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偷拿手机计划栽赃“仇家”检察院对其附条件不起诉
17岁女孩赵丽（化名），偷拿朋友手机计划栽赃给第三人，最终被以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在今年2月被附条件不起诉期间，赵丽体验到了武侯区检察院的“黑科技”—— “武侯·星火法治空间”，这是一款未检虚拟工作平台，引入了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等社会资源，用于教育矫正涉案未成年人。25日，武侯检察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上述“黑科技”正是该实验室的研发成果。
6次帮教 女孩态度发生很大转变
因和钱瑜（化名）有过节，赵丽偷拿朋友的手机，计划放到钱瑜的房间，栽赃到钱瑜身上。事情败露后，赵丽被以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
今年2月，检察院对赵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根据她参与个案辅导课程、义工服务的表现对赵丽打分。“附条件不起诉考核期是六个月，如果得分在90分以上，六个月以后会对其做出不起诉决定。如果表现不好，可以延长考核期甚至对其进行起诉。”武侯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丛林说。
承办检察官了解到，赵丽因和母亲互相不信任离家出走来到成都打工。在第一次与检察官会见时，她直言“无所谓”。检察官根据赵丽的性格特点，专门设计了帮教课程，通过研发的“武侯·星火法治空间”系统联合社工对其进行6次帮教，比如让她到街头给路人发笑脸卡并请路人在卡片背面画爱心，借此锻炼其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24日晚上，丛林收到赵丽在微信上发来的消息，发现赵丽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我知道我妈爱我，她可能就是不会表达，如果没有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可能我会越来越颓废下去了”、“我觉得生活不会那么糟糕，我相信只要我跨过去了，下一个路口就会有很多美好等待我探索”。
为何涉盗窃罪而非诬告陷害罪
为何赵丽涉嫌盗窃罪而非诬告陷害罪呢？对此，丛林解释，赵丽虽有这个计划，但还没来得及将手机放到钱瑜房间，被害人就发现手机丢失并马上报案了，换言之，赵丽还没有实施诬告陷害的行为。丛林称，尽管如此，赵丽拿手机的行为已涉嫌盗窃罪，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里的“占有”不需要所有权发生转移。就算不是自己用而是给了第三个人，依然涉嫌盗窃。
另外，即使赵丽成功将手机放到钱瑜房间，依然有可能是涉嫌盗窃罪而非诬告陷害罪。“只有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如捏造的犯罪事实情节严重、诬陷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响恶劣才能构成诬告陷害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第1款定义了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从构成要件上看，不仅需要捏造他人的犯罪事实，而且需要将捏造的犯罪事实向有关部门进行告发。
检察院成立实验室 研发多款“黑科技”
可分析学校发案率 可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特征
赵丽的改变，得益于武侯区检察院研发的星火法治空间系统，这是武侯区检察院“智慧检务实验室”的研发成果之一。
据了解，该实验室研发出了多款与检务有关的“黑科技”。青少年违法犯罪数据分析平台正是其一。通过将包括家庭情况在内的1000余个项目数据进行分类、关联，可以分析出青少年涉案特征、预测犯罪趋势、提供预防犯罪线索。
武侯区检察院政治处主任石雪杉介绍，这一平台可以精确到某个学校的发案率，可以监控校园霸凌，对于发案率高的区域，检察机关会给派出所发检察建议。
而在丛林看来，未成年人犯罪受家庭等外部因素影响更多，因此通过数据可以刻画各种外部因素，分析孩子犯罪几率。“可以分析收入情况和消费情况，如果相差较大，而且文化程度较低无法使他的收入满足消费的话，孩子的犯罪几率就很大。”
“武侯·星火法治空间”是一款未检虚拟工作平台，引入了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等社会资源，用于教育矫正涉案未成年人。
从青少年犯罪数据分析平台提供的数据中，可以发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丛林介绍，未成年人犯罪时间集中在年初、年末和暑期，这主要是因为学生放寒暑假空闲时间多，另外由于生理因素夏天更容易躁动。
数据还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罪名以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为主，而且多为共同犯罪。“未成年人容易受到朋辈群体影响。”丛林解释。
此外，在犯罪的未成年人中，男性占80%以上，女性通常是从犯。具体到罪名，男女差异不大，在许多涉及校园霸凌的案件中，还出现女生是施暴者的情形。
丛林称，犯罪未成年人多为假性人格，即使犯错，性格仍有很大塑造空间，因此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形对其附条件不起诉，进行帮扶。据了解，目前有6个孩子在使用“武侯·星火法治空间”，赵丽只是其中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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