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日焰火》到《暴雪将至》：犯罪悬疑片为何钟爱旧工厂？

《暴雪将至》尽管口碑爆棚，却是一部在公众视阈内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讨论的电影。自1950年代，国产犯罪电影就一直与工厂有着某种亲缘性，彼时的类型片“反特电影”中，工人在工厂中缉获侵入的特务是最流行的叙事之一。而近年来从《白日焰火》到《暴雪将至》，破败的工厂景观也日渐成为了今天国产悬疑片钟爱的背景。不过，不同于反特片中永远清晰的结果，今天工厂中的犯罪叙事，却总是黑色危险地带里的一桩悬案。90年代的“下岗潮”带来了“三线”工业城市生活的剧变，“单位制”下原本充满秩序的生活瞬时土崩瓦解。所以，电影中所营造出的工厂迷宫里的黑色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诞生于正在解体的工厂生活本身。

《暴雪将至》剧照

工人阶级：从政治概念到职业身份

似乎在所有表现国有老工厂改制的电影里，都要出现一个炸烟囱炸厂房的套路。2008年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在成都炸了一次厂房，2011年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在东北炸了一次烟囱，这回轮到了最近上映的董越作品《暴雪将至》。影片结尾处，在2008年的湖南，出狱后的前保卫科干事余国伟和一群老工人们无言遥望远处的烟囱轰然倒下、化为一片白烟。

不过，在《钢的琴》中，炸烟囱的时刻正是一度失落的“工人阶级主体性”重新生成的时刻。老工人们联名写信希望将烟囱保存下来，退休工程师关于保卫烟囱的创意发布会引来了大量老职工，“炸烟囱”让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历史和记忆自发聚集在一起。烟囱延伸出退休工程师关于烟囱的长篇抒情，连带出陈桂林关于如何在两个烟囱上叠加创意、使之变成两块金条的奇情狂想，更召唤出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集体情感。然而，在《暴雪将至》中，由于影片将故事的叙述者设定为一个在他人看来“这个姓余的疯了”的杀人犯，关于过去的记忆呈现出混乱与碎裂的状态。当出狱后的余国伟回到记忆中自己曾获得1997年劳动模范的荣耀之地——工厂大礼堂时，看门的老大爷却告诉他，保卫科效益不好，从来就没人得过劳动模范，而1997年时大家都忙着各寻出路，更是根本没有心思评什么劳模。叙事者记忆的不可靠性在这里被暴露出来。接下来，当失魂落魄的余国伟遥望烟囱被炸毁之时，“炸烟囱”也就成了彻底的、无用的悼亡。观众甚至要问，这些围观炸烟囱的人是哪儿来的？烟囱炸了就炸了，人们也许停留驻足，为之感到伤感，却不会因共同的记忆而引发任何重建“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可能。因为，或许根本不存在任何足以让老工人们团结起来的“集体记忆”，记忆早已在风中消散。

在我看来，《暴雪将至》中工人记忆的更大危机在于：“改制”和“下岗”不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突然降临到原本充满着集体主义氛围的国有大厂之中，相反，在“改制”和“下岗”来临之前，工厂里早已分崩离析，早就“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保卫科的不少成员和小偷们勾搭成奸，工人们想的是看热闹、去灯光球场跳舞、“花二十块钱就可以随便摸”，甚至，就连余国伟本人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讲话时，他前半段说的是感谢厂领导和工友、要为我厂保卫工作做出更大贡献，而后半段则突然转成如何通过“奋斗”来“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是典型的个人奋斗话语，集体主义精神已经几乎不再存在。而他对保卫和破案工作如此上心的原因，也不过是为了保住饭碗，最好还能上调到公安局，成为一名“事业编”的警察。

