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的救赎
1984年的冬天，20岁的非洲男孩Diarra Boubacar花了三天时间，从马里共和国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机场，他穿着一件单衣，挎一个小布包，冻得浑身哆嗦。大使馆没有接到电报，他只碰到来接肯尼亚留学生的老师，给每人倒了一杯热水。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面面相觑。
当天晚上，Diarra Boubacar和另外11个同学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将在中国学习几年医术。
学校派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一个办公室窗口排队，里面坐着一个会说法文的人，问过他的名字后，在纸上写下“迪亚拉”三个字——后来，他在中国办理所有手续都用这个名字。
那时，他一定不会料到，接下来的34年大部分时间都将在中国度过。如果现在让他选，他会选狄仁杰的“狄”。
这里的人们称呼他拉医生，阿迪，黑医生，迪博士，迪拉博士或迪老师。“怎么叫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一个中医”，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把脉。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黑医生”
大约早上7点半，迪亚拉从50公里外的昆明市区开车到了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到了办公室，他第一件事是换上白大褂。在这家医院，他的工作是给患者诊断病情，开药和扎针。
一些患者早早地在办公室里等候了。患者落座后，迪亚拉医生示意对方将手平放在脉枕上，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放在患者的脉搏处。房间里太冷，迪亚拉把双手搓热，再给一个中年男人把脉。
“先问你几个问题哦，小便正常吗？”
“正常。”
“晚上起夜吗？”
“有时喝酒了会起来一两次。”
……
一套问询下来，迪亚拉医生已经摸清了患者的病症，开始给他出药方，“黄芪，15克，当归，15克，桔梗10克……”
接着，一对母女坐到迪亚拉跟前。
“有男朋友了吗？”迪亚拉对女孩说道。
“没有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个，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
女孩和她的母亲腼腆地笑了起来。
“让我把你调理好，变得漂漂亮亮的，马上就找到男朋友了。”
办公室里排队的患者都跟着笑。
“我不想病人带着痛苦来我这看病，结果又以同样痛苦的面容出去。尽可能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自己，爱病人如同爱自己” 。迪亚拉习惯和病人开中国式玩笑，让他们忘记痛苦。
但有时他也很会严肃——
女孩和母亲起身离开后，一名年轻男子急急忙忙地坐了下来，他强调自己时间有限，并提出要求：不扎针，只有少量时间吃药。
迪亚拉严正地看着他说：“你的肝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连吃药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康复？”那名患者哑口无言。
黑色皮肤常让他成为医院里的焦点。一个36岁的女人坐到迪亚拉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迪亚拉望着她笑着问：“你是不是怕我？”
“没有……没有……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黑了。”
迪亚拉听完笑了起来。“其实我是佤族人。”
办公室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患者一律说着本地的方言，迪亚拉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看病。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一个病人的脸上长满红色的疹子，以为自己是内火所致，迪亚拉告诉他，顽固的疹子是湿气所致。“中医是包括内、外。内包括汤药；外，是外用的膏药，针啊、灸啊、罐啊等等。”病人似懂非懂地点头。 “用完药，你的口不干了，大便通畅了，红疹也会消失。”
病人一个接一个。当天坐诊的十几个小时里，迪亚拉只起身过三次，一路小跑进厕所，其余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作为外聘医生，他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成都的一家医院坐诊，另一半时间在这家医院。
去年下半年，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工作室副主任杨勇英初次见到迪亚拉，后者的普通话水平超乎她的意料。
迪亚拉的第一个病人是位老人。拿到处方后，老人凑到杨勇英耳边说：“怎么是个黑人医生啊？皮肤这么黑，我还以为是个白人。”杨勇英默不作声，担心迪亚拉听到。“但后来还是有病人这么说，他都只当玩笑。”
在宜良，迪亚拉的社交圈里只有同事和病人，他给这家县城医院带来了扶阳罐和灸导仪等中医技术。
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迪亚拉带着13位同事到县城郊外一座海拔3000米的山上采药。那天他背着一个大包，蹬着一双并不合脚的鞋子，早上9点出发，攀爬了10个小时。他们采到了野菊花，紫丹参，五爪金龙等几十样草药。
下山后，杨勇英和同事们才发现迪亚拉的膝关节疼得厉害，脚磨起泡，鞋子开成两半。“他坚持自己拿着所有工具，不想麻烦别人”，杨勇英说。“随和，敬业，健谈而友善”是同事对迪亚拉的评价。
在10岁的女儿尼西眼里，迪亚拉是个急性子的父亲。早上6点的飞机，他一定会在凌晨3点出现在机场等候。但面对病人，迪亚拉不急不缓，有问必答，给每个患者看诊的时间在20至30分钟。
在这二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他给每个病人解释病痛原因，教病人回去做艾灸。
迪亚拉的选择
学习中医并不是迪亚拉的首选。那时，他刚到北京，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不出意外，他会像父亲一样学习西医。
