告知他们模特儿不来了的不幸消息,顿时,众人扫兴。刘邑川却不死心,说:那就画你吧。我吓了一大跳,模特儿,那不是画报上印的、电影里演的那些美女吗?我哪成呀!禁不住众人一劝再劝,我因为寻人未果,略感对不起他们,只好上去坐好。

那时节,我是一个腼腆紧张的人。只觉得七八对目光,犹如七八只刀子,在脸上扫来扫去。便大叫“不要看着我!”大伙儿一下就笑起来了,说:不看怎么画?我后来在某本书里看到,我这叫“密集目光恐惧症”,那时,我可不知道。我从椅子上一下跳起来,死活不肯再坐回去。这时,那个年龄大一些的人,指着戴红说:那你来画嘛!“什么?”戴红双手齐摇说,不行不行,我这个身材太难看了。对方说,不画身材,只画脸。众人七嘴八舌,又劝了半天。也许,戴红觉得自己的脸,好歹还是拿得出手,终于还是坐上了椅子。孕妇戴红坐上去后,众人的目光,齐射向了她。我这才得以喘息,便在旁边观看。刘邑川一边画,一边介绍那位年长者,他叫王龙生,是峨影厂的资深美术师,也是他们中间画得最好的画家,38岁了。38,这个数字,又让我吃了一惊。那时候,40岁,对我而言就很老了。这人怎么显得这样年轻?当然,后来我认识的其他峨影人,也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几小时过去,画画完了。不用说,王龙生确实画得最好。我虽不懂,却也有些感觉。王龙生画完后,把画送给了戴红。这幅画,在她家挂了好些年。

这是我第一次去峨影厂,刘邑川带我们四处逛了逛。峨影厂所在地罗家碾,当年已是郊外,周围全是田野。厂内,也都是灰色砖楼,分为各个车间。在此之前,我看过峨影出品的解禁电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作为影迷,我对峨影厂分外好奇。后来,刘邑川调走了,我与王龙生渐渐熟悉。认识何多苓以后,知道他们俩也是好朋友,来往渐多起来。1986年底,我从西物所辞职,到处找工作。很想找一个与文化有关,比较有弹性的工作,这样会更有时间写作。但那时,找工作是最困难的事。1988年的某一天,王龙生找到我,说导演米家山正在组建剧组,配音译制印度电影《孔雀女》,上面下来的任务。他们正在找一个场记,王龙生推荐了我。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与何多苓、王龙生一起,去找米家山。在峨影厂的录音车间门口,见到了米家山。对一个影迷来说,“导演”二字,始终是神秘而又神圣的。米家山倒是没有像电影里的导演一样,戴贝雷帽。但他也是蓄着络腮胡,穿牛仔衣、牛仔裤,一脸严肃深沉,颇像大导演。何多苓、王龙生抢着向米家山介绍我:诗写得怎么怎么好,文字又怎样怎样。米家山一下就打断了他们,说:“场记不需要文字好,工作认真就行了。”我一听,心一下凉了,感觉要泡汤。不料,他话锋一转,说“明天来吧,试一下。”这种先抑后扬的方式,倒让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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