余国伟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更接近于契诃夫笔下被体制和命运所捉弄的“小公务员”——不，他甚至更惨，是想当“公务员”而不得的、“编外”的“余神探”（《暴雪将至》原本题为《编外往事》）。工人阶级曾经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但早在1960年代就呈现出转变为职业性概念的征兆。在诞生于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年轻工人丁少纯受到开鲜货铺子的岳母诱惑，不安于工厂劳动。通过他的父亲、老工人丁海宽的谆谆教导，丁少纯最终重新产生了对于工人身份的认同。其中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丁少纯认为，开鲜货铺子的岳母与自己的老工人家庭只是简单的“分工不同”。因而，和强调“无产阶级觉悟”的父辈老工人丁海宽相比，丁少纯是从职业分工、而非阶级觉悟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岗位的。而当丁少纯与作为模范的同龄工友季友良聊起工厂生活时，他们小时候最向往的是工人们“夹着饭盒”、一亮出“卡着大钢印”的入厂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厂里；等到他们自己成为工人，最高兴的事情则是“社会上承认咱俩是个工人”。在这里，劳动模范季友良和不模范的丁少纯似乎毫无区别。在他们对于工人身份的理解中，不见“阶级觉悟”的踪影，而是充满了对工人作为一种特权身份带来的福利和社会认可的喜悦。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工人”不再意味着“领导阶级”，而只是一种职业身份。不过，那个年代的“工人”是值得艳羡的职业。正如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里老工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样：工人工资高，有汽水喝，有劳保手套发，困难时期每个月还能保证三斤猪肉。

工厂：历史废墟与黑色迷宫

《暴雪将至》中，大礼堂里的看门老人对余国伟说：“保卫科没有效益，劳模从来不评给保卫科”。所谓“效益”意味着，生产效率的逻辑早就渗透到“劳动光荣”的逻辑之中。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工人不再是光鲜体面的职业，曾与之伴生的荣誉感也就迅速荡然无存。在2011年的《钢的琴》中，下岗工人不是技能陈旧、跟不上时代，而是被重现为各显身手的能工巧匠。这一点曾在《钢的琴》上映时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高度评价。类似的是，在《暴雪将至》中，余国伟也并不一直是兢兢业业的“预备公务员”。作为“神探”，他也有自己的自得一刻。当有人夸他一眼能看出谁做了坏事时，他会眯着眼、昂起头、带着得意说出：“没办法，就是这能耐”。然而，技能点的高超并不会带来荣誉感和尊严感的重建，因为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劳动与平等的原则。就像《钢的琴》在以红裙热舞的抒情场景展现劳动过程的欢快之后，那架能工巧匠造出的“钢的琴”依然无法让陈桂林在孩子抚养权问题上胜过暴富的前妻。

于是，《暴雪将至》中的工人记忆成了《钢的琴》乃至《二十四城记》的反面。《钢的琴》试图重现国有大厂中工人集体劳动的激情岁月，《二十四城记》讲的是“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那是关于“三线”工厂的荣耀历史。而《暴雪将至》讲的更多是当荣耀和激情退去后的黑色一面。 电影里，1997年的冬天有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还有男工人在口角间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更有余国伟一步步走向疯狂。这让老警察问：这个冬天怎么了？

《暴雪将至》以发生在工厂周边的犯罪为主要线索，2014年上映的《白日焰火》也是以老工厂作为犯罪背景。往前追溯，在50年代中国的流行电影题材之一“反特片”中，如何识破针对工厂的特务活动正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对象。新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中，女特务被安插进了东北的橡胶厂。1950年上映的《人民的巨掌》和1963年上映的《跟踪追击》则分别表现的是发生在炼钢厂和发电厂中的特务破坏活动。工厂与犯罪题材的亲和在于，工厂本身就是一座迷宫。对“迷宫”属性的展现正是《暴雪将至》影像风格的迷人之处。影片中最精彩的一段，是余国伟在工厂中追捕疑犯的情节。充满着传送带、管道、钢架乃至铁轨和火车的工厂成为最好的藏身之地，也是处处隐匿着危险的所在。工厂周围的生活区同样也具有“迷宫”的属性，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和黑色雨衣的工人们是迷宫中同质化的大众，穿行于三厂交汇处寻找罪犯的余国伟则是这座迷宫中的漫游者。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使90年代已趋破败的工厂景观与波德莱尔笔下作为现代城市的巴黎有了相似之处。

事实上，这座看似沉默的、废墟化的工厂，本身是中国特有的现代化过程的产物。自60年代中期起，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大量原本分布在沿海和东南地区的工厂迁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开端。由于“三线”工厂的工人主要是外来移民，工厂内部往往形成了独立于外部的小社会。《暴雪将至》虽然将背景设置为虚构的湖南长宁市，却在影片中极少使用湖南方言，老警察也希望自己退休后可以回到北方老家，这些细节都在点出电影的时代背景。