有一次，他由于病毒感染患了严重感冒，在北京一家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中医的汤药方子。那是他第一次喝中药，感觉十分苦涩，汤药里有一颗人参，他喝完汤，把人参丢掉了。护士看到后，告诉他，人参是好东西，要吃掉。迪亚拉才一脸狐疑地嚼了嚼人参。
“既然来中国，我就应该学习中国的中医。”迪亚拉后来找到马里驻中国的大使说，如果不能学中医，他宁愿回国。大使询问中方意见后告诉他，可以学习中医，但有一个条件，到南方城市广州学习。迪亚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他决定从西医转学中医时，他对这门学科了解甚少。和他同一批从马里到中国来的同学阿玛度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劝说迪亚拉：“西医是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跑去学那些“巫术”？”迪亚拉并没有理会他的话。
家里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反对，除了迪亚拉的父亲。他是西医出身，在当地的马尔卡拉医院当院长。他对质疑的人说，这是迪亚拉的选择。
迪亚拉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有次，父亲把孩子们叫到身边问：“你们觉得这个家怎么样？”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父亲接着说：“这个家是我和你们妈妈的家，不是你们的家。你们以后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家，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家。你选择的好，你的配偶好，你的家也许会比我现在的家更好。”
由于改学中医，迪亚拉的中文学习时间延长了半年。学完普通汉语、中级汉语、高级汉语之后，1986年，迪亚拉兴致勃勃地前往广州学习中医。
中医和他以前接触的医学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很快，他遇到了难题。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古汉语和医古文，班里有一半的中国学生不及格，迪亚拉也没通过。
他心里很难受，赶紧和同学四处找资料，买工具书，市面上的《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装满了整整一个书包。那时，他整天都拿着一本字典，跟着当时班上学习最好的男生，泡在教室背书。
为了弄清楚人体的经络和穴位，迪亚拉每天下课都去实验室练习人体解剖。中医中的针灸很考验医生的医术，如果针捏得不紧会脱手，捏得不稳会扎歪。迪亚拉整日带着一块毛巾练习扎针，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毛巾之后是肥皂和海绵，从坚硬到柔软，迪亚拉的目标是快而稳，针落不歪不倒。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扎针。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5年过去，迪亚拉班里的8名外籍留学生坚持学下来的只有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留学生后来去进修了一年西医，迪亚拉则继续学中医。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迪亚拉感觉“才刚学了一个皮毛”，还没学够。他想继续读博士，但马里那边希望他回国，中断了他的公派留学费用。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挣钱支付每学期370美金的学费。
1994年，学生迪亚拉从成都中医大学顺利毕业，成为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学博士。
“上帝的指引”
迪亚拉信仰上帝，他把来中国当作上帝的指引。
他的家乡在马里第大二城市塞古往南30公里处，那里地广人稀，有一条人工运河环绕，气候宜人。1984年，迪亚拉大学刚毕业，成绩是全省第一，他在父亲当院长的医院里做全科医生，日子过的平淡无味。
当时非洲有不少医学生通过援助项目去到美国、西欧或者苏联、中国继续深造，迪亚拉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去苏联学习。但在临行前一天，他决定放弃苏联选择中国。
1960年，中国与马里建交之后，援建了一系列纺织厂、糖厂、皮革厂、制药厂、医院。迪亚拉记得，中国驻马里的医疗队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小儿麻痹症，他站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中国医生神态自若，把一根细针稳稳地扎进病人的腿上，手法娴熟，速度极快，躺在床上的病人也没有太大情绪波动。那大概是他对中国和中医的最初印象。
学西医的父亲是迪亚拉的启蒙老师。平时家里来了病人，父亲会让他取钳子，药箱，给他讲各种药的作用。有一次，父亲做完法医鉴定回到家里，问迪亚拉；“人死了是不是就是死了？”
“当然。”
“那个人死的时候剃光了头，但我今天看到，他的头发有长出来一点点。”
迪亚拉想不明白。父亲告诉他，人虽死亡几天，但体内的部分细胞并没有停止活动。
高中时，他确定自己想成为一名医生。父亲建议他先学药理，当一名药剂师，他不愿意，一心想当医生。“后来才明白，懂药才能当一个很好的医生”，多年后，迪亚拉感慨，中医也是如此，只会扎针不会开药，相当于只学到皮毛。
过去每次回马里，迪亚拉都会在父亲的医院待上几天，用中医给病人治疗疾病。中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摸索，迪亚拉说，他以后应该会回到马里，传播中医，发展当地的中医诊疗水平。
无国界医生
1997年的一天，迪亚拉刚从成都的一家饭店出来，走在街上偶然碰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硕士时的同学比尔，比尔是比利时人，他正在寻找无国界医生组织项目的团队。
1971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为受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
听完比尔的介绍，迪亚拉也决定加入。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他第一次走进中国偏远的乡村。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他翻山越岭开一整天车，寻找被传为麻风病村的村庄。
