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澎湃新闻 2018-02-21 09:43 大字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中国音乐界。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迎来一批作曲新星,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刘索拉、周龙、陈怡、陈其钢、苏聪……很多人没想到,这一批年轻人会成为华人作曲界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音乐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1978级合影

回想1978年春节,叶小纲首先想的是自己有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本通知书对当时的他来说太重要了。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教授……叶小纲如今的身份有很多重,然而最先让他声名鹊起的身份,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

现年62岁的叶小纲出身于音乐世家。其父叶纯之是中国早期现代音乐拓荒者,在香港写过近百部电影音乐,一度和李翰祥、胡金铨并称“三鬼才”。

1954年,叶家举家从香港迁到上海。次年,叶小纲出生,四岁开始随父习练纲琴。

“文革”期间,叶纯之受到不少冲击,对子女也带来不小的影响。当时,叶小纲的大姐去了工厂,哥哥和二姐下了农村,学音乐对叶小纲来说变成了一种动力。在别的小男孩都在满街踢足球、打弹子的时候,他在拼命练琴,一方面是喜欢,一方面恍觉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

因为练琴,叶小纲丧失了小男孩应有的顽皮和快乐。他还记得,十二三岁,钢琴协奏曲《黄河》刚出来时,他就能弹了,然而考了无数个文工团,他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考不上。

中学毕业后,叶小纲成了一名钳工,在上海宏文造纸厂度过了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六年。

在造纸厂,他先学了两年造纸理论,半工半读,一个礼拜学习,一个礼拜劳动,在不同的造纸工艺流程里锻炼。弹钢琴的手拿起锉刀,用榔头和木桩敲白铁皮,敲不准砸在手上是常有的事。叶小纲也不抱怨。他面相斯文,内心却倔强,即便是做工也不想输给别人。

当时的上海在全国也算繁华的,工友们下了班,不是压马路,就是逛商场,叶小纲回到家就是练琴,“我期待中,好像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但我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

1977年深秋,叶小纲终于等来了冥冥中的命运转折。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在《人民日报》刊登招生广告,面向全国招生。高考不用单位推荐,只要业务好就能赴考,叶小纲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了四个考点,然而来上海招生时,只有作曲系,没有钢琴系。

叶小纲从来都是埋头练琴,没学过作曲,“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我母亲就说,还是试试看,你考钢琴系,就算你考取,你永远是弹别人的东西,你要考作曲呢,也许一辈子人家就弹你的东西。”

在母亲的鼓励下,叶小纲花一天半时间写了一首钢琴曲《风景画》。没学过作曲,他完全是凭本能写作,然而就靠这首曲子,他打动了老师,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叶小纲与母亲。图源“叶小纲”微信公众号。

原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全国只招十人,因为“文革”十年积压的人才太多,作曲系名额从十个扩招到三十多个。上海考区有四五百人报名,最终考取了五个,叶小纲是其中之一。

叶小纲还记得,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和工友拿着通知书,半夜到他家敲门,“从此就不让我上班了,我们厂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考到北京去了。当时在地方上考到北京是很不得了的事。”经历过那么多次拒绝,叶小纲舒了一口气,考上大学意味着国家能管分配,而他也终于能做音乐了。

1978年春,叶小纲迈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

弹肖邦出身的叶小纲在班里颇为洋派。当其他人还在弹《拜尔练习曲》,学入门钢琴的时候,他已经能弹很高级的曲子了。那时的他有个习惯,开着门弹琴。

“我也不是成心要开门练琴,那时候条件特别差,夏天多热,所有琴房门都开着。”叶小纲记得,赵寒阳(二胡演奏家)也天天在楼道里练琴,尤其是练《江河水》,曲子特别苦,感觉整个楼也跟着苦起来,就像进了旧社会;还有人在琴房练《十面埋伏》,那么多琵琶齐奏,琵琶声钻进人耳,真是四面楚歌;声乐系有时也会“混战”,所有嗓子都在吼,男中音像牛,女高音似鬼……