“三线”工厂的内部是由中国特色的“单位制”组织起来的工厂生活。单位制来自革命时期的军队传统，对单位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各个方面都实行全面的供给制。正是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单位”带来了工厂内部的高度秩序性。因此，在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中，工厂被外来的破坏力量偶然闯入，但阴谋总会被那遍布于工厂、永远警觉、爱厂如家的工人们迅速拆穿。而90年代的“下岗潮”带来了“三线”工业城市生活的剧变，“单位制”下原本充满秩序的生活瞬时土崩瓦解。1997年出版的《失业冲击波——中国就业发展报告》（杨宜勇等著）引用了河南省总工会对于6000多名失业职工的调查，其中“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4%的职工靠借款和捡破烂为生，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甚至沿街乞讨”。——1997年正是《暴雪将至》中余国伟下岗的年份。在这样的经济困境中，老工厂生活区附近的犯罪率提高几乎是必然的。工厂迷宫里的黑色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诞生于正在解体的工厂生活本身。

没有结果的悬疑片

下岗工人们从“领导阶级”坠落，这使他们不仅在物质条件上、也在心理状态上无法应对现实。曾有人讨论过东北铁西区在“下岗潮”中的一个老故事。下岗后的一对夫妇生活十分艰辛，一日因为家里拿不出给儿子买运动鞋的钱，妻子止不住抱怨丈夫，丈夫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在这个故事里，评论者看到的是曾作为“父亲”的工人阶级在“下岗”后的符号性死亡。（刘岩：《记忆与生产——评电影<钢的琴>》）而在《暴雪将至》里，下岗前的余国伟与灯光球场里跳舞的女工有一场暧昧的艳遇，而下岗后的他却不再触碰燕子。下岗成了对工人阶级的“去势”，是他们作为男性的符号性死亡，也是主体身份的彻底陷落。

记忆者的碎裂带来了记忆的碎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同样是发生在工厂里的犯罪，五六十年代有着清晰结果的“反特片”到今天却成了没有结果的“悬疑片”。 “下岗”让工厂工人从集体化的“单位”中被甩出，成为游走在“市场”中的零散个体。丧失了主体身份的工人，只能给出破碎的记忆片段，无法再拥有曾经在“工人阶级”的位置上所能给出的总体性视野。《暴雪将至》中曾作为“神探”的余国伟不再全知全能。他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徒弟和心爱的女人，抓凶手永远功亏一篑，更被自己的命运所玩弄。他作为侦探的彻底失败也是工人阶级的失败。于是，在工人主体性崩解的90年代，工厂生活的日常秩序一冲即破，工厂被卷入那无边的黑色漩涡之中，再也无法逃脱……

只是，当看到电影中余国伟在下岗后拼命挣扎、人性扭曲以致疯狂，我也想起了自己长大的那个国有大厂生活区。和《暴雪将至》的取景地衡阳一样，我的家乡也是“三线”建设的基地之一，90年代因“下岗”和“改制”带来的动荡不安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正如东北黑社会的泛滥与下岗潮几乎同步，90年代的家乡也常常有飞车抢劫和杀人强奸的社会新闻，吓得我直到高中依然不敢走夜路。楼下的叔叔为了不下岗，在厂长家门口抱着煤气罐扬言自杀。他因此躲过了下岗，却在后来转型为私人企业的工厂里因频繁应酬而患上肝癌，如今已不在人世。邻居家叔叔原本是工会主席，受不了改制后受雇于私人老板的憋屈，因而出走外地，然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至今还是一瘸一拐。另一位叔叔想管教自己重度网瘾的儿子，却被儿子指责：“你自己对着领导点头哈腰，凭什么对我就指手画脚”。后来他也离开了效益每况愈下的工厂，五十多岁的人依然住在透风的工棚里。集体活动的大礼堂也如影片中那样被拆除，改建成了商品房。只有高耸的水塔和烟囱还依然坚固，爸爸说：那是苏联人帮助建的，特别难拆。

而更多的父老乡亲在“下岗”后南下广东，从“工人阶级”变为个体户和打工仔，然后流散他方。如今，即便我想再次拼合一份有关工厂的回忆，也早已无从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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