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半城”西二巷忆事
在成都的北城，人民北路一带，向北到火车北站，朝西至沙湾，这一大片地区以前被称为“铁半城”。“铁半城”里趴着两个巨型单位，一个是成都铁路局，一个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简称铁二局。1960年，我父母从北京铁道学院（今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成都铁路局，在此工作、结婚、安家，生两个女儿。我是小的那个。
到我上大学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铁半城。而偌大的铁半城，我常年出入的就是西二巷。（文/洁尘）
【壹】
之所以说“铁半城”是巨型单位，是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除了有关铁路的无数部门外，幼儿园、中小学、中专、医院、剧场、影院、商店、书店、专业体工队和专业文工团……什么都有。
几年前，诗人孙文波在我家聊天，说起我们曾经都非常熟悉的人民北路那个区域，就激动了。街口的新华书店；书店旁边的副食中心；书店对门的百货商店，店员写好票据收了钱后，夹在头顶的木板上，通过铁丝唰地一声，扔到收款员那边；斜对门的铁路局机关大门和里面几栋沉稳的大楼；白马寺的木综厂；木综厂后面的游泳池；还有俱乐部的电影，票价2毛5……那天聊成都北城的老光景，久居北京的孙文波感慨，“我发现，这些年，我无论住到哪里，都住在城市的北面。”诗人石光华点评道：“这就对了噻，说明你找到北了噻。”
孙文波是铁二局子弟，算隔壁子的人。隔壁子还有个很有名的人，我不认识，但大家都知道，张国立，他曾经在铁二局文工团待了很多年。我的朋友中，同属铁路局子弟，同样从成都铁中毕业的，是女诗人靳晓静，她是我的大师姐。
铁半城的成都话在成都是一个著名的梗。因为这个区域的家庭大多像我家那样，是从外地来的移民家庭，普通话是这里的官话，所以成都话里夹杂着很多普通话的发音。
我中学时，去参加成都市的优秀学生表彰会，坐的位置前会有“成都铁中”的牌子，会议开始前，时不时就有男生跑来喊道：“铁中的女同学，你们的鞋子好漂亮哦。”所谓的笑点在“学”和“鞋”这两字上，他们故意用普通话发音。成都话里，“学”发音类似“xio”，“鞋”读成“还是”的“还”。现在说来，这样调侃骚扰不算什么，但当时真是囧得不行，只好面无表情佯装镇定。我刚到成都晚报时，没几天，我的上司何大草突然对我说：“你们铁路局的街好宽哦，你们铁路局的树子好绿哦。”其中“街”和“绿”都是普通话发音。我一时相当愕然，随即大笑，想不到这么端素的领导，居然被我这个铁路局子弟瞬间激发出了童心，恢复了早年成都市区男生的恶作剧传统。
【贰】
小学三年级从南京转学回成都后，西二巷是我常年战斗的战场。那些年，我最讨厌的就是一种叫做“男生”的东西。这种“东西”会在放学路上追在后面扔小石子，会突然把猪儿虫塞到女孩的衣领里，会把黄鳝放进女孩的文具盒里，会霸占女孩子正在玩的乒乓球桌，会在路上怪声怪调地高声叫女孩父母的名字，会疯狗一样一把把女孩子正在玩的皮筋给夺了去扔到树上挂起……
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我经过西二巷的围墙，赫然见上面用粉笔写有我的名字，内容是“某某喜欢某某，不要脸。”前面的某某是我，后面那个某某是一个男同学。我站在那里，无比愤怒（我知道是哪个男生写的）加上有点心虚（我是有点喜欢那个男同学，他跟其他混球男生不一样，不爱说话，很安静），一时间头晕目眩。
因为太讨厌男生，那几年打过很多次架。一般不在学校里打，怕被老师拎到办公室受训，还要请家长。打架现场一般就在西二巷，打架方式一般是先检查一下书包扣子扣好没有，然后拿起书包追着抡打。比较厉害的时候，是拿出书包里的乒乓球拍，追，扑倒，用拍子打，成都话叫铲。我发育早，相比同龄男生个子要高，而且一般没打几下就会被周围人拉开，所以也没怎么吃过亏，只是在地上滚得稀脏。
铁路局子弟的家长们太忙，好多都经常出差在外，管孩子的时候很少，小孩子打架也几乎不会回家告状。我不太清楚我父母当时是不是知道我在外面要打架，但我身体好，成绩也好，他们也不用操心。我姐比我大好几岁，从小是个乖乖女，很斯文，但有一次放学路上听说我被同院的一个男孩儿打了，她就把那个男孩儿找到打了一顿。看来我们姐妹骨子里的剽悍基因还是相同的。
最后一次跟男生打架是在初二。跟同组一起做清洁的死敌男生打起来了，彼此用扫把和拖把抡打，用桶里的脏水泼对方。其实光在教室里打还不会有啥事，因为双方都很投入，就挥舞着凶器打到了走廊上，还从三楼打到了二楼、一楼，于是被逮进了政教处。政教主任有事在忙，让我们面窗思过。夏天的黄昏，同学们早放学了，操场上空荡荡的，玻璃窗上反映着绚丽的晚光。我饥肠辘辘，狼狈不堪，心想这回一定会请家长，又加上了几分恐惧。
政教处的一个年轻女老师，进办公室看到我站在那里罚站，就走过来，温柔地理了理我的头发，说，“是女孩子哦，是干净漂亮香喷喷的女孩子哦，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啊？！”我一愣，然后侧过脸看了看身边那个敌人，又矮又肥，满脸污垢，还在嘿嘿傻笑，我突然间电光石火，羞愧难当，身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瞬间被激发了。成都老话里经常说，要爱好。我作为一个女孩子，这么不爱好，我这不是蠢爆了吗？！从此，我彻底离开了西二巷战场，不再打架了。
