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硕士万字信控诉父母；考古学泰斗宿白逝世
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信控诉父母
近日，《成都商报》刊发的独家报道《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文 控诉父母“控制与伤害”》引发热议。报道中，80后的北大留美硕士王猛（化名）已12年未回家过年，在电话、qq、微信上拉黑父母6年。他将自己与家庭决裂的根源归结于父母从小对自己过度的控制，并写下万字长文控诉父母带来的种种伤害。
令人惊讶的是，报道刊出后，大量网友表示了理解与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王猛以自身有些极端的经历和做法，揭开了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长久存在的问题：否定、责骂、过度控制、忽视隐私、轻视独立……许多网友同样回忆了自己童年遭受的阴影和创伤，乃至发出“做父母怎么会不需要考试”的感慨。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将一切挫折都归结于“父母毁了我”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拉黑、断绝关系等激烈举措终归有负于父母的生养之恩，“双方欠缺的是沟通而已”。
王猛写给父母的决裂信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许多评论人将“万言信”事件矛盾的根源解读为代际的冲突。如四川大学新闻学教授张小元便认为，此事涉及的是两种不同文化方式的紧张——父母从根本上“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所犯的都是小问题；而从儿子的角度看，由于生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他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文化体系，自然会对父母的威权地位感到反感。两代人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这种思维的脱节是相互推卸和指责的根因。
但仅仅以“代际冲突”这类过于宽泛的概念来定性本次事件，并大而化之地提倡“多沟通”未免难以落到痛点。我们看到，代际之间“冲突”的关键之一在于父母和子女对亲密关系边界和个体自主权的不同认识。新京报记者张畅便认为，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自我和外界的关系往往含混不清。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边界感的匮乏和丧失，并在家庭关系中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过度干涉或过度冷漠。张畅引用了宫学萍对父母“恶性自恋”特征的描述：宫学萍指出，自恋的父母不会把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问题或有限性，反而将其归咎于孩子；就像长信中的父母那样，他们或者通过制造愧疚（“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或者通过贬低（“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做不到”），或者通过无视来应对孩子的意见或反抗，往往忽视其内心的需求和成长。对这些父母来说，孩子首先是自己的孩子，其次才是一个人——他们从内心抗拒孩子的成长，因为这意味着对下一代主控权的丧失。
不可否认的是，就算明白这些道理，站在家长的角度，“管教”始终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难以放弃的“权力”。杨早便认为，中国文化中对于“溺爱”的恐惧根深蒂固，在几乎所有教育性的新闻叙事与影视叙事中，一个闯祸的孩子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无限纵容或放任自由的父母。“管教”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竞争的恐惧始终是中国家庭焦虑感的一大源头，何况相对未成年的孩子，父母不仅有着体力优势、经济优势与信息优势，更有着太强的道德优势与心理优势，这种天然的不平等的较量中自然充满了各色威胁与恐惧。在文章最后，杨早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建议，来平衡和制约父母“管教”时权力的界限：即，每次指责前，先反省自身的怒气是因担忧孩子未来还是为面子或为自身投入不得回报而不甘，再审思孩子的错误是原则性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最后自问，“如果孩子是我的朋友，我会如何面对TA的错误？”在杨早看来，孩子与父母其实是互相形塑的，而为人父母如同一场战战兢兢而如履薄冰的长征，最令人担忧的便是父母那不被理解的爱让孩子受到伤害。
而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父母，但我们可以选择走出伤痛》中，张畅则更加关注子女应该如何减轻或摆脱原生家庭来带的负面影响。作者看到，就和“抑郁症”、“XX焦虑”一样，对原生家庭的关注和控诉是近几年才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众议题中的。当然，这体现了逐渐长大的80后和90后对自身成长中障碍和情感经验的自觉，但另一方面，若一股脑地将现实的挫折和性格的缺陷都归因于父母和原生家庭，实则只是增加了一种“集体无力”感——仅仅找到我们痛苦的责任方，仅仅执着于和父母保持对抗状态，并不能帮助我们好好生活。对现在的王猛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独立且积极地面对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这篇文章的末尾说道，童年时期父母的苛责与冷漠固然会留下创口，但也未必会彻底毁掉一生。事实上，我们也在王猛的事例中看到了对话和前行的希望——在事件报道后，王猛向成都商报记者表达会考虑是否“回家”的意愿，而对于过去的经历，他也有了更乐观的心态：“初步想法是不能把过去简单地看成废墟，……应该用心清理，还可以发现基础、设计、施工中间的诸多问题。这样才能为明天铺平道路，打造新的景观。”
宿白先生和56级学生在故宫太和殿。
“考古学泰斗”宿白逝世