在云南蒙自的山区，他见到了麻风病人感染病毒后皮肤重度溃烂，手脚严重变形， 很多老人肢体残疾，担心连累别人，离群索居。
迪亚拉向他们解释，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但是传染性并不强，发病率也很低。一般情况下，麻风杆菌不会侵入皮肤，与麻风病人握手、共同进餐，也不会被传染上。
之后十年，迪亚拉常去这些村子给病人包扎伤口、做护理。妻子杨梅也跟着迪亚拉从成都搬到了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生活。
两人是在成都的一座教堂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20岁出头的杨梅“有点害怕”黑皮肤的迪亚拉，也听不太懂他带着广东味儿的普通话。
后来和朋友的聚会中，迪亚拉经常出现。杨梅发现，这个男人异常热心，有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有人抬着一辆自行车，前轮上挂着一把锁，怀疑那人是小偷，硬要下车去追。一旁的杨梅哭笑不得。
三年后的1997年，两人结为夫妻。也是在那一年，杨梅收到了一份来自马里的电报，上面印着法文。那时迪亚拉正在武汉的洪灾现场医疗救援，等回家后看到电报，才知道母亲去世了。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迪亚拉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中青年，在这里娶妻生子，为这里的人们治病疗伤。
迪亚拉在乡村给患者看病。 广州日报 资料图
上世纪90年代，迪亚拉在红河的一些乡村里跟当地的村医聊天，发现对方的医学知识很匮乏，“我都开始问自己，这些人真的是医生吗？”
2002年，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结束后，迪亚拉开始在云南红河州的一些农村培养乡村医生，免费教授他们中医和西医技术。
第一次培训来了60个人，都是从偏远山村里来的村医，怯生生地坐在台下，不太敢发言。迪亚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针灸、针、艾条、火罐。村子里没有看病的地方，他就拉来资金在不同的村庄盖了17个小诊所，配上桌子椅子，药柜，药品等。
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一样，迪亚拉曾“陷于极大的窘境”。有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说他是外国人；有些人会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马里人知道中国，但中国人不了解非洲。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非洲就是一个国家。” 这也让他感到困惑。
几年前，迪亚拉的父亲病重，他带着妻子和7岁的儿子回到马里，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两个孩子有时会他问家在哪里，迪亚拉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尽管迪亚拉的两个孩子出生在蒙自，但还是比较难融入这里的生活。”儿子在当地上幼儿园时，有一天哭着回家告诉迪亚拉，老师说他是黑人小孩。迪亚拉无奈，只能送孩子上昆明的国际学校。
2003年底，妻子带着儿子搬到了昆明，迪亚拉独自留在了蒙自。
“第一个病人”
在课堂上，迪亚拉经常和学生们说：“你的第一个病人永远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你对第一个病人好、处理好了后，会口口相传，后面会有很多零，十、百、千、万的病人会找到你。”
读研究生时，迪亚拉第一次出门诊，那时针灸科室里还有另一个本地医生。挂了号的病人纷纷排队到那个医生门口，迪亚拉诊室门口空无一人。
直到一周后，一个腰疼的老人出现在迪亚拉面前。老人心急如焚地描述了症状，迪亚拉先平抚她的情绪，诊断之后为她扎了针。第二次，老人又带了另一个病人找到迪亚拉。那个星期，迪亚拉治疗了两个病人。
博士毕业后，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隔壁诊室排着长队，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后，一个患者推开了大门，进屋看到迪亚拉，调头就跑走了。迪亚拉追了出去，病人跑到护士跟前抱怨，自己来看中医，“怎么医生是一个黑黢黢的外国人”。
情急之下，迪亚拉向他承诺，如果他的治疗没有效果，就不收费。那个颈椎不舒服的病人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疗。后来，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成了迪亚拉的病人。
“我没有做错什么，总会有人理解我”，他喜欢中国人的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没有病人时，他就在病房等着，看书学习。
迪亚拉的老师孙光荣说，迪亚拉是个真正的中医，他“对中医药学真爱，真学，真懂，真用”，对每一样药的作用和组成，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
数十年过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人有时会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或发微信描述症状，询问应该如何治疗。“他很耐心，真正在听病人说什么。”一位躺在病床上做艾灸治疗的胃病患者说。
许多人称迪亚拉“迪老师”。他身材高大，带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黑色皮肤掩盖了他的实际年龄，让他看上去年轻十岁。
几年前，一个富有的煤矿主找到迪亚拉，让他给自己中风的母亲看病。煤矿主派司机开着一辆劳斯莱斯从昆明把迪亚拉接到家里，给他母亲扎针。后来，他的母亲病情好转，煤矿主要送迪亚拉一辆车，被他拒绝了。
迪亚拉希望中医能走进每一个家庭里，不分贵贱，“中医本身就是来自民间的，比较接地气的” 。
一天看诊结束，办公室只剩下迪亚拉一个人。他看上去很疲惫，缓慢地眨着眼睛。时钟已经指向晚上7点。他在犹豫，要不要开车回昆明家里。“现在一定堵车。”那天是星期五。
“明天病人应该很多。”
最后，他决定留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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