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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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
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晚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其中，“手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记》”。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
1909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文正公家训》，没想读了就放不下。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外书店买书。当时的书店大门是一块一块的长木板拼接的，店家刚开门，木板还没卸完，钱穆从门缝中侧身钻入，急问有没有《曾文正公家训》，连家书一起付款购买。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书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时，将几年教学的《论语》讲稿成书《<论语>文解》，寄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得版权费和稿费100元。不过不是现金，而是商务印书馆的百元书券，只能买书（不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钱穆用这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他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钱穆自1930年起分别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北平共生活八年。教书做学问之余就是到旧书市场淘书，常常有意外惊喜。其中念念不忘的善本有：
其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前八卷，清朝嘉庆年间刻本。钱穆得到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
其二，《章实斋遗书》家传本。一天下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地到历史系休息室找钱穆，因市面上送来了一部《章实斋遗书》手抄本，不知道是否有价值，想请钱穆鉴定一下。钱穆仔细勘查后发现，这部书确是章氏的家传本。这个本子几乎可以说是孤本，极为珍贵。如果回答说没价值，这个孤本必然回到旧书店，钱穆就可以收为己有。但想到公藏可以给大众阅览，于是钱穆告诉毛馆长可以收购珍藏。
同时，钱穆让助教连夜录出刻本中未见的内容，共20余篇。抗战南迁时，钱穆将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上面加一木板，以避开检查，辗转香港、长沙、昆明、成都。后托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蒙文通印刷200册，此书得以流传。
其三，《竹书纪年义证》，北通州雷学淇著，共40卷。钱穆曾遍访北平旧书市场而未得，后在北平图书馆得到家传稿。该书由雷氏家人捐献，蔡元培校长请北大付印，印刷本流入北平图书馆。钱穆看到后，晒蓝本（复制）一部，并将有关内容补入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1937年，钱穆将晒蓝本交书店印刷，此书得以流传。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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