【叁】
小时候，我有几个男生死敌，但也有男孩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发小里，有一个小名叫三娃儿的小学男同学，性格温柔，有点小迷糊，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他跟我特别要好，是我的同桌，我们从不吵架打架，他手肘过了三八线我也不会用文具盒敲他。每天三娃儿放学之后就到周围的垃圾堆去翻找，捡糖纸，回家后用清水把糖纸上的糖渍仔细地洗干净，然后贴在玻璃上，干了后揭下来，夹在课本里，第二天早上上学时给我。我给他的回报是所有的作业都让他抄。我集有厚厚几本糖纸，一些稀有品种我有好几张，拥有充分的实力和别人调换。这个全靠三娃儿每天勤劳地在垃圾堆薅刨。
三娃儿的父亲是山东人，后来调走了，三娃儿就转学了，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当时我很难过。
我到报社工作后有一天，回铁路局父母家探望。突然，一个男的紧贴着我骑在旁边，还超前一点扭头看我，我有点害怕，没敢看，紧蹬自行车。那男的贴过来看了几次之后，干脆一加速别在我前面停下来，然后伸手扶稳我的车把。这半路劫道我还第一次遇到，惊慌中抬头看，是一个高个子的男青年，应该不认识，但眉眼依稀很熟悉。男青年开口问：“是小洁吧？”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天啊，居然是三娃儿。
于是聊天叙旧不亦乐乎。三娃儿高中后就参军了，后来回到成都一段时间，再后来又离开成都了。
当年铁路局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到了高中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很多年彼此没见了。而西二巷，在我们的集体忽略中，一点一点地变化着，农田消失了，街道拓宽，两边的房子越来越多，街道两边的夹竹桃逐渐浓密成林。再到后来，夹竹桃又被集体铲除。那些红砖小别墅倒是还在，逐渐被藤蔓给全面覆盖，到了春夏时，成了绿色的小楼，隐隐地透着下面的暗红底色。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西二巷成了印刷物资一条街，街面光秃秃的，而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分明还是我中学每天上下学的那条有树荫庇护的小街，光斑在树叶间跃动，又跳到街面上，我和女友们吹着泡泡糖走着，随时有同校男孩子骑着车从身后迅疾地飞掠过去，像鸟一样。
我最后在西二巷盘桓的那几年，是我儿子上铁路局第三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我和先生都在报社，很忙。铁三幼就在西二巷，儿子由我父母接送，周末时我再带回自己家。那个时候，跟我儿子同上幼儿园的孩子，有几个是我发小的孩子。这些孩子一般是不会再打架了，每家就一个孩子，老辈人全天候跟着，生怕磕着摔着的。我和发小接孩子有时候会遇到，彼此笑呵呵攀谈几句，说说孩子，问候一下彼此父母，相当客气，也相当陌生。往日斗殴的过节早不复存在，而童年时一同玩耍嬉戏的美好留存在记忆的远处。对于过去，我们从不谈及。
父母后来搬离铁路局大院，我再也没去过西二巷了。西二巷在我来说，早就消失了，它可能只会存在于我日渐稀薄的记忆中和以后不断累积的文字里。西二巷，会被我回忆、描述、铺衍、润色，最后成为一个虚构的街道，在现实里彻底消失。
（本文有删节，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成都映象”）
来稿选登
鼓楼南街：记忆中的“五层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外省迁来化工部第八设计院（街邻都将其简称为“化八院”），一座五层高楼就在鼓楼南街的中段拔地而起了。这座小楼在当时周边低矮的民房中，犹如鹤立鸡群，站在楼顶宽敞的天台俯瞰楼下，人小如蚁，同一条街上的我家那爿青灰色瓦房，更是像鸽笼一般。往远处眺望，劳动人民文化宫、盐市口，乃至更远的龙泉山、龙门脉都能看到，几乎大半个成都皆可尽收眼底。
因这座小楼是砖、水泥构造，十分坚固，在那个年代，气势堪称宏伟，街上的人都称它“五层楼”。和小伙伴邀约去耍，也都说“走，去五层楼”。它的出现，给孩提时代的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童年趣事。
首先，在修建初期，工地上堆放的河沙，就成了我们游戏的沙丘。特别是刨坑埋“地雷”——刨个内空口小的坑，面上架几条竹篾，盖上纸，再掩上薄薄一层沙，和周围毫无二致。接下来，就是逗引小伙伴来踏“雷”，中招的伙伴顿时引发大家的一阵狂笑。鞋袜里满是泥沙，回到家，少不了大人的一顿骂和打！
