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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成都的三国文化

成都晚报 2018-01-22 09:42 大字

◎张 起(学者)

在唐人心中,蜀地是偏远的,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走蜀道的惊险,如骆宾王《送费六还蜀》诗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巴蜀与中原道路艰险,往来不易,但正是因这样的特殊环境使得巴蜀文化自成系统,且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汇通相对较少,致使前朝历史文化面貌的变迁,在蜀地十分迟缓。

三国蜀汉政权建立于蜀地成都,这里自然保留了许多三国史迹。而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相比魏、吴二国,魏、吴地势开阔,在历次改朝换代的淘洗中历史旧迹遗存,容易时异事移,改变面貌。虽然距离上,长安到蜀中,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交通不便,所以王朝更迭对吴地的历史文化面貌影响更大。刘希夷诗《蜀城怀古》说三国以来,四川风貌变化少,“蜀土绕水竹”“气色何苍苍”,“旧国有年代,青楼思艳妆”,“古人无岁月”,当年的“阵图一一在,柏树双双行”,“汉庙”“秦仓”还在蜀地保存完好。

蜀中留存的三国遗址,蜀人口碑中的三国人事,为唐人歌咏提供了充沛的素材。形成一个特异的现象,许多出川入川的诗人,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杨炯、岑参、刘禹锡、窦常、薛逢、李商隐、薛能、罗隐都吟咏过三国本事。除了诗歌,文章也有反映,如“一代名相”裴度在蜀时,有感于蜀地民间祭祀孔明的风气,而作《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那么多诗客文士歌吟三国,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蜀地民间保留了较好的三国遗风,诸葛亮甚至已深入到巴蜀民间风习中去了;二是刘备君臣在蜀汉建立了清明的政治,这正好切合唐代士子的政治理想;三是诗人们在蜀地时时感染着这种文化遗存,据《三国志》载:“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这一民间口口相传的方式一直在巴蜀延续。

唐人在巴蜀咏三国,主要集中在成都、广元、夔州等地。杜甫生活在成都的感受是:“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这是他成都时见到的蜀人热爱诸葛亮的印象。巴蜀多处祀有诸葛亮祠庙,尤以武侯祠最盛。唐人经常入祠凭吊,如大历二年岑参在成都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幕中,曾游历武侯祠和刘备庙,作《先主武侯庙》;大中五年李商隐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冬天从梓州到成都推狱,游武侯祠,作《武侯庙古柏》;武少仪在蜀时也作有《诸葛丞相庙》。

庙中古柏成片,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如杜甫的名诗《蜀相》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大中末年雍陶刺简州,作诗状写古柏:“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武侯庙古柏》)。

杜甫咏赞诸葛亮,在现存的杜集里,有二十多首诗吟咏或提到,仰慕之心,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特殊经历分不开。在陷唐于极大动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举家逃难到成都,这里是前蜀汉政权的大本营,之后又流徙梓州、阆州、夔州等地,在川约八年。杜甫在巴蜀,无一日不思念安史叛军占领下的中原父老乡亲,希望能尽快恢复李唐王朝的繁荣,“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在蜀地的他特别怀念三国时以西蜀为基地,五伐中原,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因此他“愁来《梁甫吟》”(《初冬》)。“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谒先主庙》)诸葛亮北伐屯田渭南,却在五丈原去世,遗下未竟之业成千古恨事。诸葛亮是悲剧英雄,杜甫是崇敬这样的经国重臣的,他以名诗《蜀相》为之恸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唐人的三国文化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所谓历史的,是包含对三国历史题材的重视,因为离开那段历史只有四百多年,三国留下的历史财富还在,历史古迹尚存。所谓现实的,是指大唐盛世激发的精神追求与三国英雄史事契合,唐人需要利用三国题材来激励自己,因此三国题材现实地反映了唐人的时代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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