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央音乐学院只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就没有对外交流。“文革”结束后,外国专家如小泽征尔、斯特恩、梅纽因等源源不断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学校也开始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

大二,广西韦拔群烈士墓,叶小纲、郭文景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是中国音乐界第一拨对现代派音乐感兴趣的,尤其是后来并称“四大才子”的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

当时,谭盾、瞿小松已经显现出“叛逆者”的形象,叶小纲一直是好学生,作品不那么叛逆,争议也相对少,是班里的“旋律大王”。不过,他也写过实验性的曲子,譬如《丙辰素描》《白色的花》,因为太过新潮,还把老师气得要命。

巧的是,这四个人刚好住同一间宿舍。叶小纲和谭盾是上下床,当时的他还很清瘦,瞿小松也没胡子,谭盾差不多是那个寸头,郭文景还是白面书生的样子,不像现在吸着个烟斗。

“我们班里没有恶意竞争,没有互相看不起,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如何,说白了,我们是赶上第一拨。但是我们很用功、很蹦跶、很努力,从来不放松自己。”

回想那些日子,叶小纲也不觉得苦,因为苦惯了,“那时候我们对知识比较渴望,想补回损失的青春,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上。”

叶小纲对瓦格纳痴迷,小时候听到瓦格纳的歌剧唱片,他就立誓,那种音乐自己将来也一定要做出来。《席格弗里德牧歌》使他彻底下了学作曲的决心,宏大的铜管交织为作曲家的精神世界抹上一层金碧辉煌的神秘色彩,让人昂首仰视,可望不可即。青年叶小纲常常立在黄浦江畔,想象自己何时也能像瓦格纳那样,造化出这样一片难忘的天籁之声。

作曲系的五年历练,让叶小纲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从一个满怀热情和理想的热血青年,他渐渐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将热情付诸实践,将想象变成纸上音符,通过乐队将音符还原成声音。

1983年,叶小纲创作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奖;1985年,他的交响曲《地平线》问世,在业界引起广泛关注;1987年,他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西洋音乐环境里得到更系统的锻炼,创作了众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当代音乐作品;1994年,叶小纲回到离开了七年的故国,是最早的海归之一,大环境越来越好,他的机会更多了,音乐会开遍国内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委约也越来越多。

和父亲一样,叶小纲后来也写了大量影视配乐,不管是电影《湘女潇潇》《人约黄昏》《半生缘》,还是电视剧《上海沧桑》《玉观音》,旋律始终是他的强项。

叶小纲早年的创作带有先锋派色彩,1990年代开始,风格逐渐接近浪漫主义。1997年父亲去世后,叶小纲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变得更沉稳,更平和,越来越好听,不像以前玩那么多新花样。

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前卫一代作曲家,叶小纲经历了实验创作与西方影响的多重洗礼,然而他的作品始终饱含一种独特的抒情和优美。中国古典音乐、德国古典音乐、美国当代音乐技巧,这三方面构成了叶小纲音乐创作的精神原点,让他的音乐雅俗共赏,兼具了学术性和大众接受度。

一直以来,叶小纲都对自己严要求。即便当上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他依然每天看书、作曲爬格子至深夜,得空时还在自己的公众号写上两笔,文字老辣。刻苦、自律,这是他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即养下的习惯。

叶小纲认为,现在的自己仍处于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回想起来,他对改变自身命运的1978年是十分感激的,“当时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整个社会百废待兴、蒸蒸日上。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家群”的涌现,是历史的必然,大家都憋太久了。”

(资料来源:央视《音乐人生·叶小纲》、东方卫视《可凡倾听·叶小纲专访》)

新闻推荐

陈巧茹领衔 “川韵蜀戏”走进美国校园

本报讯(记者孟蔚红)当人们还在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川剧表演艺术家陈巧茹带领成都市川剧研究院14位艺术家,于农历正月初二踏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接下来两周时间里,他们将在美国大学和图书馆演出...

成都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成都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

 
相关新闻

新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