“五层楼”也给古老而陈旧的鼓楼南街抹上了新的色彩。它临街有条长约50多米、70多公分高、刚好踏一脚宽的台沿，身轻灵活的小伙伴，一个助跑，一蹭便稳稳地背靠墙站到了台沿上。可以两个人单手交锋，看谁的劲儿大，使劲拽下对手即获胜；不交手的也有个耍法：从台沿一端平举手臂，快速通过，以不落下来为勇者。我们小时候，肘、膝擦伤是经常的事。
随“五层楼”迁来的人大多数是外省的，讲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柔细，语气温和，待人彬彬有礼，穿着打扮也较时尚、洋气。同居一条街久了，照面次数多了，后来也认识了两三个大朋友。“五层楼”还有个庞大的管乐队，每到周末或节日，可以听动听的音乐，看男女在一起跳交谊舞。他们的篮球场和礼堂，时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
如今，老房子早已不在，街邻人各一方，唯有“五层楼”依然矗立。偶尔路过鼓楼南街，再翘首仰望“五层楼”，在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它虽已不再显赫高大，容颜渐衰（现已截掉半栋楼另起新楼），但它却永远承载了我儿时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那部分。（骆骆）
文化宫电影院：我在放映室长大
老一辈成都人都非常熟悉的文化宫电影院，曾是成都市民看电影的几个主要场所之一。我父亲在此工作了一辈子，说我是在他的放映室里长大的，一点不算夸张。
放映室里并排立着两台“松花江”牌电影放映机。放映机前的墙上有两个方形的孔，电影开映，两道强烈的光束从这两个孔中射出，越过黑暗的楼厢，一直投到远处的银幕上。一切美妙的画面，所有动人的故事，全靠这两束光线来提供。
光源来自“炭精棒”。这东西外观看起来像粗一点的线香，被放置在放映机腹部的箱子里，在电力的作用下剧烈燃烧，隔着玻璃可以观察它的燃烧状况，烧短了就需要人工旋钮推进一点。所以，当年的放映员是一份需要精神集中的工作，没有多少开小差的机会。大约上世纪80年代后，炭精棒才被淘汰，换成了好像电灯泡似的光源，放映工作才算稍微轻松一点。
那时候的暑假，我几乎天天在机房里陪着父亲工作。有时候，我会在放映室的地面上小睡。放映室的地面铺着一层绝缘橡胶垫，一张小小的凉席就是我的床，在刺鼻的炭精棒燃烧的气味里，在放映机持续不停的噪音里，我不知道睡过多少次午觉。
放映室一角的电铃突然“叮咚”，这时候，父亲或者他的同事就会拉动穿过滑轮的绳子，吃力地从窗口外提上来一只竹篓。那时候，电影胶片是在各个影院之间流转的，一盒胶片可放映8分钟，这家电影院放完两三盒，送片员就会赶紧将这几盒送到下一家电影院去，放映员都会用吊篮将胶片拉进机房里。
有没有因为其他原因，或者送片员的疏忽大意，耽误了时间，两家电影院不能及时衔接的情况呢？当然有，这时候观众就会在银幕上看到“送片未到”的字幕，观众席的灯光也会亮起，抽烟的观众会抓紧时间抽上一支烟。
一盒胶片，放映前片头在外圈，放映后，片头就被卷进了里圈。将胶片重卷，也是放映员的工作。最早，卷片是手工完成的，后来换成了机器。由于这些原因，当年的电影院都偶尔会出现片子放颠到了，或者放错了的情况，比如说本来该放第三盒，却放成了第五盒，等等，都算是放映事故，这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来观众们拍手呐喊的声音。
放映室的前方隔着一面墙，就是观众席的楼厢，楼厢后面通往放映室的小门里，就是我常年看电影的地方。一连看三场《智取威虎山》，一连看三场《春苗》，一连看三场《决裂》，一连看三场《创业》……都是经常的事情，不足为奇。
那时候看电影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当年新片《金光大道》及老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上映时的盛况，整个影院里全是满满的人头，没有一个空位。后来电影没有人看了，这里转向成了录像厅。再后来，据说这座建筑成了危房，也就不再使用了。2005年，陪伴成都市民半个多世纪的老文化宫关闭拆迁，这个电影院也消失无踪了。（王果）
征稿启事
“个人史记”长期征集普通人的个人回忆录。您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漫步过的街道、玩耍过的院坝、工作过的厂房……每一处特定的场合，都曾留下珍贵的往事。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将您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此外，主题征集“刚到成都那两年”，也欢迎您的投稿。
投稿信箱：
chengdu101@qq.com
来函请寄：
成都市红星路159号成都商报“大周末”工作室
新闻推荐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35万人次，预计增开旅客列车410列。4月5日，清明节小长假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392.1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
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