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馆最早新派起来
接触新学使用洋货
公馆里的人，最有条件接触新学，读到《申报》《沪报》 之类东西。这玩意儿有点像“辕门抄”，又有文章，又有时务策论，又有诗词，一纸在手，国家之事尽来眼底。尤其稀奇的是，那上面有卖各种东西的招贴，譬如花露水之类。而公馆的陈设用品，也已离不开洋葛巾、香胰子、保险洋灯、牙刷、三坠金链表之类的洋货，商业场里满是西洋用品，价钱那么贵，不是公馆里的人，谁又用得起？
最早新派起来的真是公馆。
文庙前街唐家兄弟三人，是被他们的家庭塾师吴虞（又陵）携往日本游学的，三兄弟对西方物质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都的夜晚还一片漆黑的时候，唐家已经装上了电灯。日本人讲究卫生的习惯也影响了唐家。他们专程去上海买来西式浴盆，用以解决全家人的洗澡问题。
骤马市街上有家公馆，出了个化学系的毕业生，在公馆里就做起化学制剂来。还有一家公馆的主人爱好机械，索性开了一家简单的作坊，制作卷烟，算是一个“街道工厂”。
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党人，曾任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住进了将军街公馆里，这是按照夏之时的意愿翻建的。公馆可谓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是精致的西式落地门窗、壁炉、钢琴、红木家具；卧室里是铜床、罗衾锦被，鲜花点缀。公馆里还有专门的日本式浴室。
夏家由夏太太董竹君主持家务，她在日本也是读过书的，不是一般的妇人见识。女儿们的打扮全是西式，头上扎蝴蝶结，穿短裤、长筒袜、皮鞋、连衣裙，或白衬衫、蓝短裤的海军装。女儿们的膝盖四季露出，使她们能跳跃自如。夏家的孩子小有名气，有家公馆举行婚礼，特别邀请夏家“洋气”的女孩去为新郎新娘牵纱。董竹君自己的装扮，也是“西化”的：S形的发髻，西式衣衫裙子，黑皮鞋，若是走人户，还要拿上个织锦缎细铜链的手提包。
夏家连吃饭也是西式的，三餐饭菜八菜一汤，实行每人一份的分餐制。这些作派引起“公馆阶层”的议论：夏家是洋派。不管夏之时骨子里是如何的封建，形式上的洋派，是做够了的。
傅公馆外挂满招牌
桂王桥傅樵村（崇矩）的公馆门口，挂上了好些招牌，路过这里的人，总要停下来，像看西洋镜似地看半天：招牌上又是报馆，又是印刷所，又是图书社，又是代派省外书报的地方，又是通俗讲演所，又是茶铺，而他本人还在里面住家，热闹非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公馆总共只有一正两厢，一个过厅，他如何安排下这么多的机构？还有，他哪来那么多精力，做那么多事情？
身材矮小、性喜交游的傅樵村，读过尊经书院，是个对新生事物极其敏感又实干的新派人物。1900年以前，成都还没有报纸，只有用锅烟刷印的，转抄“上谕”“辕门抄”之类的“京报”。质地低劣且不论，还只在官场里流通，与百姓无缘。傅樵村在桂王桥公馆门口首先挂出的牌子，是“阅报公社”，陈列了全国各地书报60来种，还有两种日本报纸，免费供人阅读。他的公馆，就成了公众阅览室。
傅樵村还对算学感兴趣 ，又在公馆里设了算学馆，与总教习苏星舫合办《算学报》，这是成都第一张科学类的报纸。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到日本参加世界博览大会，眼界大开，写有一诗：
秀才出了门，更知天下事。
踏遍东西球，遂我平生志。
我生不逢辰，长才困专制。
今日归故乡，桑邦能展翅！
傅樵村回到成都，发奋著述，汇集成规模宏大的《傅式丛书》，有《中国历史大地图》20种，《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中外商务丛抄》100卷等。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繁的工作，真是难为他了。而他还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民办报纸《通俗启蒙报》，后来又将此报分为《通俗日报》和《通俗画报》，上面的许多画稿和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傅樵村对成都最大的贡献，就是写成了一本被称作“清末成都小百科全书”的《成都通览》。在此书之前，州县以上的志书几乎全是官修，大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私人编纂而对社会风俗、社会下层记载翔实的更为罕见。傅氏为成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殊为不易。
傅樵村利用他的公馆，在“开启民智”上埋头苦干，做了大量工作，其他公馆的人各有看法。公馆女子喜欢看他的《通俗报》，可知道些插科打诨的事情，她们叫他“傅樵宝儿”。作古正经的人，有些讨厌傅樵村，嫌他风头太劲，精力太充沛，也太乱了一些，公馆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点不像公馆。也有人称赞他的为人，乱只管乱，也未可厚非，因为他舍得干，不怕人家非议，敢开风气之先，而且干得很有劲。
议论归议论，傅樵村真的无所谓，他要做的事太多了。本是简阳人，举家迁成都后最喜欢自称为成都人的傅樵村，倒真是在悠闲的成都人的性格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的公馆门口挂满的招牌，他的热情，他的刻苦，他的效率，无不独树一帜，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下，他显得那么卓尔不群。
文庙后街军阀云集
民国时期，四川大小军阀裂土分疆，闹得鸡犬不宁。成都成了军阀们的安乐乡，他们把吃缺空、刮地皮的钱，用来买田地、修公馆。而好些老公馆被军阀蚕食，也是迟早的事了。杨森命令大修马路，街道的住户都被要求退出街面五尺。街道扩宽，大公馆的八字门墙不见了，大户小家的门面看齐了。巴金的“家”，“南唐北李”之李公馆，大门也朝里退进去若干。门前台阶下的一对大石缸不见了，一对石狮子也不见了，门墙上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也消失了。1941年初，离开成都老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来的巴金，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去找寻幼年的足迹，却早已物是人非。巍峨的门墙，守卫的士兵，无情地阻止着他的脚步，门墙上有“藜阁”两个大字。据说这里是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大门开了，巴金看到了十八年前的白色照壁，上面的圆形图案中嵌着“长宜子孙”四个大字。觉新大哥，还有嫂嫂，梅，鸣凤她们呢？高老太爷呢？这里面发生的一切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在曾经是自己的家门前徘徊的巴金，心绪难平，关于这公馆的记忆潮水般地涌上心头。沧桑过后，巴金发现自己对这埋葬了好些年轻生命的老家除了恨，也还是有留恋，那毕竟是无法割舍的一段生命。
“南唐”之唐家公馆，渐渐处于军阀的包围之中，与军阀为邻。文庙后街上，至少有五个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阀之家。好些深宅大院都已变成了军阀之家。成都巷战发生时，全城平民遭殃。每次交战，不是这两个派系敌对，就是那两个派系打仗。按说文庙后街应该火药味最浓才对，殊不知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毫无战争的感觉。更奇怪的是，势不两立的双方，战事激烈，不知死伤多少士兵和无辜平民。文庙后街上敌对的几家军阀之间，依然来往不绝，酬酢如一，谈笑风生。这样看来，战争只是士兵和老百姓的事了，他们的生命，和将军有什么关系？
唐家式微，公馆终于要出卖了。买下唐公馆的，是对门的军阀王瓒绪，王瓒绪把这幢公馆当作了司令部。旧的世家大族的衰落和军阀的兴盛，成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公馆的内涵演变着，犹如世道的变化。
公馆生活和它的时代早已过去，还有和公馆一起的小街，老树。那砖砌的高墙和公馆的黑漆大门、铁门槛，门两旁的石狮子，代表着逝去的繁华，出现在老照片和电影里，让人去回味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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