2018年2月1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作为北大考古学科主要创始人和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宿白在北大任教逾七十载，他为中国考古学科的建立和体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领域的优秀人才。本次周报将综合过往有关宿白的专题、报道和视频资料，以及宿白学生的悼念文章，试图呈现宿白一生在中国考古领域内的主要成就，以及学生眼中这位勤恳、严苛而纯粹的“教书匠”。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在河南禹县白沙墓群。在1951到1952年，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而宿白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光明日报刊载的《宿白的特别之处》曾提到宿白对这“第一铲”的感受，相比起将田野发掘当作某种有趣的经历，宿白更抱着一种严谨完成任务的态度，“认真做起来就什么都想不到了”。1952年1月中旬，发掘工作结束；1954年，宿白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在北大新闻中心记者朱亮亮看来，《白沙宋墓》一书的出版在田野考古纪实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未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整本书编写体例明确，严格区分了报告主题正文和编写者研究的界限，至今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书写典范。
此外，宿白又以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著称。1959年，宿白作为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组成员去往西藏，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文物调查。宿白绘制了大量平面图和立体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1988年，他在西藏文馆会的邀请下第二次进藏，年近七旬的宿白在八年的不懈努力下，完成了近30万字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本书不仅记录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佛教文书，还涉及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区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考古的先河。
石窟寺研究构成了宿白在中国佛教考古领域内另一重大贡献。1978年，宿白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将文献与考古结合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彼时，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日本学者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直占据该领域的主导地位，长广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等文章驳斥宿白，甚至质疑其采用文献的真实性。对这些质疑，宿白一一以严谨的论证加以回应。直到1990年，长广敏雄终于在《中国石窟》一书中承认宿白论在文献学角度上的合理性。以云冈为起点，宿白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辽宁义县万佛堂、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云南大理石钟山石窟……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的评论：“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宿白的学生李梅田曾这样评价他一生的成就：《白沙宋墓》开创了考古报告的编撰体例；云冈石窟、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开创了佛教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奠定了西藏佛教考古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先生功不可没”。
在央视《大家》栏目的宿白专题中，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如此说道：“我们知道，他就像星辰一样，我们并不可企及。但他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个“指引”绝非虚言，事实上，我国自50年起参加考古、文物和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直接或间接的学生。宿白一生都献给考古，却自认“只是个教书匠”。
最让学生印象深刻的是宿白的认真教学和严苛要求。学生李志荣和杭侃都回忆道，宿白先生的课程讲稿大都精心准备，课堂教学则是干货满满，“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但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而在指导学生时，宿白更是严厉有加：学生每周需汇报读书情况，而论文写作中一点偷懒都会遭到严厉批评。学生陈悦新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师从宿白先生时，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在一年间由宿白先生指导并反复修改了20多次，细致到每个逗号，每个句号，宿白都会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
而在学生眼中，宿白先生不仅仅是教授知识的“经师”，更是为人处世上的“人师”。李梅田尤其感慨于宿白在学术上的纯粹追求，以及在这纯粹追求之下的澹泊宁静。在他看来，宿白先生的纯粹学术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哪怕在特殊时期因政治原因遭到批判，但终究在时间的洗练下闪烁光辉；而在立身处世上，宿白仍然抱有这种“潜心十年”的韧劲。杭侃回忆他与老师的一次对话： “我说现在诱惑太多了，他说是啊，现在的诱惑恐怕比“文革”的冲击还大。但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就看那些能沉得下心的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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