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去闯 坚持走下去
稿件来源：蒋作平吴光于
吴宛平手持老照片，回忆在广东的故事。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吴宛平保留的1988年金堂县劳动局局长高从永的一封信。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王红琼﹙右﹚在厂里了解制衣过程。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新华社记者蒋作平 吴光于
2019年春运大幕已经拉开，千千万万农民工再次踏上回家的旅途。在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返乡游子的归来让小镇变得愈发热闹。“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多了寻找机会的身影。金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咨询返乡创业优惠政策。
31年前，50名四川农村姑娘在这里告别亲人，奔赴广东开启寻梦之旅。自此，她们把金堂县竹篙镇与东莞市厚街镇、把四川和广东省、把内地和沿海紧紧联系在一起。岁岁年年，她们与亿万农民工一道，经受时代洗礼、不断突破自我。
闯广东“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
1988年初春，农历二月十九，川西平原上的油菜花开始绽放。16岁的青春少女王红琼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49名同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
她们的目的地是广东东莞厚街镇的厚兴皮具厂。此前，王红琼最远只到过离家20公里的淮口镇。
1984年，我国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向流动人口逐渐敞开大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迅速增加，“农民工”称谓也随之而生。
1987年，时任金堂县竹篙区委书记的沈友春，与厚街镇劳动服务站签订劳务输出协议，为厚兴皮具厂组织50名女工。这是金堂县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成建制”输出农民工。
沈友春回忆说，改革开放前，农村里最优秀的是会 “使牛”的人，一手赶牛，一手掌犁，需要很高的技术，工分也最高。可是工分不值钱，分的粮食不够吃。因此，外出务工是农村生产力解放后的必然选择。
得知广东招工，尽管家人不舍，王红琼还是报了名。体检、选学历……接到录用通知时，王红琼和她的姐妹们感觉“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那一年，竹篙镇200多名女孩报名闯广东，最终只有50人被选中。
妈妈以当地嫁女儿的方式，给她弹了一床新棉絮，爸爸把家里仅有的70元钱塞到她手里。离别的汽车旁，父母和女儿们哭成一片。
竹篙距厚街1600公里。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王红琼是“民工潮”中的一朵浪花。上火车时她就被挤丢了背包，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竹篙中心校校长吴宛平一把攥住，才没与队伍失散。
车厢过道里水泄不通，连座位下都躺着人。她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亿万中国农民工将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崭新的历史。
据广东省统计，1988年第一次“民工潮”时，进入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约有300万。
两天三夜后，姑娘们终于抵达广州。火车站人潮涌动，吴宛平拨通厂方的电话，却听不懂对方的粤语。“过了好久我才知道，‘缸口’说的就是街口。”她笑着回忆道。
辗转抵达厚街时已是离家后的第四天。
吴宛平至今保留着1988年金堂县劳动局局长高从永的一封信：“请你转告50名金堂姑娘，你们是金堂第一批到广东工作的，也是我县迄今为止第一批走得最远的，称得上是勇敢者。既然勇敢者的路迈出了第一步，就要坚持地走下去。”
从“盲流”到新市民 用奋斗书写青春
“春潮奔涌车声隆，百万民工闯广东。肩担手提行色急，城乡阻隔路始通。”走进金堂县农民工博物馆，这首小诗映入眼帘。磨出窟窿的编织袋、皱巴巴的火车票，还有那一封封被泪水浸湿过的泛黄家书，无声诉说着农民工们的奋斗史。
50名金堂姑娘第一次离家，兴奋之余带着一些悲壮。“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些姐妹刚到东莞就想回家了。”
车间从早上7点半到夜里11点都灯火通明，王红琼被分配到做包的车间，是姐妹中最拼命的一个。月底第一次领工资，最少的领到8元，而她领到了50元“巨款”。
在闯广东的潮流中，王红琼和她的姐妹们是幸运的。在很长时间里，农民工身份尴尬，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办不了暂住证，会被当成“盲流”收容，甚至罚款。
来自金堂的孙志成1991年刚到东莞找工作时，为躲避查暂住证不得不住进 “青山旅馆”——山为旅馆、天为被、地为床。同样来自金堂县的谷宇，在东莞经历了在烈日下晒太阳、做俯卧撑比赛等，因为上百人中坚持到最后的几个，才能被录用。
“既然出来了，不闯出个名堂绝不能回去！”这是亿万农民工的决心、雄心和信心。
即便在最闷热难熬的夏天，王红琼也没日没夜地加班。“天气热，屁股都坐烂了，麻木了都不知道疼。”
厂里常播放 《粉红色的回忆》，如今每每回忆过去，王红琼的耳畔就响起它的旋律。
在她展示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中，随着时间推移，姑娘们从羞怯变得自信。“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观念，让我们有了积极上进的努力方向。”
到1998年，竹篙镇外出务工人数达到3.8万人，接近全镇总人口的八成，通过邮局汇回的资金总额高达1亿元。
1999年，金堂县劳务输出达到高峰，达到18万人。其中在厚街镇高达3万余人，厚街镇一度被外界称为“小金堂”。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是改革开放前沿建设的主力军。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亿多人。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广东的外省籍务工人员保持1600万人左右，其中四川籍的常年保持在450万左右。千万农民工与勤劳务实的广东人一起创造了“广东奇迹”共同建设大珠三角城市群。
石萍是至今仍留在厚街的金堂女工之一。这些年她所在的厂老板换了三任，但她作为骨干，一直备受赏识。这些年她赚钱买房、买车，供养孩子读书，还接来自己的双亲，从“外来妹”变成主人翁。
“金雁”归来 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大批人群靠知识和技能，成为新兴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一批批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成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在“华蓥山游击队”闻名的四川广安华蓥市，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新兴产业新城，背后凝聚着返乡创业者们的心血。1993年，高考落榜的李双林到东莞一家电子企业打工。16年后，他回到故乡广安华蓥市，创建了当地第一家电子企业。如今该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已有77家企业入驻，电子信息产业已由低端整机代工向高端消费电子、核心零部件生产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该市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
王红琼2006年回到金堂，开办了“锦洲成衣厂”，一年能接到上千万元的订单。除了竹篙镇“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的厂房，她还在4个乡镇开设了车间，解决了200多名姐妹的就业问题。
1998年，金堂县创建打工仔开发区——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区，2007年又实施“回引工程”，到2018年10月，已吸引2172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办各类实体2072家。
从“孔雀东南飞”到“金雁归巢”，王红琼走了18年。她说，漂泊在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照顾家庭。现在每天下班后，看到工厂姐妹们能和家中的孩子相拥相亲，只觉幸福满满。
现在，她收养了两个孤儿。“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让下一代成了留守儿童，现在不能再让孩子受委屈了。”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四川和接收大省的广东，收获最大的是相距千里、跨越40年的共同发展。”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李一漫说。
孙志成回到竹篙镇，办起了制衣厂；谷宇也回到金堂县高板镇，流转600亩土地搞生态农业开发。
漫步竹篙镇，王红琼和丈夫肩并肩走着，望着延伸到南方的大道，“你看，那就是当年我启程的地方。”她的笑容里写满历经沧桑的淡然和坚定。
（新华社成都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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